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且看在第一个价值系统对比中，毛本对曹操的态度。在第四回写及曹操自告奋勇，献行刺董卓之计，王允为之酌酒壮行等时，毛本批曰：

    袁绍致书，孟德献刀，一样愤激，而操更壮。

    写得慷慨动色，仿佛荆卿渡易水时。

    当曹操奋力截杀董卓，兵败而归时，毛批曰：

    此败非操之罪，众诸侯之罪也。

    曹操此一战，虽败犹荣。

    第五回写虎牢关大战，关羽自告奋勇，欲斩华雄，袁绍以其为弓马手而加以蔑视，曹操急止之，教人斟下热酒，让关羽饮酒上马杀敌。关羽立斩华雄之后，操又暗使人赍牛酒抚慰当时地位很低的刘、关、张三人。对此，毛本批曰“阿瞒的是可儿。”当曹操在饮宴间慨叹“吾始兴大义，为国除赋……以顺诛逆，立可定也”之际，而众诸侯“迟疑不进，大失天下之望。操窃耻之”（第六回）时，对于曹操言谈间所申述的如何平定董卓的计谋策略，毛氏颇为赞赏，批曰：“所言的是良策”。从诸如此类的批语可以看出，毛氏虽在整体倾向上贬抑曹操，但对他在这一阶段的所作所为，仍然在某些方面有选择地加以肯定。它至少可以说明，毛氏父子在主观上，并无意于不顾原著的基本情节框架，一股劲儿要把曹操的正面因素全给删削抹煞，因而在第一个价值系统的对比中，曹操形象是没有也不可能被毛氏父子改得正负相反、面目全非的。至于在与刘备相对照所构成的价值系统中，毛本的修改，是否会使曹操形象完成了由英雄到奸雄的质变，则需要将增删情况进行全面的客观对比分析，才能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

三

    据不完全统计，毛本对罗本的增删修饰，大至对个别情节大刀阔斧地增削，小至对个别字句的改动，不下千百处，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与曹操形象有关，而这有关部分中的重要者也有六七十处之多。从这些重要增删处看，有删削曹操正面因素的地方，也有增加其正面因素的地方；既删去了某些贬抑他的负面文字，也增添了一些贬抑他的负面文字，决非一味只删正面因素和平添负面因素。这些增删修饰，或出于艺术上的考虑，或着眼于思想上的褒贬，或二者兼而有之，需要进行全面分析，而不能只强调某一面，而忽视与之相连的另一面。

    从艺术处理角度来看，小说的倾向性“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是绝大多数有成就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遵守的基本创作原则。我国古代优秀小说，就其主要倾向来看，也莫不如此。但由于传统教化观念的渗入，民间说书形式的影响，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在以形象感人的同时，也往往程度不一地插入某些诗文形式的评语。这类评语中，有的与情节的发展融为一体，有利于表达作者的是非观念，但过多地特别指点，也会起着阻碍情节脉络畅通的消极作用，而那些掉书袋子、炫耀才学和与情节发展不大相干的评语，更是破坏艺术完整性的赘疣。这种情况，在罗本中也存在着——它在通过情节描写来表明倾向的同时，又不厌其烦地大量引用诗文或用叙述者的语言来评头品足，而且有不少前后重复或互相矛盾之处。对此，毛本作了大刀阔斧的删削加工，这无疑有利于更多地让形象本身来表明自己的美丑善恶，有利于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这类删削修饰，并不一定纯然是出于修改者的褒贬态度。比如罗本卷二《刘玄德斩寇立功》中对曹操出场时的一段概貌性描写，毛本只保存了“为首闪出一将（罗本作“英雄好汉”），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这两句外貌勾勒的内容，删去了对其才能的介绍：“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胸内熟谙韧略。”这段把他既比齐桓、晋文，又比赵高、王莽的话，不过是同一节中所写许劭对他的评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的具体化，删之既使文字简洁而意不相重，又不影响作者的褒贬态度，还避免了叙述者的特别指点，删掉有什么不好呢？在袁绍、孙坚、周瑜以及其他许多人物出场时，罗本都有类似的套语介绍，毛本不管其倾向如何，大都予以删削，足见其主要是从艺术表现着眼的，并不完全是出于贬抑曹操的需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罗本在《曹孟德许田射鹿》中，借伏完之口，大骂曹操“真乃赵高也”，这该是正中毛氏父子下怀之语，但也被毛本删去，又作何解释呢？又如罗本《夏候惇拔矢啖晴》中，在写及郭嘉论操有“十胜”，绍有“十败”之后，紧接着又写荀彧论操有“四胜”。“四胜”的内容并未超出“十胜十败”的范围，毛本删去“四胜”，完全是为了避免累赘重复。

    这类主要从艺术提高角度着眼的删繁去重之处，虽然也涉及思想上的褒贬，但这一修改原则并不只是用于曹操，也同样用于曹操的对立面形象。比如，罗本卷五《曹公分兵拒袁绍》中写及陈登劝刘备写信向袁绍求救，以敌曹操，刘备顾虑自己不但与绍无恩，而且还并了他的兄弟，绍将拒绝求助。陈登便建议刘备向郑玄拜求书信，然后差孙乾送往袁绍处，接着有如下一段描写

    绍览（郑玄书信）毕曰：“刘备灭吾兄弟，当复其仇！”孙乾曰：“此乃曹公之所使，不得不从耳。”绍曰：“吾闻玄德世之杰士，吾当救之。”

    这里写袁绍阅信后，先是表示拒绝，并声称要向刘备复灭弟之仇，经孙乾轻轻一说，其态度便来了个180度大拐弯，决心发兵相助，这就显得有点不合情理，而托郑玄写信求助的事，也似可有可无。对此，毛本第二十二回改为

    绍览毕，自忖曰：“玄德攻灭吾弟，本不当相助；但重以郑尚书之命，不得不往救之。”

    这样一改，指出了袁绍由不愿相助刘备到不得不相助的原因，是碍于郑玄情面（当然也有其内心深处的个人打算），便显得情当理合了。毛本改动后，加批语曰：“袁、刘素不相亲，却用郑玄联络之，事出意外。”这实际上是说明他之所以要如此修改，主要是出于艺术上的考虑。如果只是为了贬曹褒刘，大可把罗本中袁绍赞扬“玄德世之杰士”这类话保存下来，以光大刘备形象，但毕竟没有采用这种硬塞的办法，可见毛本是比较重视艺术上的斟酌的。

    还有一种值得提出来的现象，那就是毛本为了褒刘，对刘备属下的人，也往往褒之，这当然反映了毛氏父子的思想倾向，但这也不过是对罗本中原有倾向的强化，而且也并非不加选择的一律强化，如罗本卷三《刘玄德北海解围》中写刘备与管亥对阵时，对关羽有这样一段描写：

    太史慈却待向前，一匹马早先飞出，蒲州解良人也，文读《春秋左氏传》，武使青龙偃月刀。云长径取管亥。两马相交，众军大喊，正如燕雀之物，而慕冲天之栖；大羊之蹄，而移近日之步：势不可为也。量管亥怎敌云长，数十合之中，青龙刀起，劈管亥于马下。

    这段文字，毛本删改如下：

    太史慈却待向前，云长早出，直取管亥。两马相交，众军大喊。量管亥怎敌云长，数十合之间，青龙刀起，劈管亥于马下。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毛本将罗本中赞扬关羽文武全才和形容关、管对阵时褒关抑管的文字全给删去了。这当然不是不愿意褒扬关羽或有意削弱对他的褒扬，而是为了避免那些落套的介绍，并使文字简洁化。罗本中这类落套文字所包含的内容，在对关羽一生的描写中，于他处多有所见，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致成赘疣，由此也可以推求，毛本删削某些在罗本中褒扬曹操的地方，也不一定仅是为了贬曹。不承认这点，也就失去了评价毛本删削刘、关等人正面因素的对等原则，就必然陷入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之中。

    当然，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那样，主要从艺术着眼的增删修饰，最终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思想内容的表达，但它与纯粹出于思想褒贬的增删毕竟是有区别的。这种情况，也体现在毛本对罗本某些诗文评语的增删修饰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就罗贯中加工整理的原始依据来看，其中当包含着民间传说成分、根据史书进行艺术加工的成分和直接引用史书的成分。这三种成分的融合渗透，既非完成于一时一地，也非出自一人之手。正如前面已提及的那样，罗贯中在进行加工创造的过程中，虽然在宏观上有自己的主心骨，但有时也不免陷入莫知所择的惶惑之中，于是便不可避免地把某些见仁见智的认识反映到作品中来，这在引用他人诗文评语上显得尤为突出。对此，毛本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其间固然直接表明了毛氏父子对某些人和事的主观态度，但又并不尽然。从对曹操的评价来看，直接表明这种态度的，莫过于对在曹操死后罗本所引诗文评语的删改。在罗本卷十六《魏太子曹丕秉政》中，除引用司马光、陈寿等赞扬历史上曹操的功德等评语外，还引用了前贤以及唐太宗、晁尧臣等的诗文评语，它们的是非褒贬视点各不相同。照搬这些文字来评论经过艺术加工后的曹操形象，就难免显得堆砌累赘和莫衷一是了。毛本第七十八回删去了司马光等史论中的评语，并综合四首诗文的内容，改写为《邺中歌》，以表明对曹操“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的看法。这样修改，既把原诗中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语调和成为代表作者观点的看法，也避免了堆砌累赘之弊，这在艺术处理上无疑是成功之笔。

    有的删削，孤立地看，似是为了贬曹，但联系全书来看，又不尽然。比如，曹操死后，罗本所引司马光和陈寿高度评价曹操的赞语，全被毛本删去。看来，这似乎是大删曹操正面因素。但刘备死后，罗本在《白帝城先主托孤》中所引陈寿肯定刘备的话：“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风，英雄之气焉……。”同样被毛本删去；罗本在《刘玄德败走江陵》中，引用了习凿齿盛赞刘备的一段话：“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迫事危，而言不失道……”，也被毛本删去。如果毛氏父子只是一味热衷于褒刘贬曹，大可以删此而留彼，以突出刘备的仁德。但竟一视同仁，全予删削，看来还是从艺术表现角度来考虑的。这一情况，还可以从对评价孔明、关羽、张飞等人的诗文的删削中得到印证。罗本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中，孔明死后，引用了陈寿等十余人盛赞历史上孔明的诗文，几乎成了弘扬孔明功绩的诗文选。这样暂停情节的运行，不厌其烦地转引历代人的诗文来为孔明唱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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