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分别在与十常侍、董卓等和与刘备等的价值对比中，形成了独自的性格体系。当这种性格的有机组合体已经完成，并在作品结构中定位以后，后人对作为由无数情节与细节组合而成的性格发展史的点滴增删，不可能使之在实质上改变人物性格的主要导向，因而也不会出现两种版本、两个曹操的问题。毛纶、毛宗岗父子在对该书进行修改、评点时，没有改变罗本的结构框架，没有将曹操形象的基本性格因素进行变性处理。虽然强化了正统观念，但艺术逻辑始终置于首位。片面夸大个别改动对形象的实质影响，夸大诗文评语对形象本身客观意义的干预作用，就难免失之偏颇。

    我国古代几部第一流的长篇章回小说，大都存在由于版本不同而引发出来的对人物形象评价的分歧意见。其中，经过毛纶、毛宗岗父子增删润饰并加以评点的《三国演义》（后文均称毛本），与现已发现的一度被认为最接近罗贯中原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后文均称罗本）中的曹操形象，到底有哪些差异？这些差异是否导致了形象本身的质变，从而出现了两种版本两个曹操的现象，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论。拜读有关宏文伟论，受益良多，同时也觉得在有些问题上还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因为它不只是对《三国演义》两种不同版本中的曹操形象的具体评价问题，也涉及对其他小说中类似现象进行研究时某些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故略申愚见，以求教于专家们。

一

    任何一部经过他人增删润饰的长篇章回小说，特别是象被金圣叹腰斩的《水浒传》、由高鹗续成全帙的《红楼梦》那样的小说，都必然会这样或那样地渗入增删润饰者的思想倾向与审美追求。不过，一般来说，这种思想倾向与审美追求的渗入度，必须控制在不违背原著的整体构架和基本艺术逻辑的范围之内。否则，就不是属于正常的增删修饰，这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借鸡下蛋，即借原著中某些情节或人物为引线，或以原著的基本精神为指导，生发开去，另行创作，如《水浒传》的续书《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西游记》的续书《西游补》、《后西游记》等等；另一种是因不满原著而做翻案文章或歪曲文章，写成小说，如俞万春的《结水浒传》（《荡寇志》），完全是反《水浒传》之道而行之；必令生旦当场团圆的种种《红楼梦》的续书，则对原著精神任意加以肢解歪曲。上述两类非正常的续书，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范围。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那些与原著发生共振的增删修饰问题。所谓共振，是指经过增删修饰后的版本，与原著相比，至少在客观上没有改变原著情节结构的基本框架和发展逻辑，也没有改变原著中人物形象的主导性格倾向。被腰斩成七十回的《水浒传》，也许体现了金圣叹认为一百单八将不配受招安的思想；也许金圣叹平添卢俊义惊恶梦的尾巴，只是一种掩饰，他正是要在这种掩饰下，斩去他所不愿见到的招安结局和宋江的叛变行为，使这一形象显得高大一些。但不管评论家持何种见解，都无法改变腰斩本所提供的客观逻辑：第七十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既是梁山义军发展的项点，同时又是走向失败的起点。宋江在这时重又提出的“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思想路线，虽遭到李逵等人的公开反对，但根本无济于事。这条路线的发展逻辑向人们提出：义军的失败迟早必然出现，悲剧的结局是无可避免的。至于是象金圣叹所设计的那样被斩尽杀绝，抑或是像原著那样接受招安，最后落得个兔死狗烹的结局，都没有背离前七十回情节发展的必然逻辑。至于宋江这一形象，虽然由于腰斩而避免了他亲自毁坏梁山根据地的有关描写，但并不能改变他思想性格中“权居水泊，专待招安”的根深蒂固的一面及其所显示出来的发展逻辑。因此，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并没有将一个具有反抗与妥协双重性格的宋江，“斩”成为一个彻底叛逆的农民起义领袖形象，而没有被腰斩的宋江形象，也不过是最终完成了前七十回中这一形象的必然发展逻辑罢了。

    再看《红楼梦》的有关情况。被高鹗续成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与曹雪芹未完成的前八十回相比，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所续成的后四十回的确难与原著完全相符，但从整体格局和主要人物思想性格来看，高鹗是力求续到能与原著融为一体的。在曹雪芹的原始构思中，也许不会有宝玉中举，兰桂齐芳之类情节，但宝玉悬崖撒手，贾府获罪被抄以及诸金钗的各种悲剧结局，在总的发展趋向上，是不违背原著已展示出来的“千红一窟（器），万艳同杯（悲）”的悲剧逻辑的。虽然，探佚学专家们可以根据内证外证，推论出后四十回中不少可能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甚至是歪曲了原著精神的情节。但平心而论，在一般并不苛求的专业工作者的眼下，特别是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虽然会有人凭着艺术的直觉，感到后四十回的艺术韵味远不及前四十回，但大都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当成一个整体来进行欣赏与研究，而且不会感到在情节上有太多的枘凿不入，更不会觉得在前八十回中活动着的人物，一到后四十回中便都走了样，甚至变得面目全非；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后四十回中的有关续笔，前八十回中的一些人物在整体上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因而将曹雪芹的原著前八十回与高鹗续成的百二十回本相比，便会出现两种版本，两个宝玉、两个黛玉、两个宝钗等等的问题。我们不赞成这样的分析方法及其所推导出来的结论，因为长篇小说情节发展的逻辑体系和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是由无数情节和细节进行有序组合而成，其主要情节的走向和性格的主导倾向，只能由其中的大多数因子来决定，个别情节与细节的变异和与原著的枘凿不入，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原著的局部面貌，但难于在实质上改变原有走向和主导倾向。因此，我们在研究上述作品不同版本中人物形象的区别时，千万不宜抓住某些具体情节或细节的不同，以作出置整体倾向于不顾的结论。明乎此，我们再来评价罗、毛本中曹操形象的异同，就比较容易获得解决问题的参照系了。

二

    罗本与毛本的区别，不存在像《水浒传》或《红楼梦》那样几十回地被砍去或续上几十回的问题。其特点是毛纶、毛宗岗父子在保持罗本大小框架的前提下，对罗本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增删润饰。罗本虽然倾注了罗贯中的毕生心血，堪称集三国故事之大成的杰作。但由于在将历史素材与民间创作揉合进行艺术加工的过程中，对某些素材的利用还缺乏明确认识，因而难免存在取舍不严、锤炼不够之处。这就为毛氏父子留下较多的可供增删润饰的用武之地。另外对于罗本的思想倾向，毛氏父子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在润饰中也会自觉地将其渗透进去，并因此而涉及到某些情节的增删和改动。其间虽然有得有失，但总的来说，经过毛氏父子修改后的《三国演义》，其伦理价值观念和审美追求，在大方向上是与罗本基本一致的。虽然，细加审阅，也会发现二者存在诸多不同处，但从全书看，那只是大同中的小异，而不是大异中的小同，从艺术上看，则使原著增色不少。这就是为什么毛本一出，就能迅速广泛流传，而罗本倒从此较少受到人们注意的主要原因。那么，毛本是怎样对罗本进行加工改造的呢？这种改造的结果，是不是出现了两种《三国》，两个曹操的现象呢？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先对罗本中的曹操形象进行比较全面客观的分析，然后才有可能评论毛本在修改中的得失。

    众所周知，一个蕴含丰富的文学典型形象的构成，是他或她的全部言行的有机组合，也是作为性格发展历史的情节的有机组合，单个的情节与细节，单个的言行与性格因素，只有融入这井然有序的机体中，才有它存在的价值。在无数的情节与细节、无数的性格因素的有序组合过程中，形成了性格的复杂性及其主导面与多侧面，同时也在书中众多人物的相互关系中，形成了各种对比参照系数。而当这种格局确定之后，对其中个别情节与细节和个别言行的增删变换是不可能使形象在根本上发生移位的，更不是某些插入书中的诗文评论所能改变这种定型了的格局的。虽然，我们并不排斥这些改动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物性格某些方面所起的强化或弱化作用，但只要是在主要方面保持着原著基本情节的框架，保持原著人物性格中的核心因素，就决不可能由于有限的增删润饰而使同一人物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或典型，这就是我们分析罗、毛本曹操形象异同的基本观点。

    从罗本中构成曹操形象的全部材料来看，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对其性格特征的高度概括。而罗贯中所认识和所要表现的曹操，是在汉末天下大乱、群雄角逐中的曹操。虽然在作品中并没有抹煞其作为能臣的某些因素，但其性格的主导面是典型的奸雄性格。从罗贯中体现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主要观点来看，所谓奸雄与能臣的区别，在论理价值观念上是着重于看其是否维护汉王朝的正统地位。对其“能”与“奸”的具体描写，也以此为标准而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大致地说，罗本中的曹操，是被作者置于两个价值系统的对比中来完成的。一是在汉末分崩离析的政局中，以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谋诛阉竖、兴兵讨伐董卓等事件为线索，构成了曹操与十常侍、董卓、吕布、李榷、郭汜等人的对比。在这一对比中，曹操是以剿戮黄巾军和讨伐“迁天子，徙百姓”的乱臣董卓等和以维护汉王朝统治的功臣的身份出现于作者笔下的。以此为基点，又有曹操与袁绍、公孙缵、孙坚等属于阶段性同路人之间的对比，在这一对比中，他是以“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暗藏韬略”的具有两重性的杰出人物的身份出现的。在这一由两方面的对比所组成的价值系统中，作者对曹操虽非没有微词，但总的倾向是褒扬多于贬抑的。当纷纷攘攘的群雄角逐局面逐渐走向三国鼎立之势的时候，曹操也被逐渐拉入了另一价值对比系统之中，那就是与孙权、刘备特别是与刘备的对比。在这一对比中，才能的对比仍是重要因素，但已不存在前一对比中的那种巨大反差，而是构成了一种等量级的对比，这正如卷五“青梅煮酒论英雄”中，曹操在批倒天下英雄豪杰之后对刘备所说的那样：“方今天下，惟使君与操耳。”针对两人在这一轮攻心战中的智能较量，作者议论说：“曹操虽奸雄，又被玄德瞒过。”在这一价值系统的对比中，评价是非功过和表达感情倾向的主要标准仍然是上一轮对比标准的延续与深化。也即是以是否忠于汉王朝的正统地位，是以仁义保天下、治天下，还是以奸雄夺天下、驭天下的对比，正如卷十二“庞统献策取西川”时刘备自我总结的那样：“今吾与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刘备以皇叔的身份与曹操争天下，这在作者看来，他在政治上、道义上无疑是居于上风的。

    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情节描写的客观情况来看，刘备并不是全然不玩弄权术的忠厚长者，真是那么忠厚，他就无法在政治风云与残酷的军事斗争中站稳脚跟；曹操也非处处奸险狡诈，事事急功近利的泡沫人物，否则，他就不可能延揽那么多文韬武略的人材，就不可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败袁绍，平定北方，就会成为志大才疏的袁绍或残暴专横的董卓之流，而不可能成为三国鼎立之中的强者。不过，从总的倾向来看，作品的确很注意突出刘备的宽厚仁义与忠于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