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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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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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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1828～1897），字紫诠，号仲弢，江苏吴县人。晚清著名思想家、学者。早年曾供职于上海墨海书馆，参与外国传教士主持的翻译西书的活动。1862年，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当局事而受到清政府的通缉，避难于香港，结识了理雅各。当时理氏欲将“中国经籍之精微通之于西国”[8]218，正着手英译中国古学经典。《四书》英文本作为《中国经典》的一、二卷已经在港出版，其他各经籍的翻译工作进展得艰难而缓慢。他遇王韬，一见如故，便聘王为译书之助手。由于王韬的加盟，使译书工作进展大大加快。经过两人多年努力，至1865年7月， 《书经》译述宣告完竣，作为《中国经典》第3卷刊刻行世。随后，《诗经》英译本《中国经典》第4卷于1871年、《春秋》和《左传》译本《中国经典》第5卷于1872年相继发行。与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本相比，理雅各、王韬合译的《中国经典》，内容相对齐全，翻译水平比以前的同类作品有一定的提高，以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欧洲汉学界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标准译本。
《中国经典》的英译工作尽管是由理雅各来主持，但是，由于王韬“少承庭训，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8]331，被时人称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9]292，具有深厚的传统学术文化的造诣，他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他负责所有译著的前期基础工作。每译一经，他都要事先博采群书，详察密考，写成笔记，以供翻译之用。对于理雅各弄不懂的，或有疑问的地方，还要研讨说明。他为翻译整理编写出大量的笔记与资料，如《皇清经解校勘记》24卷、《国朝经籍志》8卷、《毛诗集释》30卷、《礼记集释》、 《周易注释》、《春秋左氏传集释》60卷、《春秋朔闰日至考》3卷、《春秋日食辨正》1卷、《春秋朔至表》1卷等。他所写的一些文章多有被收入《中国经典》之中者。王韬赴英助译时曾作历学论文五篇，其中两篇为理雅各所采纳，收到《中国经典》第五卷书首的序言中。[10]71 理雅各对于王韬所做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称：
译者亦不能不感激而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余所遇之中国学者，殆以彼为最通中国典籍矣。彼于1863年岁暮抵港，于精心所集之巨量藏书，特加赞赏，不时取用。并以满怀热忱进行工作，随处为余解释或论辩。彼不特助余工作，且于工作辛劳之际，并为余带来乐趣也。[11]48
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表示：
对我来说，只有第一流的中国学者才有价值。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与他匹敌的本地学者。[12]105
王韬不仅参与了西学书籍的汉译工作，成为近代中国早期西学东渐的推动者，而且他还参加了理雅各主持的中国古代经典的英译工作，是晚清时期较早向域外传扬中华文化、在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先行者。
继王韬之后，陈季同、辜鸿铭继续光大中华文化外传的事业，先后用西文撰写出介绍中华文化的著作、译作，把中华文化的外传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陈季同（1851～1905），字敬如，福建福州人。早年肄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被清政府派遣出国，担任翻译、参赞等职，代理中国驻法公使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荷兰四国参赞，先后在西方居住了近20年之久。陈季同通晓多种西方文字，对法文尤其精通。他对西方社会政情的见解以及对法文的掌握运用，在国内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甚至连西人也赞叹不已。他归国后在上海居住，“西人有词狱，领事不能决，咸取质要；为发一言或书数语与之，谳无不定。其精于西律之验如此。西人梯航之来吾国者，莫不交口称季同。”[13]293 陈季同晚年曾经主持过南京的翻译局，做过一些向国内传播西方文化的事情，但这方面的成绩似乎并不显著。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突出贡献，在于以自己撰写的西文著作（主要是法文著作）直接向西方社会传播中华文化。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他陆续出版了不少法文著作，行销于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介绍了中国的不少情况。其主要著作由巴黎加尔马恩·莱维（Calmann Levy）出版社出版者有：
《中国人自画像》（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emes），收入作者在中法战争期间发表的18篇文章及补充的3篇文章，对中国的风俗、文化作了详细的介绍，引起法国读者的浓厚兴趣。该书于1884年7月初版，年内出至第5版。到次年5 月，已刊印11版。后被译成英、德等国文字在欧美流传。
《中国人的戏剧》（Le thétre des Chinois），全名为《中国人的戏剧——比较风俗研究》，对中西戏剧作品作了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是一部中法文学比较研究随笔集。书于1886年出版，年内3次印刷。
《中国故事集》（Les contes chinois），选译了《聊斋志异》中的26篇故事，是陈季同的第一本译著。该书1889年7月初版，年内3次重版。1900年被译成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
由巴黎夏尔朋铁（G. Charpentiret Cie）出版社出版者有：
《中国的快乐》（Les plaisirs en Chine），分类介绍了中国的传统节日、郊野之乐、各类人群的娱乐及游戏，描绘出一幅生动的东方民族风情画卷。1890年3月初版。同年，英国伦敦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
《黄衫客传奇》（Le roman de I homme jaune），是为陈季同在唐代传奇《霍小玉传》的基础上用西文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890年（光绪十六年）11月出版，1900年被译成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
《巴黎人》（Les Parisiens peints par un Chinois），全名为《一个中国人描绘的巴黎人》，1891年5月初版。在书中，作者以一位中国文化人的身份， 描绘了自己所亲历的异域人民的日常生活。
《吾国》（Mon pays），1892年2月出版。书由陈氏在欧洲撰写的11 篇文章所集成。
陈季同的以上7种法文著作①，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既有论文、随笔， 又有小说、戏剧，从不同的侧面介绍了中国社会的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社会习俗，并对中西文化的一些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有些书诸如《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等出版后，成为在法国及欧洲的畅销书，在西方社会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有助于在海外播扬中华文化、破除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及其文化的传统偏见。而这一点正是陈季同撰写以上著述的重要动机。
旅居欧洲多年的陈季同发现，西方人并不缺乏了解中国的好奇心，但对于中国及其文化又存在着严重的偏见，甚至“把我们中国人想象成了一种被驯化了的类人动物，在动物园里表演着各种滑稽动作。他们总喜欢将我们置于幻灯之中。”他感慨地说：“在欧洲，我不仅常常被问及一些极为荒谬可笑、愚不可及的问题，而且发现，甚至那些自称要描述中国的书籍也谈到了许多怪诞不经的事情。”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触动，决心要亲手破除这些偏见与隔阂。他认识到：这些“错误的形成来源于偏见。因此，当我觉得有能力写一部关于中国的书以表达我个人的印象时，就决定提笔写出它并将其发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我恐怕更有资格去完成这一任务。至少不比他们缺少便利条件。”[13]3—4 基于这种考虑，陈季同确立了这样的写作宗旨：
我打算在这本书（案：指《中国人自画像》一书）中实事求是地描述中国——按照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了解来记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但却以欧洲人的精神和风格来写。我希望用我先天的经验来补助后天的所得，总之，像一位了解我所知道的关于中国一切的欧洲人那样去思考，并愿意就研究所及，指出西方文明与远东文明之间的异同所在。[13]3—4
从陈季同著述的内容及效果来看，他提出的这个目标基本上达到了。关于陈季同在中华文化外播中的作用，论者曾有这样的评价：经过多年的努力，陈季同的著作在19世纪末对西方读者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西文创作引起轰动的先例。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因为有了陈季同，欧洲公众才开始直接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14]45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以字行，原籍福建同安。自幼留学英国，曾遍游德、法、意、奥等国，精通西方语言及文化。回国后，长期担任洋务派大吏张之洞的幕僚，后任清政府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为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以“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思想表现而被人们称为近代中国的“文化怪杰”。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他也同样有着不凡之举。独立完整地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便是他在向域外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
19世纪60～70年代，王韬曾经协助理雅各翻译出版了以儒家典籍为主的《中国经典》，但他们合作完成的这一成果依然存在不少缺陷，受到一些中外学者的批评。批评者中就包括辜鸿铭在内。辜鸿铭曾对《中国经典》存在的问题予以尖锐批评：“这些译著并不都令我们满意。巴尔福先生公正地评论说，在翻译这些经典的过程中，大量地依赖了那些生造的专门术语。我们感到理雅各博士所借用的那些术语是深涩的、粗疏和不适当的。有些地方简直不合语言习惯。”[15]137～138 在他看来，西方学者编写的讲述中华文化的书籍，水平低下，错谬百出，充满民族偏见，不能使人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真相和价值。这样，辜鸿铭不仅萌发了重新翻译中国经典的想法，而且付诸实践，着手西译儒学经典。他完整地翻译过的儒学经典有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此外，他还片段地翻译过《诗经》、《尚书》、《孟子》、《孝经》、《礼记》等经典中的有关部分。辜鸿铭英译的《论语》出版于1898年，英译本《中庸》则在1906年出版。《大学》的英译虽完毕，但他认为尚不够完美，未予出版。由于辜鸿铭学贯中西，不仅精通西语、西学，而且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造诣深厚，非一般传教士所可比拟。因此，他英译的儒学经典比起理雅各的译本要更为准确、精湛。而且他还考虑到西方国家读者的文化背景，在经文注释中尽量引用歌德、卡莱尔、莎士比亚、爱默生等西方著名学者的话语，使西方读者在阅读中很容易地产生亲近感，以利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是一项难度甚大且富有开创性的工作。
从王韬协助西人翻译中国经典，到陈季同、辜鸿铭直接用西文专著翻译，显示出在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强化了外传祖国文化的意识，而且积极参加到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中来，并取得初步性的成就。他们所做的工作尽管在数量上逊色于外国的传教士与汉学家，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的程度、介绍的水平和准确性，却高于域外的学界同行。中国学者所做出的这种努力，打破了东学西传长期被外国人一手垄断的局面，开辟了中国人自己向域外介绍祖国学术文化的崭新道路，无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四、结语
任何文化交流总是在交流主体之间双向进行的，文化的传播也是在双向对流中发展。中华文化亦不例外。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外来文明的积极成果、补充、丰富和发展着自身的体系，体现出兼容八方，吞吐百川的博大胸怀；另一方面也把它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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