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明清之际，“市商/佳人”小说的出现，是迅速 崛起的市商阶层对“才子佳人” 话语霸权的挑战及对“风流佳话”领地的争夺。这一在爱情话语中的权力分享，透显出从中 晚明以来商人对士/商“区隔”的跨越意向和对等级身份的突破趋势。如果说《卖油郎独 占花魁》、《叠居奇程客得助》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那么由此再到《聊斋志异》的《黄英》 ，则呈现出一个由“区隔”的跨越到士/商之融构的发展过程。马生与黄英的“婚姻”， 正隐喻着“士魂”与“商才”的互相吸纳与融合。由此而形成的商业伦理和商人精神，对当 今市场伦理的建构也不无裨益。
关键词： 古代小说； 爱情小说； 才子/佳人； 市商/佳人； 士魂商才
本文试图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区隔”概念，移入到中国古代“四民”的等级建构 和文化分类中去，以此来观照古代小说中的一种婚恋现象及其蕴涵的文化意义。布迪厄指出 ：“社会主体由其所属的类别而被分类，因他们自己所制造的区隔区别了自身。”［1］12“区隔”一方面区分、间隔不同的阶级、阶层，显示出他们地位上的差异和等级，另 一方 面又区分、建构着人们的行为立场、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并划出高雅与低俗的界限。由于 这种被人为建构的区分标准具有类似于意识形态的效应，因而被社会成员信奉为天然如此的自然等级 [注：参见张意：《文化与区分》，《文化研究》第4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另可参阅该辑中的其他有关文章。]，并与这种等级构成一种“文 化效忠从属关系”。
“爱情婚姻”是古代小说中描写最多的题材。它不仅仅是一种男女关系的情感表达、婚恋伦 理的类型建构，而且蕴涵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信息。因而，对 此类作品尤其是意蕴丰厚的经典作品的解读，就不能只胶着于婚恋本身，而是要打破题材的 疆界，对其作话语形式的转换和内隐层面的开掘，以求达到对它的重新认识。因为疆界的突 破，正为文本的解读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为其提供了另一重天地。
在明清众多的爱情小说中，“市商/佳人”的婚恋题材引人注目，大有与“才子/佳人”一争 话语权力的态势，并对后者一统天下的“话语霸权”构成挑战。这不单单是一种婚恋现象， 在它的背后，实际隐藏着士/商“区隔”的等级跨越和文化身份的突破意向；在其故事主角 的置换中，蕴含着市商阶层对话语权力的争夺，对知识生产的渴望，对自我类型的重塑。如 果说《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叠居奇程客得助，三 救厄海神显灵》，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那么，到《聊斋志异》中的《黄英》，则经历了一个 由士商区隔的“跨越”到“融构”的过程。本文之所以选取这几篇小说作为案例，是因为它 们最具代表性，且最有资格充任诠释的对象。
一、 士商“区隔”的跨越
从明中叶以降，由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阶层的变动，最鲜明地体现在商人地位的跃 起上，士/商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两大阶层。市商阶层的崛起，不但在较大范围内突破了社会 的等级结构，造成二者界线虽存却日渐融通的社会现象；而且他们的“出场”，大有跨越 文化“区隔”之势，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两者之间固有的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 。另一方面，“士”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许 多‘士’竟成为‘商’的代言人，所谓商人的意识形态其实是通过‘士’的笔或舌而建立起 来的。”［2］512这一现象，在当时出现的爱情婚姻小说中也可得到充分印证：“ 市商 /佳人”的爱情，终于跻身于“才子/佳人”行列而赢得一席之地。这一对爱情话语权的争夺 ，是商人欲跨越社会—文化“区隔”的一种意向表达。于是“风流佳话”不再是文人专属的 私利与领地，它也可以是与商人共享的公共资源与表演场所，打破了“佳人”多为“才子” 占有的文化疆域和霸权控制。《卖油郎独占花魁》题目中的“独占”二字，正准确地透露出 这一消息。就小说为主人公的命名来说，所谓“秦重”者，“情种”也。这正意味着情之所 钟，也在“吾辈”（至于那些权豪世家子弟，则更不堪一击）。所谓“独占”，所谓“情种 ”，不正是市商阶层对文人话语霸权的挑战、身份层级的突破、文化区隔的跨越、美学意识 形态的颠覆吗？
但这种爱情的叙述，又是模仿“才子/佳人”而来的。也就是说，在这一领地中，市商对文 化“区隔”的跨越，是在对才子/佳人爱情话语的模仿与看齐中完成的。秦重见美色而动念 的情景，不正与才子同出一辙吗？这一“风流之兴”，分明是对商人意欲与审美趣味的提高 与扩展，是对才子领域的试探性闯入。但他的战战兢兢和自惭形秽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当他 考虑到自己的身份等级和日进分文的经济 来源时，只好将自己的“奢望”比作“癞虾蟆在阴沟里想着天鹅肉吃”。可他却并未就此罢 休，下来的“又想一回”，既表现出他的精明，又传达出他对自己身份的肯定。这一肯定， 加强了他追求的自信心：“我闻得做老鸨的，专要钱钞。就是个乞儿，有了银子，他也就肯 接了，何况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若有了银子，怕他不接！”这不是自不量力，更不 是自我迷失——如老鸨所说：“倒了你卖油的灶”，它预示着一个新的阶层正在壮大、准备 出场。当他攒足钱后，惟恐拿出散碎银子，“被人看低了”，便“倾成一个足色大锭”，并 买了新鞋袜，“新褶了一顶万字头巾”，“把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买几根安息香，熏了 又熏”。这些戴巾熏香的行动，显然是模仿才子的作为。尤其是初会不得后，又听从老鸨的 建议，“买了一件见成半新半旧的绸衣，穿在身上”，专门歇了生意，“到街坊闲走，演习 斯文模样”。小说还为此而专意加了两句“留文”道：“正是：未识花院行藏，先习孔门规 矩。”在这种刻意向文人学习和模仿的步态中，正典型地透射出商人意欲跨越文化区隔的“ 走势”。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以自己“忠厚老实”的人格、“一片诚心”和“知情识趣” 的行动，赢得“志诚君子”的美誉，打破了“市井之辈”和“衣冠子弟”的等级界线，使花 魁娘子“情愿举案齐眉，白头奉侍”，甚至说出“你若不允之时，我就将三尺白罗，死于君 前，表白我一片诚心”这样的话来。不惟如此，小说还在结尾，以“堪爱豪家多子弟，风流 不及卖油人”的诗句作结，将市商/佳人的恋情，纳入到文人的“风流佳话”之中去，并使 之具有了与才子、世家一争高下、共享“风流”的权力与资格。
这一市商由“边缘”向“中心”的靠近，说明作者是站在市民商贾的立场上来组织叙事的， 也即他的“社会文化效忠从属关系”已由文人知识分子转向了市商阶层，成为商人话语的表 达者和代言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从小说对“才子/佳人”爱情话语的刻意 模仿中，我们又可窥见，作者的文化趣味仍是士人的。这一飘忽不定、变动不居的文化效忠 从属关系，在文本中时有体现。约翰•费斯克指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是不断变动的，个 人的社会文化效忠从属关系也经常处在变动之中。“一个人，当他或她在社会层理中运动时 ，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并不一定是‘矛盾的’）社会群体，形成文化上的效忠从 属关系。我可以为我自己缔造迥然不同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以应付并理解自己日常生活的 不同领域。”这种社会文化的效忠从属关系是围绕着各种“差异轴”（譬如阶级、性别、种 族、年龄等等）的社会结构而形成的，“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权力向度”。［3］36“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当他或她改变自己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时，既可以是霸 权的 共谋者，也可以是霸权的抵抗者。”［3］56这些差异皆可从不同的立场和趣味中， 被识别 出来。回到前面来看，小说虽然高度赞扬秦重“知情识趣”、“怜香惜玉”的行为（实际上 这些行为已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文人化了），但又让美娘在作“委身”之想时，不自觉地流露 出一种心底的遗憾：“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识趣，隐恶扬善，千百中难 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虽然有意安排秦重跨入“士 ”的场域，又时时让其感到这种“僭入”的不安而自叹弗如。就秦重对“斯文模样”的“演 习”中，亦可看出“士”的权力运作和等级划分——套用萨义德的分析理路来说，他们必须 使市商表演，市商的力量必须被吸纳进“我们”的价值、文明、兴趣和目标之中来。［4］303
小说尽管夸大了花魁娘子的“得人”，并将秦、莘之成，视为美满的婚姻，但美满中终觉差 了一等，因为小说还通过人物之口告诉我们，所谓“真从良”、“成佳配”，是才子、佳人 的勾当——“大凡才子必须佳人，佳人必须才子，方成佳配。”于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 在结局中特为交代：“生下两个孩儿，俱读书成名”，终于改换了门庭。作者在这里又恢复 了他的士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并进一步申说道：“至今风月中市语，凡夸人善于帮衬，都 叫做‘秦小官’，又叫‘卖油郎’。”可见，在爱情中，市商/佳人的“市语”，终比才子/ 佳人的“佳话”，低了一等。究其原因，是阶级或阶层的“区隔”观念，预设了人们的审美 趣味，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判断。
由此而通观全文，我们可以看到，当作者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出现位移而转向商人庶民时， 他的书写便打破了士/商的区隔界线，并构成一种与才子/佳人话语霸权挑战的姿势 ；当他 与事件拉开距离重作观照时，在文化认同上又恢复了“士”的效忠从属关系。如在才子/ 佳人 的爱情叙事中，双方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甚至佳人不惜为才子而屈尊俯就；但在市商/ 佳 人的爱情描写中，佳人却处处显示出高人一等的姿态，这从秦重将美娘视为“天上神仙”的 “仰望”视角中可以看出。这一“仰视”，实际上正代表作者受才子/佳人审美意识形态 宰 制的“文化视角”和“等级观念”。又如对士/商“区隔”的跨越，虽如前述，是在对才 子/佳人模式的仿作与看齐中完成的，但这一“模仿”本身正说明才子/佳人的审美趣味， 仍占 有正统的霸权地位，并以一种“美学无意识”的形式，在暗中支配着作者的文化认同，掌控 着小说的叙事架构；同时，它也说明，市商阶层尽管崛起，但尚未获得文化上的独立身份。但话说回来，尽管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作者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可是小说毕竟安排市商跨越了士与商固有的社会—文化区隔，并以“独占”的形式宣告了这 一跨越的成功。至《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这一跨越的步伐就迈得更大更坚 实了。
从其文化谱系和叙事语法来看，《叠居奇程客得助》是从汉魏至唐以来流行的游仙小说的变 种。它将唐代文人传奇中的游仙主人公，从文人手中夺过来移交给了商人。这里尚须说明的 是，在《幽明录》之《黄原》、《刘晨阮肇》等篇中，游仙的主人公尚是庶民身份（其中隐 含着对门阀士族制度的反抗）；而至唐代张族鸟 之《游仙窟》及后来裴钅刑 之《裴航》等篇中， 则变为才子。到晚明时代，不但游仙的主人行列中加进了商人，连游仙的地点也由“洞天福 地”下移至人间；游仙的形式也发生了逆转，不是凡人对仙人的仰攀或猎艳，而是仙人对凡 人的有选择性的主动寻访。《叠居奇程客得助》就是这一变动的典型代表。尤其是作者在开 篇中以对故事来源之“千真万真”、“无一句不真”的反复强调来确认它的“真实性”。这 一“真实性”的肯认，充分反映出市商阶层日益壮大的社会现实，极为典型地展示出他们对 财、色的向往之情和打破士/商区隔的文化意向及坚定信心。
从该篇故事外在的表征层面看，神仙对商人尤其是一个折了本钱、流落边关、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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