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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危机与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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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20:34:58 来源：风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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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教务处处长）：
我想请朱教授介绍一下自己的历史观。在英雄在左右历史呢？还是什么其他的动力在推动着历史？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首先说我不接受怎样的历史观。第一，我不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不认为历史是有必然性的。我觉得历史是充满了偶然性的，至少是充满或然性的。第二，历史不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而是像一串葡萄，有向任何方向生长的可能性。一直以来我都赞成法治，赞成宪政，是因为我觉得只有把宪政、民主、法治建立起来，历史的参与者才可能是真正的大多数人。在专制的时代，我们常常能听到对被愚弄者的阿谀，说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阿谀本身就是为更大的愚弄做准备。敢于说人民目前还没有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才是真正尊重人民的人。关于人民创造历史，我是分阶段的。在民主法治没有建立起来的阶段，人民是不可能创造历史的。只有在民主宪政建立起来以后，人民才有可能创造历史。
今天我之所以讲三十多年前的故事，是想告诉各位，我们的起点有多么的低，低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我们这三十多年来有很多次走到半路又退回去的事情。对于悲观者，我想对他们说，相比三十年前的低度状态，我们现在已经很高了。这三十年中间有些倒退，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反过来，对于乐观派，我也想对他们说，我们是从一个古老的国度走来的。古老的国度的基因还在，它时不时要发作。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杂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太乐观。这就是我这三十年的历史观。
提问：
我想请问一下丛老师。毛泽东的优点和他人性中的光辉，比如他的体育精神和他的诗词，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从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隋炀帝的诗词做得也很不错，宋徽宗的画也是一流的。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魔鬼。你说的那些崇拜毛泽东的人，他们所知道的毛泽东和我们所了解的毛泽东不是同一个人。我们今天面临着我们今天特有苦难。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怀念和我们今天的苦难相对应的、过去的好的一面。今天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会怀念毛泽东时代，但他们绝不会真正想回到毛泽东时代。我是曾经十几年吃不饱饭的人，我当年干活是累得直吐血。我当年整日整夜地在冰水里干活，得了一身严重的风湿病，最痛苦的时候我想把我的手砍了。但是，我们当时并不没有参照系进行比较，我们并不觉得苦。今天，我们更多地去回忆当时的一点点小小的快乐。但是，我们严肃的历学家要还原的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告诉我们未来的方向。不能还原真实的历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提问：
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比80年代的大学生似乎更加保守。这是被一堂又一堂的正统的政治课和历史课灌输得太多还是我们太懂得算计利益得失了？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对于年轻人，有两种心态。一种是九斤老太的心态，认为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很讨厌的心态，我反对这种态度。还有一种对青年更不负责的态度是就是五四以来，《新青年》创办以来的对青年人无原则的阿谀奉承的态度。这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不负责的、激进的左翼青年。这一点是今天要反思的。其实代沟并不是固定的生理年龄划出来的界限，而是因为他们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不同，他们对历史事件的历史记忆不一样。
提问：
红绿灯可以用来比喻我们社会的左右两种势力。红绿灯不断地轮换，左右两种势力不断地轮换，这是一种天然的民主。您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存在这样的一种红绿灯吗？如果有，操纵红绿灯的又是什么力量呢？如果没有，那在中国当下的一个看似十分顺畅的十字路口，又是什么力量在维持秩序呢？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年轻的时候做过左派，上了年纪以后，我是一个顽固的右派。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有左中右。民主宪政制度就是为这些想走不同方向的人在十字路口上建立一个红绿灯，以避免他们撞在一起。这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政党轮替。我从来不敢奢望右派一直掌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很可怕，那会是一个反向的“1984”。
现在中国从显性的规则来讲，还没有这样的红绿灯。但是，中国的左中右的不同的人会用各种方式在影响政策。这种政策转换就是一种模糊的红绿灯。
提问：
我们现时能否寄希[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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