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是一种早期的词，从它的来源《花间集》得名。

     《花间集》是最早的一部词总集（也可说是选集），是五代时后蜀广政三年（９４１年）赵崇祚所编集，其中包括自晚唐温庭筠等十八人的作品五百首，共十卷。作品的年代大概从唐开成元年（８３６年）至欧阳炯作序的广政三年，大约有一个世纪。其中收得最多的是温庭筠，共六十六首、孙光宪共六十一首、顾敻共五十五首、韦庄共四十七首，最少的是鹿虔扆和尹鹗，人各六首。编者赵崇祚自己一首也没有，序者欧阳炯只有十七首。[①]这也可见选者态度客观，毫无私心。入选的作者也不限于后蜀一地。例如孙光宪虽是蜀人，却长期在荆州（今湖北宜昌）高季兴部下做官（９２６—９６３年），《花间》结集时他也不在成都，而他的词却被选了六十一首之多，仅次于温庭筠。其中有的词说到“木棉”和“越禽”，说到“铜鼓与蛮歌”，都是咏南方的风物，可见编选者的材料来源不限于成都一地，他和当时别处的文人也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花间集》当作某一地方作家的选集，而应该说，它是代表中国在第十世纪三十年代到第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这一百多年中新兴起来的一种抒情诗歌的总集。北宋词人奉《花间集》为词的正宗，把此书的作品称为“本色词”，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般说来，词以长短分类：“慢词”最长，自九十至二百多事，故亦称“长调”；自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五十九字以内为“小令”。《花间集》所收，只有小令和中调而没有长调慢词。这倒并不是选者对小令有偏好，故摒弃慢词而不录，实在因为自晚唐至五代（甚至在北宋初年）慢词还没有发展出来。另外一个早期选集《尊前集》也是如此，只收小令和中调。[②]

        为什么较短的词称为小令？

      这个“令”字起源甚古，颇有些来历。“令”是“酒令”的简称。“酒令”是古代宴会中的一种风俗。《史记·滑稽列传》的淳于髡说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的“执法”和“御史”就是执行酒令和纠令的。据说汉高祖的吕后请群臣喝酒，酒令严如军令，违令者当时被杀。吕后用这办法镇压臣下，使他们绝对服从，所以赴吕后宴会者无不惶恐不安。

      唐代贵族请客以歌女行酒令，比上世文明多了。办法是让她们唱些曲子以劝客人饮酒。[③]客人听了饮酒则表示欣赏她唱得好。在行酒令时所唱的曲子即是“小令”。孙棨的《北里志》说，当时的歌女“自幼丐育……初教之歌令，而责之甚急”。孙棨又介绍歌女中的“天水仙哥善谈谑，能歌令，常为席纠”。又说“郑举举亦善令章，尝与绛真互为席纠”。“席纠”即古代的“执法”“御史”。北宋晏几道的一首《鹧鸪天》说：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这个《花间》词派的作者在他的《小山词》的跋文中自己承认：他的作品都是为他朋友家中的歌女们写的劝酒之词。但他认为他词中的内容却是“古今不易”的“感物之情”和“悲欢合离之事”。并且因为他不满于当时的歌词，才写作这一编以“补乐府之亡”。这和李白所谓“大雅久不作”，“哀怨起骚人”有同一感慨，同一抱负。当然，晏几道的作品只限于男女之情，合离之事，范围较小，但可以说明古代词中小令的性质和由来，和它在古代知识分子文娱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也即是这一文学体裁在当时文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所占的位置，尤其是它在北宋以后戏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所占的优越位置，所加于后世歌曲的长远影响。如果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两宋的提，就不会有元明的戏曲和散曲。而宋词的主要来源是唐五代宴会中歌女们唱的酒令。

      《花间》词源出于歌女的酒令，但我们在文字上所看到的则是经文人加工的艺术品或文人们代替姑娘们设身处地想出来的作品。欧阳炯的序文说这部五百首的《花间集》是“广会众宾”所收集的“近来诗客曲子词”。其所以有必要结此一集，乃是因为编者感觉到当时的“南朝宫体”和“北里倡风”，不但形式不好（“言之不文”），而且没有真实内容（“秀而不实”），因此他特别抬出温飞卿、李太白几个大名家来，把他们的词作为模范。（但欧阳炯的序文虽提到李白的“应制清平乐词四首”，却并未选入。）

      《花间集》的姊妹编《尊前集》不分卷，选了二百八十五首，包括一些唐人作品，如李白、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等。当然仍以五代作品为多，如欧阳炯就占三十一首，孙光宪二十三首，而和凝的五首《江城子》写一个连属的故事，正是后世《五更调》的重要范本。《花间集》中孙光宪的八首《浣溪沙》也是写一个连属的故事[④]。这种用小令来写故事的本领，后来柳永、秦观、周邦彦还能继承，周邦彦并且能有所发展：例如他的三首《少年游》（“并刀如水”、“檐牙缥缈”、“朝云漠漠”）每一首写一个独立的故事，尤为杰出。在这样短的片段中不但有故事，而且有人物的谈话，这是只会发牢骚或堆砌辞藻的南宋文人所做不出来的。这种艺术手法，还可追溯到更古的乐府民歌中去，甚至于中国最早的民歌《诗经》中去，《齐风·鸡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词本来是唐宋时代的“乐府”歌词。我们现在的观念，好象“乐府”只指汉魏六朝的民歌或朝会庙堂配乐的歌辞。其实宋人自己就认为词即是他们这一代的“乐府”，所以晏几道的《小山词》“自序”说：他的集子名为《补亡》，是“补乐府之亡也”。又说他的词是为歌女写的，“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这和《花间集》的序文所谓“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是同一意思。

      《花间集》既然开启了北宋词坛的风气，成为当时“乐府”的正宗，在另一方面，它也确实有所秉承的。它是另一部民歌和文人曲子词的总集的继承者。那一部总集也是十卷，也专收有关妇女的诗歌作品，可以说是唐以前的《花间集》——即《玉台新咏》。这两部书都是写男女爱恋的题材，尤其是有关女子的才情美容，《玉台新咏》还写不幸的婚姻，如《孔雀东南飞》这一悲剧故事即最先见于此书。此书中有许多诗歌是才女们自己的作品，编者徐陵特意在序中称赞她们“妙解文章，尤工诗赋……清文满箧，非惟芍药之花；新制连篇，宁止蒲萄之树。九日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非无累德之辞。”《玉台新咏》中确有不少是才女们自己的作品：自班婕好《怨诗》、徐淑《答秦嘉》诗乃至甄后的《乐府塘上行》、王宋的《杂诗》都是的。《花间集》中却没有标明是女子的作品。就其内容而论，虽然二书所收作品都以妇女为题材，但《玉台》所收较广，且有长篇的故事。《花间》则除咏叹女性美以外，还有一些描写南方景物及少数民族的风俗。就二书所收题材的范围而论，都偏重南方。这在《玉台》是当然之事，因为编者徐陵是南朝大臣，所收材料自然限于南朝。《花间》作者所继承的传统，也不免偏重南方，这可以从许多词牌的名称中看出来，如：《梦江南》、《望江南》、《望江怨》、《江城子》、《临江仙》、《南歌子》、《南乡子》、《浣溪纱》、《思越人》、《采桑子》、《巫山一段云》等等，都可见出其调名来自南朝，“江”是长江，“溪”是越溪。

      就诗歌的形式而论，《玉台》所收除第九卷为七言和杂言外，几乎全部九卷都是五言[⑤]。《花间》则因受词调的支配，变化较多，其中尤其可注意的是用韵。后世常填的词，除少数外[⑥]，虽长调也都一韵到底，但《花间集》中许多是例外。凡是一韵到底的词，韵脚可以帮助断句。长调至少有两片（有的分三片，即“双拽头”）每片末一字为韵，断句时先看了片末的两个韵，便可依韵辨出句读。但在《花间》词时代，有些调子不止用一个或两个韵。现在举两个例子如下：

       河传  温庭筠

        湖上ａ 闲望ａ雨箫箫（潇潇）ｂ烟浦花桥路遥ｂ谢娘翠娥愁不销ｂ终朝 ｂ梦魂迷晚潮ｂ 荡子天涯归棹远ｃ 春已晚ｃ莺语空肠断ｃ

      若耶溪ｄ溪水西ｄ柳堤ｄ不闻郎马嘶ｄ

      这首词共用四个韵脚，我们用ａｂｃｄ来表示，上片ａ用二韵，ｂ用五韵。下片ｃ用三韵，ｄ用四韵。但同一调的另一首只用ａｂｃ三个韵脚，ａ用五韵（上片二韵，下片三韵），ｂ用五韵，ｃ用四韵，即下片最后四句，试把这首分行抄下：

        江畔， a

        相唤， a

        晓妆鲜。 ｂ

        仙景个女采莲。 ｂ

        请君莫向那岸边， ｂ

        少年！ ｂ

        好花新满舡（船）。 ｂ

        红袖摇曳逐风暖。 ａ

        垂玉腕。 ａ

        肠向柳丝断。 ａ

        浦南归？ ｃ

        浦北归？ ｃ

        莫知！ ｃ

        晚来人已稀。 ｃ

      这首词在上片用了ａｂ两韵脚以后，下片头三句又回到ａ韵，末四句再换ｃ韵。这种“间韵法”很和西洋诗相象。另有每句间韵的用法（ａｈ，ｂ）那就更象英诗，这里不举例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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