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符乃是东汉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代表人物，有《潜夫论》一书问世。近年来随着王符研究的不断升温，确定王符生卒年及其身世、交友等对王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文笔者将对有关王符生平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关键词】王符；生卒年；身世；交友

王符，字节信，号潜夫，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东汉时期著名思想家、社会批判思潮的代表人物。其作《潜夫论》见解精辟、涉猎广泛，是我国政治思想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后汉书·王符传》全文若除去节引《潜夫论》五篇外，仅248字，不仅于王符之生平事迹语焉不详，符之生卒年月，亦付阙如。因此，人们只能根据《后汉书·王符传》的相关材料作一些间接推测，以至于后世学者对此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搞不清王符的大致生卒年就无法推论王符所处的时代，很难对其思想进行深入探究。

一、关于王符生卒年的考证

（一）王符生年考

侯外庐等人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认为王符约生于和、安之际而卒于桓、灵之际[1]；刘文英在其《王符评传》中提到王符约生于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而卒于桓帝、灵帝之际（公元167年左右）[2]；李学勤、吕文郁主编的《四库大辞典》中认为王符约生于公元108年而卒于174年[3]；《辞源》中提到王符约生于公元85年而卒于163年[4]；刘树勋在《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中将王符生活的年代定为公元80-167年之间[5]。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则认为王符约生于公元85年而卒于公元162年[6]。目前最新研究成果即张觉先生的推论，“约生于公元79年（或78年），卒于公元163年夏季以后，很可能卒于165年。[7]”究竟哪种说法更为合理呢？

《后汉书·王符传》可据以论定王符之生卒年者有二：一即（符）“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8]；二即皇甫规之生平，及解官归安定之时间。

据《后汉书·马融列传》，“于延熹九年卒于家，年八十八”，则其生卒年为章帝建初四年到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79-166年。享年88岁。

据《后汉书·张衡列传》，“于永和四年卒，年六十二”，则其生卒年为章帝建初三年到顺帝永和四年即公元78-139年。享年62岁。

据《后汉书·崔骃列传》附崔瑗传，“汉顺帝汉安初，大司农胡广曾推荐崔瑗任济北相，岁馀，病卒，年六十六”，则崔瑗之生卒年当为章帝建初三年到顺帝汉安二年即公元78-143年。享年66岁。

据《后汉书·窦融列传》附窦章传，“（章）于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卒于家”，其生年无从推之。

据《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可知皇甫规生于和帝永元十年，卒于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04—174年），享年71岁。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马融、张衡、崔瑗生年仅相差一岁，且王符少年时与他们友善，所以王符与他们年龄不会相差太大，故张觉据此推断“符生年大致与马融相似” [9]，冯契认为王符“与张衡同时”[10]，冯友兰则推测“跟张衡同时而稍后”[11]。其实，这种推论引证尚显不足。据《汉书·儒林传》：“太常则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据《崔瑗传》记载，崔瑗是十八岁开始游学洛阳的，单据此我们得不出王符亦是十八九岁游学洛阳的结论。此外，皇甫规会赦归家是在公元163年（详见王符卒年部分论证），时原任中郎将，为群小所谗，征还京师后拜议郎，《后汉书·王符传》误作“度辽将军”。征拜皇甫规为度辽将军，是在他会赦归家后，复出前，是年皇甫规60岁，若符生于公元78、79年前后，则此时已为八十余龄老翁，诣皇甫规时，皇甫规理应执长辈之礼，不应“援其手而还” [12]。故符之生年亦较其友人马融等稍晚，比皇甫规稍长，故应在章帝末年或在和帝初年。

至于侯外庐等人认为他生于和、安之际（公元106年或公元108年），则是未详考《潜夫论》而导致的误说。刘树勋已经根据相关史实及《潜夫论》原文推断出《救边》篇写于羌反后九载，即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边议》、《实边》篇写于羌反后十载，即安帝元初三年（公元116年）。此外，据《考绩》篇中记载：“圣汉践祚，载祀四八。”可见此文写于汉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后的三百二十年左右，即公元118年前后，即汉安帝元初五年前后。又据文中的“及选茂才、孝廉、贤良方正、惇朴、有道、明经、宽博、武猛、治剧，此皆名自命而号自定，群臣所当尽情竭虑称君诏也”中的“武猛”可知其文写成于公元121年以后。因为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冬，诏令三公等“举武猛堪将帅者各五人”（见《后汉书·孝安帝纪》，始称“武猛”。）以上几则材料证明《潜夫论》中的《考绩》、《救边》、《边议》、《实边》四篇均写于安帝年间。而根据侯外庐、李学勤等人的推测，王符在公元115年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显然不可能写出这样愤世嫉俗的作品来。因此，说王符生于和、安之际欠妥。

至于刘文英推测王符生于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的理由则难以成立。他认为：王符名“符”，其取名“以假”。据古书上的古注，“符”有符瑞、瑞应的意思。王符名符字节信，由其字识其名，更可以反证王符之“符”乃是符瑞之“符”。另一方面，章帝建初七年，岐山“天降”铜樽、白鹿等符瑞，王符取名“符”讨个吉祥。[13] 刘文英的说法看似有理有据，但笔者不敢苟同。

据王符纪念馆馆长张世元先生介绍，王符乃镇原王胡同王孝廉的小儿子。王孝廉，本名达，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在地方上极有声望。王孝廉有两子，长子嫡出王兴，生性顽劣，不好读书；幼子王符为北地郡太学士符梓的外孙，符梓因遭人陷害，遭烧杀灭门之祸，符梓及女儿符玲有幸逃脱。父女二人被王孝廉收留，符玲知书达理，被王孝廉迎娶。二人恩爱，产下王符。王孝廉给孩子取名时说：“这娃既是王家的根，又是符家的根。符家惨遭冤案，家破人亡，这个儿子就一子开二门好了，以续王家和符家的香火，名字就叫王符吧。气节乃忠君报国之基，诚信是做人处事之本，把孩子教育成立节守信之志士，吾愿足矣！”笔者尚未见到镇原县志的有关记载，但此仍不失为一说。

（二）王符卒年考

《后汉书·王符传》还记有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时，王符曾去拜访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本传之末，载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里，符往谒见事。规解官归里，据本传在延熹五年。”[14]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推论王符卒年的唯一证据。

笔者认为推论王符约卒于公元162年的说法是错误的。据《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记载：“规出身数年，持节为将，拥众立功，还都乡里，既无它私惠，而多所举奏，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于是中外并怨。遂共诬规货赂群羌，令其交降。天子玺书诮让相属。……其年（延熹五年）冬征还，拜议郎，论功当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规终不答。璜等愤怒，陷以前事，下之于吏，官属欲赋敛请谢，规誓而不听。遂以余寇不绝，坐系廷尉。论输左校……会赦归家。”而据《后汉书·桓帝纪》载，次年，即延熹六年（公元163年）三月戊戌大赦天下，由此推出，皇甫规解官归里应在桓帝延熹六年三月以后。既然他归安定后王符去拜访过他，那么王符至少也应该活到延熹六年三月（公元163年），而不可能死于公元162年。

由于王符写作愤世嫉俗的《潜夫论》抨击当朝政治，再加之晚年又公开推崇遭陷害而屈死的乌氏人梁竦的《七序》，被朝廷列为叛逆，且遭通缉。王符四处逃亡，从此史书中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但逃亡生活毕竟是很艰苦的，他肯定不会再活太久。至于他究竟死于哪一年，由于史料匮乏，我们很难妄下结论，只能寄希望于埋藏于地下的文献出土了。

综上所述，王符约生于章帝末年或和帝初年，卒于公元163年以后，由于笔者不才，王符生卒年的确切时间尚无法考证。

（二）王符的身世

关于王符的出身和童年的遭遇，范晔在《后汉书》中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材料：

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

“庶孽”即庶子，妾所生子。庶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实际上常与奴隶同属一类。王符因为庶出“为乡人所贱”，可见社会地位低下，想必童年生活不会太幸福。

至于说“符无外家”，是由其母为妾和他的“庶孽”身份决定的。《礼记·坊记》郑玄注：“妾言买者，以其贱同之于众物也。”《说文》曰：“妾，不聘也。”主人和妾不是正式的婚姻关系，妾在家中的身份如同奴隶一样，不过是主人的一种财物，根本不能视为主人的亲属。因此，妾的娘家父母、兄弟、姐妹，也不允许同主人往来而建立亲戚关系。这样，妾生的庶子自然就没有外家了。有生母却不能真正当生母，有外家却不能真正当外家，这就是“庶孽”低人一等的命运。王符的这种人生遭遇，不但使他幼年不能得到外祖母的抚爱，而且倍受世俗的凌辱。宗法制度对王符身心所造成的伤害和摧残，无疑对他思想性格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王符“少好学，有志操”，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从《潜夫论》广博引文来看，可知他早年阅读了大量经书和诸子著作。但当时世俗不看重人品才学，只重世戚声势。“庶孽”身世成了王符政治道路上一个不可回避的障碍。

东汉任用官吏实行“选举”制度，即由公卿、郡守和各级官吏来举荐。东汉中后期，豪门大族垄断把持察举，选举中营私舞弊，嫉贤进党，“当途者更相荐引”。举荐不管品德才学，先考其“九族”，问其“由来”（《论荣》），看你是不是名门望族，这就是所谓的“阀阅取士”。在“世务游患”的风气下，许多人为了做官，多愿阿附权贵：有的不惜身执贱役而名列于豪族门下，有的被公卿或州郡长吏辟为属吏，结成“主奴”的从属关系。而王符不愿在世俗的漩涡中随波逐流，不肯投靠名门，因此不得进升。就这样，王符就毕生生活在偏僻的家乡，成了名副其实的“处士”。王符在《交际》篇中称，处子“处卑下之位”、“内见谪于妻子，外蒙讥于士夫”。可见，处子在外受人讥讽，在家被妻子瞧不起，“备受贫贱之苦酷”。（同上）

王符虽一生不仕，但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后汉书·王符传》记载有皇甫将军亲迎的佳话：后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范晔通过皇甫规对待王符和雁门太守态度的鲜明差异，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人们对王符的尊敬和爱戴。

【注  释】

[1]见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P423。

[2]见刘文英《王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P2。

[3]见李学勤、吕文郁主编《四库大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1546。

[4]见《辞源》（修订本）第三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P2045。

[5]见《中国古代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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