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白行简行年事迹及其诗文作年考》一文存在不少错误，特提出商榷，并对白行简生平中的某些问题，作了新的考索。 

【关键词】 白行简 生平事迹 《崔徽歌》 《李娃传》

白行简为白居易之弟，唐传奇名作《李娃传》的作者。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传记载颇为简略，尚有不少问题须作进一步考索，黄大宏的《白行简行年事迹及其诗文作年考》 （以下简称“黄文”） 一文 （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 ，就做了若干这方面的工作，但笔者发现，此文同时又存在不少错误，现择要写出来同作者商榷，并就正于方家。 

一 关于“初应进士举及登第时间”

“黄文”说:“今据考索，行简确于元和二年及第，但曾于贞元十六年初应举，不第。……证成此说的关键性文献依据是《白居易集》 （卷四○） 《祭乌江十五兄文》。此文作于贞元十七年七月，叙云:‘维贞元十七年……自居易与兄、高九、行简……同参选于东都，俱署吏于西京……友于四人，同年成名。’……居易于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十九年中拔萃，元和元年中制科乙等，行简可与居易同年成名的时间是哪一年呢?元和元年自不可能，则只有贞元十六年与十九年可供简择。但贞元十九年却无举事。《旧唐书·德宗本纪下》 （卷一三） 载:‘（贞元十九年）秋七月戊午，以关辅饥，罢吏部选、礼部贡举。’……可见贞元十九年并未开科，行简根本无由应试，故只贞元十六年有可能。此点前贤未及，故详加申论。”按，贞元十九年恰恰有“举事”，唐时科举考试例于每年正月举行，十九年七月下诏罢礼部贡举时，这一年的贡举已经举行过了，所以停的实际是二十年贡举而非十九年贡举，这一点徐松《登科记考》说得很清楚，看一下就明白了。又，既然白居易的祭文作于十七年七月，则文中所叙之事自然不可能发生在十九年，这是再清楚不过的，“黄文”何必绕个大弯子从十九年有无“举事”的角度来论证这个问题?“黄文”所引居易祭文，作过大的删削，已导致原意混淆，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有必要先将这篇文章引录于下:

维贞元十七年七月七日，从祖弟居易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乌江主簿十五兄之灵……自居易与兄及高九、行简，虽从祖之昆弟，甚同气之天伦。……徒抚膺而陨涕，谅沉痛之难伸。追思乎早岁离阻，各悲零俜;中年集会，共喜长成。同参选于东都，俱署吏于西京。居则共被而寝，出则连骑而行。友于四人，同年成名。优游笑傲，怡怡弟兄。虽不侔八龙三虎，亦自谓当家一时之荣。及兄辞满淮南，薄游江东，居易亦以行迈，忽逆旅而逢。或酒或歌，宴衎从容。何期不游?何夕不同?……呜呼!位始及一命，禄未遇数钟;年又不得四十，而殁于道途之中。……况旧业东洛，先茔北邙，三千里外，身殁陵阳。……哀哉!伏惟尚飨。 ①

“黄文”说:“所谓‘友于四人’，‘兄’及居易从父兄白逸，行十五，卒于乌江主簿任者;另即行简与己，高九其人不详，但‘同参选于东都’一语已明谓四人同预十六年举事。而‘贞元十七年’亦不误，居易为十六年进士……但该科延至十七年方毕。……《和郑方及第后秋归洛下闲居》 ② 诗作于十七年，有‘玉怜同匠琢，桂根同年攀’句，自注云:‘同高侍郎下隔年及第。’故贞元十六、十七年为一科。而前后数年四人行迹为:贞元十四年居易移家洛阳，十五年秋参加东选，十六年正月入长安发榜及第，随即与行简偕归洛阳，至暮春南游……白逸则于贞元十七年病卒于乌江主簿任，是中举得官后旋即发生之事，此可回应‘俱署吏于西京’之语。这里的问题是，‘同参选于东都’是四人，‘俱署吏于西京’者则不然，两句对举乃行文所需，前者事实，后者举其大概而已，如此正可释‘友于四人，同年成名’之说。行简于贞元十六年显然不第……但初应进士举的时间应在此时。”谓白逸贞元十七年登第，贞元十六、十七年进士试为一科，大误。首先，贞元十七年为白逸辞世和白居易写这篇祭文的时间，而非白逸“参选于东都”的时间，更不是他登第的时间，只要仔细阅读一下上面引录的白居易祭文，就不难弄清这一点。其次，一科者，古时分科取士之同一科目也;参加同年同一科目的考试，也称为“一科”。贞元十六年的进士科考试，在这年二、三月间放榜时就已结束，哪能“延至十七年方毕”?如果因为贞元十六、十七年的主考官都是礼部侍郎高郢，就说他们“为一科”，则高郢实际上接连主持了贞元十五、十六、十七年三年的贡举（所谓“连放三榜”），那岂不是应说这三年为一科才对?然而在唐人的记载中却从未有过这种提法。又，“黄文”所引《和郑方及第……》诗之下句，白居易集原作“桂恨隔年攀”（谓恨不能与郑方同年登第也），而“黄文”却引作“桂根同年攀”，且作为“贞元十六、十七年为一科”的证据，真是奇怪!第三，唐时举与选是分得很清楚的，而“黄文”却将这二者混为一谈。举谓贡举，即科举考试，由礼部负责;选谓官吏铨选，文官由吏部负责，武官由兵部负责。“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 ③ 《新唐书·选举志》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叙贡举事，下卷谈铨选事，二者分得很清，只要读一读，即不难弄清二者的区别。还有“黄文”引录的《旧唐书·德宗本纪下》之“罢吏部选、礼部贡举”，也将选举二者区分得很清楚。唐时举士与选官分离，举子进士及第后，只是获得了出身，还必须经过吏部的铨选，才能授官，进士及第和铨选授官往往不在同一年。“黄文”称“‘同参选于东都’一语已明谓四人同预十六年举事”，明显地误将选举二者混同。“同参选于东都”，谓一起在东都洛阳参加吏部铨选，唐时为方便选人，曾经同时在西京（长安）和东都置选，在东都举行的铨选，又称为“东选”，《新唐书·选举志下》:“太宗时，以岁旱谷贵，东人选者集于洛州，谓之东选。”“俱署吏于西京”，谓在东都参选中选后，同至长安授官，此即所谓“两都分简（选），留放（留，留下授官，中选;放，驳放，落选）既毕，同赴京师，谓之东选” ④ 。那么白逸是在哪年参加东选并授官的呢?居易此文所谓“兄辞满淮南”，说的是白逸为乌江主簿秩满后辞官，唐乌江县属淮南道和州（今安徽和县），在今和县北乌江镇，故称“淮南”;“薄游江东”三句，谓白逸辞官后游江南，同南行的居易在旅舍相逢;“殁于道途之中”、“身殁陵阳”，谓白逸游江南途中卒于陵阳（山名，在今安徽黄山市黄山区西北）。考居易贞元十七年春在符离（在今安徽宿州市北符离集）⑤ ，同年七月七日在宣城（今属安徽）作此文（此文题下注云“时在宣城”），则白逸之卒当在十七年六月间，白逸与居易相遇应在这年四、五月间，而他秩满去职则应在这年三月间。白逸游江南所走路线应是自乌江渡江南行，先到宣城，而后到陵阳，白逸与居易相遇的地点应在宣城一带。《通典》卷一五云:“凡居官以年为考，六品以下四考为满。”乌江主簿为六品以下官，四年秩满，由白逸秩满去职的时间上推，可知他参加东选后授官的时间在贞元十三年三月（唐制，吏部铨选“始于孟冬，终于季春”）。如果白逸曾登进士第或明经第的话，则更应在此前数年。“黄文”称白逸“于贞元十七年病卒于乌江主簿任，是中举得官后旋即发生之事”，皆非是。居易此文所说“友于四人，同年成名”，是就白氏兄弟四人同时参加吏部铨选并授官而言的，与贡举之事无涉，而且这“四人”也并非如“黄文”所说是指“居易与兄及高九、行简”。居易于贞元十五年秋赴长安应进士试（“黄文”作“参加东选”，大误），十六年春及第 ⑥ ，哪有资格在贞元十三年（797）参加吏部铨选并授官?至于白行简，直到元和二年（807）才进士及第，更无可能在此前十年参加吏部铨选。“黄文”称行简曾于贞元十六年应进士试，是误解居易此文之意而出现的错误。下面，再谈一下“友于四人”之所指。居易称白逸为从祖兄（“黄文”误作“从父兄”），但《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录白居易同辈的兄弟，只有幼文、居易、行简、敏中（相宣宗）四人而无白逸，其中幼文、行简为居易的亲兄弟，敏中为居易之从祖弟（同曾祖而不同祖父）;又居易此文称白逸“先茔白邙”，而居易、敏中之先茔，皆在下邽 ⑦ ，由此可见，在白氏家族中，居易与白逸的关系，当较居易与敏中之关系为远。“友于四人”之中，除白逸外，其余三人估计都是年龄与白逸接近（贞元十七年白逸年“不得四十”而居易三十岁）的居易的从祖兄弟，如居易的诗文中提过的“符离六兄”（《祭符离六兄文》）、“於潜七兄”（《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之类。

“黄文”又谓，行简元和二年登第，“更有居易诗为证。《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一诗记事始于元和元年，止于三年五月许。元和元年居易辞秘书省校书郎，制科及第后任京兆尉……三年五月，拜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 ⑧ ，该诗首四句‘元和运启千年圣，同遇明时余最幸。始辞秘阁吏王畿，遽列谏垣升禁闱’即述此。‘谏垣’即御史台。接下，诗有‘二贾二张与舍弟，驱车迤俪来相继’，指在五月或稍后，行简至长安;……关键是以下几句:‘齐入文场同苦战，五人十载九登科。二张得隽名居甲，美退争雄重告捷。……唯有沅犀屈未伸，握中自谓骇鸡珍。’‘五人’当为二张、二贾与弟行简，即诗中的‘二张、美、退及沅犀’，‘退’乃‘知退’省称。五人十年间同入文场，九应科举，‘二张’应有斩获，‘美’、‘退’则于此告捷，只‘沅犀’一人未得第。由此可见行简于本年登第，且当参加的是东选，否则不会迟至三年五月后方至长安，此时一般说来放榜（至团甲）已毕;其次，回应贞元十六年落榜事，故居易有‘重告捷’之语。”“黄文”据《唐诗纪事》、《登科记考》定行简于元和二年登第，正确;但引居易此诗，不仅不能证明行简于元和二年登第，反而生出许多新的错误，真有画蛇添足之嫌。先将此诗原文引录于下:

刘兄文高行孤立，十五年前名翕习。是时相遇在符离，我年二十君三十。……心畏后时同励志，身牵前事各求名。问我栖栖何所事?乡人荐为鹿鸣客。……出门可怜唯一身，敝裘瘦马入咸秦。冬冬街鼓红尘暗，晚到长安无主人。二贾二张与余弟，驱车迤俪来相继。操词握赋为干戈，锋锐森然胜气多。齐入文场同苦战，五人十载九登科。二张得隽名居甲，美退争雄重告捷。……唯有沅犀屈未伸，握中自谓骇鸡珍。……元和运启千年圣，同遇明时余最幸。始辞秘阁吏王畿，遽列谏垣升禁闱。……

此诗叙事始于贞元七年（时作者二十岁），而作于元和四年，因为诗中谈及张彻登第事 ⑨ 。诗中“问我”二句谓自己被州府荐送长安参加进士试（鹿鸣客，指乡贡进士），“出门”四句写自己入京应试情景，“二贾”二句谓二贾（贾餗及其弟贾竦）、二张（张彻及其弟张复）和行简在己之后亦相继入京应试（“黄文”称“元和”四句为首四句，此二句接其下，大误）。五人，指二张、贾餗、居易、行简，沅犀（当指贾竦）不当包括在五人之中，因为诗明言五人为“登科”者，而沅犀却未得第;十年，指自居易登科的贞元十六年（800）至元和四年（809）;九登科（不是“黄文”所说的“九应科举”），谓白居易三次登科（贞元十六年进士，十九年书判拔萃，元和元年制举）、贾餗两次（贞元十九年进士、元和三年制举）、张复一次（元和元年进士）、张彻一次（元和四年进士）、行简一次（元和二年进士），以上均据《登科记考》，合计共八次登科，尚缺一次，可能指行简再次登第 （说详后） 。“二张”二句谓二张、贾餗（字子美）、行简皆登第，“重告捷”指贾餗两次登科，“黄文”称这是回应行简“贞元十六年落榜事”，非是（既然落榜，焉得谓之“告捷”）。谏垣，谏官官署（“黄文”谓谏垣即御史台，大误）;列谏垣，指任左拾遗（谏官）;升禁闱，指为翰林学士，元和四年居易仍官左拾遗、翰林学士。“黄文”意谓，行简于元和二年春在东都参加进士试，“迟至三年五月后方至长安”，此时“放榜已毕”，居易写了此诗。按，唐代科举考试，确实有时在洛阳举行（东都举，“黄文”误作“东选”，又将选与举混同），还曾两都同时置举，但自大历十一年（776）之后，仅有大和二年（828）一年科举考试在东都举行 ⑩ ，这也就是说，元和元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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