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人地关系紧张下的土地兼并加剧了农村社会的贫富差距，促发了乡村危机的发生。从乾隆中后期开始，随着粮价的增长，耕地价格上升，土地买卖活动增多，不少官僚和商人购买田地，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许多农民出现生存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后，人地关系因人口减少而有所缓和，但清政府在战后未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以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只是力图恢复旧秩序。在太平军原占领区大力支持原地主夺田追租。1863年，清廷命令督抚“于新复各处督饬各该州县，确切查明实在‘逆’产入官。其荒废地亩，有原主者，即行给颁，尚未查到业主者，即著暂行造册登记”，“俟业主续归，再行给还。”只在破坏较大的地区，才实行“蠲减钱粮”。另外，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兴起一大批军阀型地主，他们由军功而升官进而成为为霸一方的地主豪绅。湘军首领曾国荃在湖南广置田产6000亩，“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李鸿章兄弟6人，仅在合肥一地每人平均就约有10万亩土地。他们的中下级将领也多购置田产，成为大大小小的地主。这些军阀地主一般来说，在剥削农民方面比以往的乡绅地主更凶恶。这一时期城居地主也日益增多，这一方面导致了地主对农业生产更加漠视，另一方面则导致乡村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乡村的金融危机。 政府赋税沉重是导致乡村危机的又有一根源。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拓展较大的朝代之一，管辖的成本也较高，财政开支极大。而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田赋呈日益加重之势。鸦片战争后，政府开支大幅增加，不得不进一步加重赋税的剥削。对外战争失败的赔款构成沉重的负担，这些赔款分摊到了各省民众头上。再后来就是举办各种军工企业、训练新式海陆军队等，这些开支主要来自对广大农民的剥削。
灾荒不断和吏治腐败也是晚清乡村危机的重要原因。封建时代天灾与人祸往往相连，共同激化了乡村的衰落。晚清几乎是年年遭灾。有记载的水灾、旱灾不断，每一次灾荒受灾地域广，危害严重，严重损害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灾荒的发生固然有人类难以预料的自然原因，但也与战争不断、吏治腐败直接相关。“陋规”盛行，官吏可在征收地丁钱粮和捐税时，在定额之外提取一部分以供开支，这是在合法名义之下的公开贪污。当时，那些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漕运、盐政、河工衙门，都是官吏中饱私囊的重要来源。道光帝曾试图稽查“陋规”，朝廷内外官吏纷纷上疏反对，最后以罢免提此议的大臣收场，这充分地反映了吏治的腐败在当时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捐纳流行。所谓捐纳，就是用钱买官。晚清由于政府财政困难，捐纳竟成了政府增加税收的重要手段。官场上到处充斥着以钱买官之人，他们到任后，首先要做的便是用最短的时间把买官的钱捞回来，然后再赚取更多的钱财，以至官场贪黩之风更盛，激化了官民矛盾。
清王朝在民变风潮中灭亡
乾隆后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开始冲击清朝的腐败统治。1836—1845年民变次数为246次，1846—1855年为933次，1856—1865年高达2332次，最终汇聚而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后，乡村民变仍然不断，甲午战后又走向新的高潮。有抗捐抗税斗争，有抗租抢米风潮及反洋教运动，乡村秩序混乱构成整个近代社会动荡的最基本的一环。
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更替无不是在乡村危机及农民为自身生存而掀起的起义狂飙中完成的。正是这些呈燎原之势的农民“叛乱”，才使清政府犹如“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处于一推即倒的边缘。可以说没有一个全国普遍的各种形式的农民革命预演，单凭力量单薄的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的。武昌起义后，四川几乎是“哥老遍地”，迫使立宪党人不得不宣布独立。不少省份的地方政权为会党控制。列宁曾指出：“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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