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审美意识的主体。可以说，由人性善恶的剖析而达到对人生意蕴的揭示，这种主旨始终贯穿在刘恒的电影剧本创作之中。
古人曰“有德而后有言。”⑹作家若要真切深入地写出人性善恶，讴歌真善美，首先自己要能分辨善恶，追求真善美。刘恒说：“我最重要的编剧技巧就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因为“只有善良的人，才有良知，才有同情心，这是一个好作家的基础。”⑺由于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故而对于作家来说，若要有发现的眼光，就要有良知。因为有良知的作家才会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才会有正确的道德判断力，才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发现其中的真善美，并有机地融汇在自己的作品中，恰如鲁迅所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此言甚是。
二
黑格尔认为：“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⑼对于电影剧本的创作来说，同样应该把塑造人物性格放在首位。因为“一个严肃的作家的任务，是要用具有艺术说服力的形象来编写剧本，努力达到那种能使观众深受感动并能改造观众的‘艺术的真实’。”(10)刘恒的电影剧本很好地凸现了这一特点。作为一个既写小说又写影视剧本的作家，他在创作剧本时能充分发挥小说家的优势，即能生动、深入地刻画人物形象，并以人物命运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展示为中心来叙述故事、推动情节的发展，故其剧作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均很鲜明，人物形象也较丰满，颇具个性特色。如《本命年》中的李慧泉、《菊豆》中的菊豆和杨金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和村长、《四十不惑》中的曹德培、《跟我走一回》中的马本诚、《画魂》中的张玉良、《红玫瑰白玫瑰》中的原振保、《没事儿偷着乐》和《美丽的家》中的张大民、《漂亮妈妈》中的孙丽英、《张思德》中的张思德、《云水谣》中的陈秋水和王金娣、《集结号》中的谷子地等，都给人留下了较难忘的印象，并成为这些剧作成功之关键。
由于人物的性格不是一种静态构建，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此情节应该是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刘恒的剧作在叙事时能注重把情节叙述和性格描写紧密纠结在一起，情节的设置和推进都有利于人物性格的展示。为此，他既重视发挥以冲突为基础的情节点在凸现人物个性方面的作用，也注重把握表现人物思想情感细微变化之场面的有效积累。同时，他还善于根据题材内容、创作意图和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采用不同的叙事结构，使剧作呈现出不同的艺术形态。
例如，《秋菊打官司》和《集结号》均采用了小说式叙事结构，剧本围绕一个主要事件来展开情节，致力于在情节推进和场面积累中描写人物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特征。前者围绕着庆来被村长踢伤而秋菊坚持“要个说法”来铺衍情节，正是在这一事件的解决过程中，各个人物的情感和性格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村长为了“面子”不肯认错的倔强，秋菊为了维护尊严而不依不饶的韧性，被描绘得格外鲜明生动。后者则围绕着一场战役中是否吹过集结号，以及由此导致解放军某连官兵除连长谷子地外全部牺牲而又得不到应有的烈士待遇之事件，衍生出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并着重通过谷子地为牺牲的战友争取烈士待遇和探寻集结号真相的过程，表现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同时，也从多方面生动地刻画了谷子地这样一个具有独特品格和气质的英雄人物。
又如，《漂亮妈妈》和《张思德》的叙事则采用了散文式结构，剧作的情节设置是一种散点式的生活片断的连缀。在《漂亮妈妈》中，作者把生活中许多琐事和细节描写得十分真实感人，诸如离婚、下岗、摆摊、求职等经历，都是读者和观众所熟悉的，不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容易引起共鸣。正是在这样一种平实朴素的叙述中，孙丽英的思想情感和内心世界得到了充分揭示。《张思德》的整个剧作也是由各种各样的生活小事组成的，从1943年他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工作开始，直到1944年9月去世，作者着重描述了这一年多时间里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当然其中也有如张思德与幼儿园一个烈士遗孤亲如父子的关系，他和一位哑巴炊事员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他与领袖毛泽东的关系等几条主要线索构成了剧作的情节主干，由此从多侧面表现了张思德的高尚人品和工作态度，凸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战士的奉献精神。
由于电影剧本主要是供拍电影用的，所以就要符合电影艺术的基本特点，即视觉造型性，剧本中的文字描写应能转化为银幕上的视觉形象。对于人物性格的描绘也同样如此。刘恒熟谙这一创作规律，故其剧作十分注重于一些可视性细节的运用，既以此凸现人物的个性，增强生活的真实感；又借此传情达意。
就拿《张思德》来说，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作者在用艺术手段再现这一人物形象时，加入了很多想象，但这些想象又没有违背生活的真实。剧本主要通过各种生活细节的描写来丰富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鲜明感人。刘恒说“我希望我们所塑造的张思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因此在创作初期我为他设计了许多细节，电影将会用这些细节来表现他的革命情操。在张思德身上，聚集了许多普普通通中国人身上的美德———朴实、善良、助人为乐……他就是这样一个既平凡又伟大的英雄。”(11)在剧作中，作者运用了很多细节从多侧面展示了张思德的品格：修灯时甘当人梯、晚上别人休息了他还替战友打草鞋、为年事已高的哑巴炊事员找老花眼镜、帮老大娘追回跑丢的猪、关心幼儿园的烈士遗孤、在宴请劳模的酒席上替毛主席喝酒、为了修车跑着回去背车胎、真诚地帮助犯错误的战友……，正是从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事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警卫战士不平凡的精神；正是从这些点点滴滴的真性情中，让我们看到了一颗高尚的灵魂。
在电影剧本的各种细节描写中，物件细节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因为一个具体形象的物件，往往能生动地表达人物的情感和心理。例如，《云水谣》里一些表现人物情感的小物件（花、钢笔、纽扣等）的成功运用，就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一粒铜纽扣曾4次出现，非常生动形象地传递了人物之间的复杂感情。“二二八”事件后，被视为“左翼分子”的陈秋水被迫离开台湾。在风雨交加中，王碧云赶来送行，她给陈秋水戴上订婚戒指，又给他一支钢笔让他经常写信。陈秋水匆忙中没有准备任何东西送给王碧云，为此非常内疚。在父亲催促下，王碧云只好乘车离去。依依不舍的陈秋水追赶着汽车，王碧云用力扯下了他衣服上的一粒铜纽扣，而这一粒铜纽扣便成为陈秋水留给她的唯一信物。她把铜纽扣串起来挂在胸前，常常睹物思人。几十年过去了，当王碧云的侄女晓芮受其委托到大陆寻找陈秋水而终于在西藏见到陈秋水之子陈昆仑时，她把铜纽扣交给陈昆仑，称其为“无价之宝”。最后，陈昆仑夫妇和晓芮则把铜纽扣供放在陈秋水的墓碑前，替王碧云完成了心愿。一粒铜纽扣不仅成为陈秋水和王碧云生死不渝的爱情象征，而且贯穿了两代人的情感。同样，《张思德》里的一副眼镜、一双鞋、一个口琴、一把红枣，以及《集结号》中的手表、香烟等物件，在剧作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刘恒电影剧本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乃是人物对白的简洁精练、生动传神，既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能很好地表现人物性格。正如刘恒自己所说：“我的剧本的一些长处，一个是人物刻画，一个是对白处理。”(12)虽然电影剧本注重通过视觉画面来表达内容，但对白仍然是展示人物性格、推动剧情发展的有力手段。故对白的优劣会直接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剧本的质量。写小说积累的丰富经验，使刘恒在人物对白的处理上往往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充分显示了优势和长处。
首先，其剧作中的对白能做到“话如其人”，凸现个性。就拿《没事儿偷着乐》和《美丽的家》来说，其中张大民喜欢并擅长“贫嘴”的性格主要体现在对白上，他的调侃、幽默和机智都在其语言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可以说，正是语言的张力和魅力使这一人物形象鲜活起来，充分显示了他身上那种对待生活挫折的超强韧性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又如，《秋菊打官司》里的村长是一个偏远乡村的基层干部，没有什么文化，性格又很倔强，他的话语就直爽、粗鲁，有时还有些霸道，其个性在对白中得到了很好展示。《云水谣》中的王金娣是一个敢爱敢恨、性格爽直的姑娘，她对陈秋水一往情深，故在爱情上也是主动进攻，对陈秋水的表白往往直截了当。从战场到西藏，她的追求契而不舍。特别是她改名“王碧云”后的真情表白：“王碧云在天上，她照顾不了你，我替她照顾你，在你身边，照顾你一辈子。你要真爱王碧云，就爱我吧，我会一辈子待你好，一辈子照顾你，替她，好吗？”正是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陈秋水，突破了他的心理防线，使他终于接受了王金娣。同时，也正是这一番话最终完成了对王金娣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之个性鲜明。
其次，口语化则是其剧作对白的另一特色。可以说，少用文绉绉的书面语言，尽可能运用来自生活的日常口语，使对白朗朗上口、通俗明白，乃是刘恒创作时的一种艺术追求。这样的例子在其剧作中非常普遍。譬如，《集结号》中谷子地的对白均为生动的口语，不仅极富艺术感染力，而且对于成功地塑造这一人物形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剧作开端，当他向敌军喊话时，除了自报家门外，用非常简洁易懂的话语给敌人指明了出路：“你们已经给围死了，腻腻歪歪打下去谁都落不着好。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两样好吃的，一样是子弹，一样是饺子。想打我们奉陪到底，觉得打够了，把枪举起来换双筷子，九连陪着弟兄们吃饺子。”这样的对白一开场就能吸引人。又如，当他在战场上鼓励胆怯的王金存时说：“知道狗为什么咬人吗？人一害怕身上有股怪味，狗就专咬这种人。子弹也一样，谁害怕找谁。只要你不害怕，子弹绕着你走。”显然，幽默、形象的口语所表达的道理，较之一本正经的大道理，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再如，当他战后面对着一片无名烈士墓时，十分伤感地说：“爹妈都给起了名，怎么全成了没名的孩子了？”这样的对白既具有感染力，也让人易记而难忘。当然，刘恒剧作中的口语并非等同于生活中的大白话，而是经过了艺术提炼和加工，具有一定的内涵。就拿张思德的对白来说，就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不管干啥子工作，都想着前线就在脚底下。”“马掌是马掌，你要是硬不成一块铁，想当马掌还当不成哩！”“走进革命队伍是为了吃饱肚子，吃饱肚子长了觉悟，就该让更多的人吃饱肚子——”。在这些朴实的口语中蕴含着生活的哲理，令人回味咀嚼。
显然，生动的口语来源于生活，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对日常群众语言的熟悉，是根本无法写出口语化对白的。刘恒历来主张作家的心灵一定要贴近大众，与大众沟通，他自己则身体力行，持之以恒，不断从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汲取营养，获得灵感。较之那些在对白上受到观众诟病的剧作和影片来说，刘恒电影剧本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他在这方面的积累和功力。
三
由于电影的创作和生产是一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集体劳动，剧本创作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故剧作家写剧本时往往会受到各种制约，需要兼顾各个方面。例如，若要使剧本能顺利搬上银幕，就必然要顾及制片人、导演等人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今天的电影已经面向市场，所以编剧在创作时也必须考虑未来观众的审美需求，努力增强观赏性和娱乐性，以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这就给电影剧本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在这方面，刘恒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曾说：“一个优秀的编剧不得不考虑投资方的意愿及市场，编剧必须在艺术个性和商业元素中艰难地维持平衡。”⒀显然，面对市场和观众，编剧既要注重保持自己的创作追求，努力体现艺术个性；又要充分尊重市场和观众的需求。而只有在两者之间很好地维持平衡，才能使剧作获得投资，并使影片能产生“叫好又叫座”的效果。
由于刘恒的许多电影剧本在创作时已经确定了导演，有些剧本还是“命题作文”，即导演有了一些初步想法后再请他来编写剧本；为此，他在创作时能充分听取导演的意见和建议，在保持自己创作个性的前提下，努力使剧本符合导演的意图和要求，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