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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流”与“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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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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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这条暗河中涌起的浪花，人数众多的有名的和无名的“作者”，在处理历史与文学、历史与现实、客体的史实与主体的情思、史料的择取改造与历史人物风貌与心灵的重塑、历史过程动态的描述与历史细部风俗真实刻画等复杂关系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一些新历史主义文学的萌芽，而在它们身上，早已开始流淌我国当代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血液。
以《水浒传》为例，它虽是我国古代小说的四大名著之一，今日看来，更是在“民间化”立场上创作的一部具有新历史主义思想萌芽的作品。其成书过程就非常突出的体现出了“民间化”的特点，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的一百回刻本《忠义水浒传》，影响最大的则是杨定见的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全传》。其实，在成书之前，宋江的故事早已在坊间广为流传，元代无名氏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已经记述了从杨志押送花石纲到征方腊的比较完整的故事框架，它基本上为《水浒传》勾勒了一个大体的情节轮廓，应该为其蓝本，元代不少杂剧中也改编、演唱了许多水浒故事，创造了不少生动、活泼的梁山好汉形象。在瓦肆书场，无数的说书人又对水浒故事进行再创作，早已使宋江、李逵等人物在民间家喻户晓。同时，在宋史的《徽宗本纪》中的《张叔夜传》、《曾蕴传》里，也都记录了梁山好汉的聚义经过，元末明初，施耐庵结合个体的经历（传说他曾参加过张士诚的农民起义军）和对人生的思考，对以上材料进行加工、整合、润色，才使《水浒传》最终成型。其中，我们应该认识到，《水浒传》尽管在施氏手中成书，但它更是“民间化”的产物，是无数的民间瓦肆的说书人、难登大雅之堂的戏子伶人的智慧结晶，它也就无可置疑的打上了“民间化”的烙印，因为它是真正地出自民间，且讲述的完全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就《水浒传》的思想内蕴而言，人们历来从“官逼民反”和“忠君招安”两个方面来进行解读，假以我们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视之，则会发现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中。《水浒传》从民间史的视角对历史进行了恣意的“虚构”和“解构”，以期对正统的历史叙事进行补正和“戏说”。在《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中，亦有这种新历史主义思潮的思想萌芽，如《三国演义》，虽表现的是王权间的争斗，但它更告诉了我们“是非成败转头空”和“滚滚长江东逝水，淘尽千古英雄”的历史观；《西游记》与其说是一部“神魔”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心魔”小说，它不过是“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寓言写照罢了；《金瓶梅》则着重强调了“色即空，空即色”的辩证关系；而《红楼梦》则揭示了一个“因空失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人类轮回轨迹。今日看来，以上这些中国传统文学的传世作品所信奉的历史观念和对人生层面上所作的哲学思考，似乎一点也不比今天我们的新历史主义文学逊色多少。
到了近现代，由于时代背景的改变，许多知识分子对民间的关注与发掘成为了他们文化策略行动的一个构成部分，因此，在这种传统的新历史主义思潮中，似乎又加入了功利化的元素，他们往往透过民间的视角，达到为其建构现代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服务的目的。如鲁迅的《故事新编》通过对历史的“随意点燃”，表现了启迪蒙昧重铸国民灵魂的启蒙主题；冯至的《仲尼之将丧》更是没有多少历史根据，通过将死的孔子的抑郁、寂寞、悲凉心态的描绘，亦在恢复孔子“人”的面目，体现“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精神主题；茅盾的《大泽乡》更是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进行小说创作，借陈胜、吴广之口，直接呼唤现实生活中的农民革命；郭沫若的《屈原》等历史剧，从抗战现实出发，通过“失事求似”，来借用“史事”讽喻“今事”，表现了抗战时期“反对投降，反对分裂，人民本位”的现实思想。就连自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也通过在《边城》中营造出的美丽、淳朴的“湘西”民间世界，去追求“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当殉道者，不逃避当前社会做人的责任——不怕一切很顽固地单纯地努力下去”的伦理道德标准，“十七年文学”中的《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英雄题材小说，把民间英雄的浪漫传奇转化为教化式的历史叙事，从而实现由对侠客式英雄的张扬到政治信仰统治的功能转换，以增强该类小说在历史秩序颠覆和重建过程中的教谕作用。从“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到“左联”时期的阶级意识，再到抗战时期反对卖国投降和“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住中国现代新历史主义文学“借古喻今，借古讽今，以古鉴今”的功利性特征，今天，当代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中，似乎仍能看到它的影子。
从对我国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流”“源”流行轨迹的简单爬梳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是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结构转型和中国的历史意识嬗变的产物，是中国文学化传统与西方理论充分有机融合的结果，是对中国作家主体的勤奋与才智的最佳汇报。它与西方历史主义理论的同步契合表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步西方的后尘，就像近一个世纪前，胡适、傅斯年、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语言观中语言本体论思想，并不比索绪尔、萨丕尔等现代西方语言家的认识肤浅多少，落后多少一样，因此，今天当我们的文学界面对西方的文化文学思潮时，正确态度应是：既不妄自尊大，更不妄自菲薄。
注释：
（1）朱迪斯·劳德·牛顿：《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2页。
（2）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页。
（3）巴尔特：《结构主义—一种活动》，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66页。
（4）（5）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壹至肆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页。
（6）沈从文：《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69—171页。
（7）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革命》，（1919），周作人：《思想革命》，（1918）中，都有较为明确的语言本体论思想；而西方现代语言学家论著出版时间分别为：布龙菲尔德.语言与研究入门（191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萨丕尔：《语言论》（1921）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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