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接受美学的引入，为古典文学接受史研究奠立了理论基础。从传播接受史的角度看，唐诗经典意义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多元化历史过程。中唐的元和时期是中国诗史上的重要时期，既导致了唐诗的大变，又开启了宋诗某些重要特征之先河，且形成了明确的、自觉的流派意识。对元和诗歌的接受学研究，可以整个元和诗人群为对象，按中晚唐、两宋、金元、明清、近现代诸时期为线索，考察其在传播接受过程中的不同变化和情形，揭示传播接受史的某些特点和规律。
关键词：接受美学；元和诗歌；元和诗派
Abstract：The introduction of accepting aesthetics has lai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tudy of an accepting history of ancient literature. In terms of disseminating and accepting history，the classicality of the Tang poetry was a dynamic and multiplying historical process. The period of the imperial years of Yuanhe marked an important phase in Chinese history of poetry，in which the Tang poetry went through great changes，developed some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to be continued in the Song poetry and some sense of separate and self-conscious schools. An accepting aesthetic study of poetry in the imperial years of Yuanhe should attempt to present the different variations and situations to reveal thos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in the accepting history by involving the whole group of poets in this historical phase and following a sequential course of historical periods，such as the Mid-and-Late Tang Dynasty，the North and the South Song Dynasty，the Jin and the Yuan Dynasty，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eriods.
Key Words：accepting aesthetics；poetry in the Imperial Years of Yuanhe；schools of the Yuanhe poetry
一、接受美学的基本理路及其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文学接受史研究建立在接受美学的基础上。德国学者H·R·姚斯1967年在康斯坦茨大学发表题为《文学史的方法及其研究目标是什么?》的就职演说(注：这篇演说稿后来更名为《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后又缩略为《作为挑战的文学史》正式发表。最早的中文译本由周宁、金元浦根据英文版论文集《走向接受美学》译出，收入《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标志着接受美学的正式建立。此后10多年间，接受美学逐渐传播全球，成为20世纪后期影响最大的文学理论流派之一。与传统文论对作者、作品的专注相比，接受美学首次从本体论高度提出了读者和阅读接受的问题，强调读者的中心地位，重视阅读经验，向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发出了挑战。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产生之后，它的接受历史也开始书写；每个历史时期的接受者都有对同一本文的不同发现和诠释，这构成了接受史链条中的不同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以对前代的接受为基础；文学作品因为接受者的不断解读——包括重读、深读，甚或误读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文学的历史本质有赖于接受者的接受而得以体现，所以，不同时期接受者的接受正是文学历史本质的表现。
接受美学告诉我们：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背景，由于多种多样的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同一作家、作品在接受视野中形成了不尽相同的面目，这种面目是由不同读者塑造而成的。正如国内的译介者所言，接受美学的一大功绩是对读者的发现。此外，接受美学还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大部分的创作群体或个体，其创作的价值并不是在产生之时就全部显现出来的，有不少是在作者身后才被逐渐发现，甚至是被附加的，而这种发现和附加是一个过程——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也不应是孤立和静止的，更不能是断章取义、主观臆断的；而应该用动态的、历史的眼光去考察。由此，读者在文学史中的作用得以突显，一种由作者、作品、读者三方构成的动态文学史观得以形成。
重要作家是文学接受史关注的主要对象。美籍学者宇文所安有一段话说得好：“如果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是围绕着‘重要的’作家进行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一问他们是什么时候成为‘重要作家’的，是什么人把他们视为‘重要作家’，根据的又是什么样的标准。”[1]8的确，在传统文学史观的影响下，这常是我们忽视的一个问题。作家的历史地位与作品的艺术思想价值不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而被给定的客观存在，只有通过社会传播和读者接受才能体现出来。所以，“重要作家”的名望并非在创作完成之后就立刻产生了，它还必须经过传播和接受两个环节的检验。由于传播接受境遇的不同，各个“重要作家”成名的时间效应也就不同。有的在当世就能赢得满天声誉，而有的在若干年后才会被突然发现。也就是说，当我们认为某一时代的某一作者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时，理应具有这样一个清醒的、历史性的认识：他的意义和地位是其后的读者赋予的。
我国对接受美学的译介、研究工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后期，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刘小枫选编《接受美学译文集》、朱立元著《接受美学》(注：周宁、金元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刘小枫选编《接受美学译文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朱立元《接受美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些译著、论著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接受美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接受美学的引入，为古典文学接受史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从另一角度看，我国传统文论中也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接受学思想。虽然“我们古代没有‘接受美学’这个词，但其思想幼芽和资料则比比皆是”[2]。仅就20世纪而言，在西方接受美学引入我国之前，即存在着许多以辨析源流影响、融汇诠释品评等传统方法为主的文学接受研究，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对陶渊明、韩愈、李贺等人被接受情形的细致入微的考察，便是显例[3][4]。承接先行者的余绪，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接受美学经典著作中译本的普及，许多学者受西方理论和本土实践的双重影响，开始自觉地将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接受美学结合起来，很多传统论题在转变观照视角后又显露出了巨大的探索空间。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从理论、方法层面对古典诗歌接受史的研究作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并以多个经典作品、艺术原型为个案进行了接受史撰述的尝试[5]。古典诗人的接受史，以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为滥觞[6]。在此后的几年里，古典文学和著名诗人传播接受史的研究论著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诸如尚永亮的《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尚学锋等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李剑锋的《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研究》，都在各自的研究主题中有所创获，并在整体上推动了古典诗文接受史研究的进展。(注：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出版；尚学锋等《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研究》由齐鲁书社2002年出版。)此外，不少博、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也聚焦于此[7]。较之传统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表述立场，传播接受史更多关注读者及其阅读接受经验的能动作用、再创造意义，因此能从文学史原生态的层面上把握文学作品的产生、流变过程，从而对文学史作深入一层的了解与探析。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顶峰，诗人群星璀璨，经典诗作琳琅满目，影响深远。从传播接受史的角度看，唐诗经典意义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变化、历史的过程，唐诗的传播接受史不仅是唐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中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这类研究虽已涉及宋之问、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等著名诗人，但总体看来还缺乏系统性和深入度，选题范围既需要向其他诗人进一步拓展，也需要由个体向群体转变，尤其需要向重要时期的重要作家和重要群体转变，以期获得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的整体突破。出于这种考虑，我们选择中唐时期的元和诗人群，运用接受学、文化学、比较学、心理学和定量分析等方法，对其诗歌在后世传播接受之升沉起伏等不同情形予以系统考察，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尚未被人注意的方面，并总结其在接受史上的某些规律。
二、元和诗歌在诗史上的重要性及其整体特征
中唐，特别是中唐的元和时期，是唐代诗史乃至中国诗史上极堪注意的一个时期。清人叶燮有言：“贞元、元和之际，后人称诗，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8]《百家唐诗序》即视中唐之中为古今百代之“中”，为中国文化史、文学史最重要的转折点。近人陈衍进一步提出诗史“三元”之说：“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9]沈曾植亦有“三关”之论：“诗有元、元和、元嘉三关。”[10]这里，无论是“三关”，还是“三元”，元和均在其中，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元和”为唐宪宗的年号，从元和元年(806)到元和十五年(820)，其实存仅有15年时间。但文学史上的“元和”，实际上应包括此前的贞元(唐德宗年号，784-805)、此后的长庆(唐穆宗年号，821-824)以及宝历(唐敬宗年号，825-827)、大和(唐文宗年号，828-840)几个历史时段。这主要是因为，活跃在元和诗坛的主要作家大多都经历了这几个时段：元和之前，孟郊、韩愈与白居易、元稹均于贞元年间登上诗坛，其所代表的两大流派已见雏形；张籍、王建则有了可观的创作，柳宗元、刘禹锡等亦在此一时段崭露头角。元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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