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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声音已经出现,如吴承恩《花草 新编序》:“然近代流传,草堂大行,而花间不显,岂非宣情易惑而含思难谐乎?”[26]还有如顾梧芳《尊前集引》:“余素爱《花 间集》胜《草堂诗余》”[27]等等｡同时在创作 领域也出现仿《花间集》现象,如《古今词话•词品上卷》:“沈际飞曰:‘张杞和《花间 集》,凡四百八十篇,篇篇押韵……字字求新……’”[28];《词苑丛谈•品藻三》:“范文光《续花 间集》皆画船歌席题赠之作｡” [29]无论从理论意识还是创作实践,明代中后期 俨然已经形成“花间”词统,正如清人谢章铤所谓:“升庵､? 州 力挽之,于是始知有李唐､五代､宋初诸作者｡其后耳食之徒,又专奉《花间》为准的｡”[30](P3433) 即使是影响清代词学甚巨的云间词派,无一不是宗“花间”的,如郑方坤《论词绝句》 曰:“云间设色学花间,汴宋余波着意删｡和者国中二三子,笙趝未 觉寂尘寰｡”绝句下有 小注:“明季陈大樽偕同里李舍人､宋征士唱倚声之学于江左,一以 《花间》为宗,不涉宋人一笔｡”[31]正因为宗“花间”,词学“寄托”理论借机 发展｡
现代词学家詹安泰有文《论寄托》,说到寄托必须问途于比兴,“比兴途径,亦各不同:或 取资闺帏之内,羁旅之中,柔情绮思,忆别伤离,而身世家国之怀寓焉(如韦端己《菩萨蛮》之类)｡或取资于自然风景,无知物类,听睹所及,曲写毫芥,而身世 家国之怀亦寓焉(如姜尧章《暗香》《疏影》之类)｡寓诸闺帏羁旅之中者,欲人即小以见大 也;寓诸风景物类中者,欲人触类以引伸也｡……北宋有寄托之词,多属抒写私情,南宋有 寄托之词,多属描摹物类,非无故也｡”[32](P226)詹氏通过寄托象体的不同,将寄托分为两类,甚符合词学发展的实际｡明代中后期以“ 花间”为词统,在词学“寄托”建构过程中偏取第一种途径:“取资闺帏之内,羁旅之中, 柔情绮思,忆别伤离,而身世家国之怀寓焉”,在效果上趋向“ 多抒写私情”的寄托之词｡宋代是传统雅文化发展到顶峰的时代,私情在社会中是得不到正 面承认的,而《花间集》多写艳情､闺情,因而《花间集》不可能进入到雅文化的大殿｡明 代中后期重“情”的社会思潮选择了“花间”词统,为《花间集》建构词学“寄托”理论扫 清障碍｡在词学理论表述中,明人公然兜售着“情”字,论证着词中写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明周永年《艳雪集原序》:“盖举乐府方俗之词､玉壶(按: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词学 论著选》页261以为:“玉壶”,疑为“玉台”之误｡指《玉台新咏》｡今从之｡)工艳之语 ,香蔹纤媚之调,一一寄之于词｡”[33] 难能可贵的是,周永年紧接着提出:“士不深于比兴之义,音律之用,而但长短其诗句 ,以命之曰词,徒见其不知变耳”[34],将私情 与比兴联系起来,从而实现词的寄托功能｡如果说以艳词寄托情怀诗歌中古已有之,那么周 永 年的序中加入词特别是以温词为代表的考量要素,如“供奉之清平､助教之金荃,皆词传于 诗者也”[35],将李白的《清平乐》与飞卿的《金荃》, 视为以词的体裁传诗歌精神的典范｡为了明晰明代中后期“花间”词统与词学“寄托”理论 的关系,再举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证明之:
予初读诗至小词,尝废卷叹曰:嗟哉,靡靡乎,岂风会之使然耶?即师涓所弗道者｡已而, 睹范希文《苏幕遮》､司马君实《西江月》､朱晦翁《水调歌头》等篇,始知大儒故所不废 ｡何者?众女蛾眉､芳兰杜若,骚人之意,各有所托也｡[36]
王介人曰:吾老于诗,思索情竭,多作艳情绮思以发之｡闻此十五年久矣｡因思屈子江潭幽 放,托词于香草美人｡ [37]
每当春日骀宕,秋气明瑟,则寄情于思士怨女,以陶咏物色,祛遣伊郁｡示予 词一编,婉弱倩艳,俊辞络绎,缠绵氵奇娜,逸态横生,真宋人之流亚也｡或曰:“是无伤大 雅乎?”予曰:“不然,夫并刀吴盐,美成所以被贬;琼楼玉宇,子瞻遂称爱君,端人丽而 不淫,荒才刺而实谀,其旨殊也｡三子者,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佻言,则元亮闲情不能 与总持赓和于岭春结绮之间矣｡[38]
所举范仲淹的《苏幕遮》词“前段多入丽语,后段纯写柔情”(清彭孙?《金粟词话》),司 马光､朱熹的词作同样是柔情丽语｡温博认为:“众女蛾眉､芳兰杜若,骚人之意,各有所 托也”,虽然所引用的词来自非“花间”,其实是以端正大儒为类如“花间”之词张本｡温 博的感慨系由编辑《花间集补》而发,不难推测,温博一方面为类如“花间”的词找到大儒 的例子,另一方面将其并入骚人寄托之列,同时引用茅贞叔氏告诉他的一段话:“昔人称长 短句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者,莫过《花间》”,认为《花间集》最具寄托之意,因此《 花间集》成为构筑词之寄托理论的经典范本｡陈子龙是受到《花间集》影响的典型词人,而 王介人是陈子龙好友,可算作云间词派中人,因此他们的观点无一例外地受到“花间”词统 的影响｡他们认为“艳情绮思”等同于屈原的“香草美人”,将“真心”“挚念”隐托于“ 妍貌”“佻言”,从此类如“花间”的词获得了“寄托”情怀｡以《花间集》的主要艺术特 征为本,进而阐述词的寄托精神,并将其与屈原开创的香草美人的意趣相连是明人的创见｡ 它是明代的产物,相比较宋代,其更具有理论自觉性｡正是在此影响之下,清代人继续以《 花间集》构建寄托理论｡于此王国维有一段话:“虽止庵(周济)词颇浅薄,潘(潘德舆)､刘 (刘熙载)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则与明季云间诸公,同一卓识也｡”[39] 如果认为他们仅仅“推尊北宋”则值得商榷,但王氏实道出了常州词派词学理论与明代 中后期词学之间的精神意脉｡
以词为本位的“寄托”理论与词体文学清谢章铤对张惠言词的“意内言外”说提出了异议:“夫‘意内言外 ’,何文不然,不能专属之长短句｡”[40](P3569)的确,“意内言外”是一非常大而 化之的概念形式,可用之语言､诗歌､文章等等,因此将此概念形式用于词这种文学文体的 解释,恐怕是小头顶大帽子,宽绰过余｡谢章铤的质疑值得深思:“意内言外”不专属长短 句,属于传统诗学的理念难道可以专属于长短句吗?这里必须面对词学“寄托”理论的独特 性问题｡
其实,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寄托”理论已经对专属于词的“寄托”理论作出了回答｡明代周 永年《艳雪集原序》:
文赋有之曰:诗缘情而绮靡｡夫情则上溯风雅,下沿词曲｡莫 不缘以为准｡若绮 靡两字,用以为诗法,则其病必至巧累于理,僭以为诗余法,则其妙更在情生于文,故诗余 之为物,本缘情之旨而极绮靡之变者也｡从来诗与诗余,亦时离时合,供奉之清平､助教之 金荃,皆词传于诗者也｡玉局之以快爽致胜,屯田之以柔婉取妍,皆词夺其诗者也｡大都唐 之词则诗之裔,而宋之词则曲之祖｡唐诗主情兴,故词与诗合;宋诗主事理,故词与诗离｡ 士不深于比兴之义,音律之用,而但长短其诗句,以命之曰词,徒见其不知变耳｡[41] 这段话提出“唐之词则诗之裔,而宋之词则曲之祖”,承认唐词继承了诗的精神,宋词则排 出在外,所以说“供奉之清平､助教之金荃,皆词传于诗者也｡玉局之以快爽致胜,屯田之 以柔婉取妍,皆词夺其诗者也”,李白的《清平乐》与温庭筠的《金荃》既得词之绮靡,又 传诗歌的比兴之义;而苏轼､柳永的词则淹没了诗｡其在序言中提出了词的源流正变,将唐 词作为正,宋词视为变,只有唐词才是诗之苗裔,这是中国词学史中较早地以词作为本位探 讨词学寄托理论的文字,姑且称之为以词为本位的“寄托”理论｡云间词派的蒋平阶也持相 同观念:“词虽小道,亦风人余事｡……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 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42]认为词如诗,五代时词才保持着诗的风采｡ 张惠言同样继承了这种思维,其《词选序》 :
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 谣里巷男 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 ,骚人之歌,则近之矣｡[43]
这段常见的诗学语言,若果单单就此而言词之“寄托”,的确显得理由不 充足｡一 般只是注意张惠言关于“意内言外谓之词”,而不注意该序开头的一句话:“词者,盖出于 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词出于唐之诗人,唐之诗人写词, 将诗的精神入词中,所以他在该序中也梳理了词发展的源流正变,说:
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 罖､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 ､司空图､韩翭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五代之 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 ,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绝伦｡亦如齐梁王言,依托魏晋,近古 然也｡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 沂孙､张炎 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 ,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 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刺,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 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 ｡[44]
认为温庭筠词是最上品:既有词之韵味,又有诗之精神,在张惠言看来,五代之后的词学发 展渐渐进入迷途:要么失去词的文体特征,要么忘却词应具有诗的旨意,正所谓“安蔽乖方 ,迷不知门户｡”透过上面分析:明清人关于词之“寄托”理论的建构均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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