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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刘恒，无论在文学界还是电影界，都颇有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他是活跃在文坛上的小说家。1986年，他因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便受到文坛关注。此后又相继出版了中篇小说集《虚证》（1989）、中短篇小说集《白涡》（1992）、长篇小说《黑的雪》（1989）、《苍河白日梦》（1993）等，曾多次获得各类文学奖，成为著名小说家。
90年代以后，刘恒的创作重点逐步转向电影剧本，很快成为活跃在影坛上的著名剧作家。由他改编和创作的一些电影剧本，拍摄成影片后相继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主要作品有《本命年》（1990）、《菊豆》（1991）、《秋菊打官司》（1992），《四十不惑》（1992）、《跟我走一回》（1994，合作）、《画魂》（1994，合作）、《红玫瑰白玫瑰》（1994，合作）、《没事儿偷着乐》（1998，合作）、《漂亮妈妈》（2000，合作）、《美丽的家》（2000）、《张思德》（2004）、《云水谣》（2006）、《集结号》（2007）等。其中多部作品曾在国内外获得大奖，如因《张思德》获得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因《云水谣》获得第12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编剧奖等。其新作《集结号》拍片上映后又广受欢迎和好评，票房收入超过了2亿5千万，成为一部真正“叫好又叫座”的国产大片。这一系列的成功奠定了他作为一名优秀的电影剧作家在中国影坛上的重要地位。
从著名的小说家到优秀的电影剧作家，刘恒在两个领域里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在优秀的电影剧作家十分短缺的今天，刘恒坚持在电影文学领域里的拓展就格外引人注目，也尤其应该肯定。其成功的经验和创作的特色是值得认真总结探讨的。
一
对于文学创作，刘恒历来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阿成认为刘恒是“用骨头蘸着血写作的人”⑴，其含义也在于此。刘恒认为对自己写作影响最大的人是鲁迅，他说：“我读过鲁迅几乎所有作品，包括日记和书信。那种痴迷的阅读刚好发生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印象太深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理智可言。他对我的写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2)刘恒对鲁迅的这种崇敬之情，在《云水谣》里通过主人公陈秋水之口作了直接表达。
鲁迅的影响当然滲透在刘恒的创作之中，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其作品注重于对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和人性善恶进行了深入考察与剖析，他非常冷静、深入地描写社会人生，尤其注重揭示和表现人性中丑陋、偏执和虚伪的一面，让人们对俗世人生的生存本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狗日的粮食》、《黑的雪》、《白涡》、《伏羲伏羲》等小说就体现了这种特点。在其电影剧本创作中，这种特点则有了进一步拓展，主要表现为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情感，深入地写出人性之善恶，真切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
刘恒的电影剧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是根据自己的作品改编的，如《本命年》改编自《黑的雪》，《菊豆》改编自《伏羲伏羲》，《没事儿偷着乐》改编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其二是根据别人的作品改编的，如《秋菊打官司》改编自陈源斌的《万家诉讼》，《画魂》改编自石楠的《张玉良传》，《红玫瑰白玫瑰》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云水谣》改编自张克辉的《寻找》，《集结号》改编自杨金远的《官司》等；其三则是原创性剧作，如《四十不惑》、《跟我走一回》、《漂亮妈妈》、《美丽的家》、《张思德》等。从上述剧作的题材内容和主题内涵来看，无论是改编作品，还是原创性剧本，均较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文学是人学，电影文学作品虽然是为拍摄电影而创作的，在艺术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但其仍然要通过人物命运和人物性格的描写来表现生活和反映历史。好的电影剧本往往能运用电影艺术的独特技巧和手段，写出人性的深度和复杂性，由此折射和反映出时代与社会对人性变异的影响，从而给人以启迪和感悟。综观刘恒的电影剧作，可以说，表现人性善恶，揭示人生意蕴乃是其最重要的主题内涵。在这方面，他不断地进行着多方面的探索。
例如，《秋菊打官司》和《菊豆》分别是从“善”和“恶”的角度来观察和表现人性的。前者通过一个普通农妇秋菊为了“要个说法”而将踢伤其丈夫庆来又不肯认错的村长告上法庭的故事，既反映了普通农民法制意识的觉醒，也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了人性之善。剧作中的主要人物，无论是村长、秋菊夫妇还是李公安等，其本质都很淳朴善良。秋菊之所以会与村长“打官司”，是因为村长踢伤了庆来的“命根子”又不肯认错道歉，她为此坚持“要个说法”。而村长之所以会踢伤庆来，是因为他不经批准违规建房，在两人争吵时又骂村长断子绝孙，这对于养了4个女儿而没有儿子的村长来说，是一个打击也是一种侮辱。尽管村长事后也认识到自己不该打人，但为了“面子”，他宁肯赔钱，也不愿道歉。作为民事调解，李公安不厌其烦多次履行职责。为了化解矛盾，他自己买了点心去秋菊家拜访，并说点心是村长送的。但是，这一善意的谎言被戳穿后，秋菊仍然坚持“要个说法”。就在秋菊逐级告状未获满意的结果时，除夕雪夜她难产大出血，危急时村长尽弃前嫌，出面组织村民把她抬到医院，救了她和孩子的命。孩子满月时，秋菊夫妇一定要村长前来喝酒，以示感谢。恰在此时，村长被依法拘留了。得此消息，秋菊感到困惑和迷茫。因为她只想“要个说法”，从来没想让村长进监狱，更何况在她心目中村长还是个好人。剧本结尾这样写道：“秋菊又上县城去打官司了，不过这回她是去要求把那倔强的村长放回来。庆来的背架上，还放着两瓶好酒，是带给村长的，秋菊说那满月酒还没喝好呢！”由此更画龙点睛般地凸现了秋菊的质朴和善良。
与之相比，《菊豆》则通过三代四人之间剧烈的情感冲突和彼此纠葛的爱恨情仇，在表现人的情欲中揭示了人性之恶。尽管剧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封建礼教，但其重点乃在于描写人的情欲是如何支配着人的生活，并促使人性变异的。染坊老板杨金山明知自己有生理缺陷，但为了延续香火，在前面娶的两个女人被他折腾死后，又花钱买了年轻漂亮的菊豆为妻。菊豆白天是干活的长工，晚上则成为他发泄淫欲的工具。其侄子杨天青对菊豆由怜生爱，两人终于乱伦私通，后生得一子名天白。金山以为己出，喜出望外。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菊豆与天青表面上维持着婶侄关系，暗地里依然偷情。金山不久因中风而半身瘫痪，并得知了事情真相。为了报复，他屡次欲对天白下手，反而误坠染池丧命。按照族规，天青搬出了染房，他和菊豆只好偷偷到野外幽会。当天白逐渐长大后，外人的闲言碎语使他十分敌视和仇恨天青。尽管他已知道天青是自己的生父，还是不允许天青再到染房来。当他发现在地窖中重温旧梦的天青和菊豆因缺少空气而窒息昏迷时，他虽救出了母亲，却把天青丢进染池淹死。万念俱灰的菊豆，欲持利斧去杀天白，但终于未能下手。（影片则改为菊豆一把火点着了染房，让一切罪孽在烈火中化为灰烬。）与原著的结尾相比，剧作和影片则进一步强化了矛盾冲突，更加突出地展示了人性的扭曲和变异。
如果说《秋菊打官司》对于人性之善的表现还较曲折委婉，那么《漂亮妈妈》和《张思德》则更加直接、鲜明地凸现了人性之善的主题。前者通过普通女工孙丽英和她那先天失聪的儿子郑大的故事，颂扬了伟大的母爱。孙丽英曾经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但因为先天失聪的儿子，丈夫与她离婚而去，导致了家庭破裂。于是，孙丽英独自承担起帮助郑大学会说话、入校读书、抚养其成长的全部责任。为能时刻与儿子相处，她辞去了外企一份不错的工作，找了送报纸这样一个可以带着儿子上班的活儿。她和儿子一起勇敢地直面生活中一个又一个困难，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她也得到了安慰和快乐。《张思德》则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善良憨厚、朴实纯净的革命战士形象，作者撷取了一系列日常平凡的小事来表现张思德无私的奉献和高尚的情操，从而对“为人民服务”这一经典语录作了生动形象的诠释，使张思德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善”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内涵。
至于颇受好评的《云水谣》，表面上看来突出的是爱情主题，实际上表现的也是人性之善。作者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及大陆抗美援朝、支援西藏建设等重大历史背景下，生动地描绘了陈秋水、王碧云、薛子路、王金娣之间的真挚爱情，颂扬了对于爱情的坚守和忠诚。正如刘恒所说：“这个片子里表面上写爱情，表面上写革命，实际上写的是善恶，是善，是在赞美善意。”(3)因为剧本所着重描写的是一个处处为他人考虑的爱情故事，所歌颂的是爱情中的牺牲精神。该剧作与前面几部作品的不同之处，乃在于作者将陈秋水等人的命运变迁和爱情坚守与宏大的历史背景有机交融在一起，注重通过其个人命运的变化来展现恢弘的历史进程。于是，在生动地讲述爱情故事的同时，也较好地完成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概述，从而把人性的解剖放在了社会历史的客观舞台上，揭示了其爱情悲剧的社会历史原因，并由此强调了他们对于爱情的坚守和忠诚是多么不易。尽管剧作对造成其爱情悲剧的社会历史原因之揭示还不够深刻，但毕竟注重从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角度去探讨人性，这无疑是一种拓展。
高尔基曾说“事实证明：离开被政治彻底渗透着的现实，人是无法被认识的。事实证明：人不管怎样异想天开，毕竟是社会中的一员，而不是像行星那样是宇宙中的一员。”⑷因此，对人性的描写就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历史内容，因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⑸只有真实深刻地写出人如何改变环境，而环境又如何影响了人的命运和性格，才能真实、深入地剖析人性。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人性善恶并非完全黑白分明，在不少人身上，往往善恶会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因此，在创作中“把好人写得完全好，把坏人写得完全坏”，则是违背生活真实和性格真实的。刘恒的剧作在探讨和表现人性善恶时，也注意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例如，在《本命年》中的李慧泉和《跟我走一回》中的马本诚等人物身上，就较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特点。李慧泉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最终的死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因素。他为了哥儿们义气打伤人而“栽”进了公安局，劳教期满被释放回家后，他既不愿像“倒爷”崔永利那样胡作非为，也没有勇气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去获得充实而有价值的人生，所以灵魂的痛苦和最终的悲剧命运乃是必然的结果。与李慧泉的悲剧命运相比，马本诚则在善恶较量中做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他原本为了赚钱而离开妻子杜霞非法越界到香港干活，因发现工头克扣工钱而痛打了工头被判入狱八年。不料入狱不久杜霞就提出离婚，此后又接到母亲病故的消息，他在绝望中自杀，虽然被救，却落下走路微跛的残疾。出狱后即被遣返大陆，因得知孩子死亡，他难以接受，怀疑杜霞再婚后所生儿子是自己的孩子，便去探视。不料被杜霞之兄杜伟发现，找人把他痛打了一顿。为了报复，马本诚便从学校带走了杜伟的儿子小征，想以此为人质查出自己孩子的下落。他带小征到处流浪，两人逐步成为配合默契的朋友。马本诚见一辆手扶拖拉机在路轨上抛锚，便冒死去阻拦开来的火车。小征在奔跑中不小心跌出路基而受伤。火车得救后，他把小征送进医院，并为其输了血。杜霞终于向马本诚说明了真相，原来小征就是他的孩子。马本诚不愿马上把真相告诉小征，决心干出个人样再来见孩子。和孩子相处的日子，既使其善良人性得以复归，也使他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希望。
刘恒的其他电影剧本也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了表现人性善恶的主题。当然，其剧作注重表现人性善恶之目的乃是为了扬善抑恶，是为了引人向善，并表达他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同时，也在于由此开掘出人生意蕴，让读者和观众从中品尝人生况味，领悟人生价值。无疑，人生意蕴是艺术表现之核心，人生意识则是[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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