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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推崇五代北宋词的一个重要原因

时间:2009-8-8 16:41:28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推崇五代、北宋词的一个重要原因,乃在于这一时期的一些优秀词家时有表现或触及人类生命共感的篇章或名句。王国维从哲学的高度感悟这些名篇或名句,通过对社会人生的广阔联想,阐发他自己对人生本质——欲望的理解。对唐五代名作,王国维常从“堂庑”或“气象”的角度给以肯定;对北宋词家,则有“风人深致”的赞许。王国维批评南宋词的原因之一,也应与南宋的词作触及人类生命共感的深度不足有关。
 
  对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推崇五代、北宋词而多贬南宋词人(辛弃疾例外)的做法,后人多有批评。平心而论,王国维确有偏颇之处。但是如果我们能认识到王氏之苦心,便不难发现其中深刻合理的成分。
  王国维研究词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一般的艺术层面,而更多地着眼于词对于人生的感悟启发方面。他把词学研究建筑在对于人之欲望这一基本的人间真实的基础之上,这应当是其《人间词话》命名的深刻用意。王国维是推崇叔本华的意志说的,这种意志说,强调人生活的痛苦之最根本的原因是意志——即欲望,而文学美术创作,是摆脱欲望之笼罩的一个较为有效的手段。作者在《红楼梦评论》中已经分析了这一点,其言云:“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而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日《红楼梦》。”[1](pp.2~6)并认为《红楼梦》已经指给了读者以摆脱苦痛的路径。有趣的是,在随后发表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对“意志说”未有只字提及,但在他有关古今词人的评论中,却也对描写人生之本质(即其所言之“欲”)的作品投入了更多的关注。理解了作者的这番用意,就可以深入理解他褒五代北宋而贬南宋的某些深层原因。
  
  唐五代名家词的“堂庑”与“气象”
  
  王国维对唐五代北宋词虽极为推崇,然而他对这一时期的某些名家及作品又有一番更高的评价。原因很简单:这一类词人的作品,在很高的程度上道出了人类普遍性的欲望,抒发了相通或相似的情感,艺术的生命力更长远,魅力更大。
  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很爱用“气象”一词。而这一词语,又常常与“千古”之类的词语联系在一起。请看他极为推崇的一首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词: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桥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人间词话》评:“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2](p.4241)看来,王国维所称“遂关千古登临之口”之气象,实际是写出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汉家”(中华古老民族)面对年年西风、日日残照的永恒感喟。写出这种人人心底之人生苦短感喟的永恒景象,与王国维对人生本质之探究相契合,所以引起他的关注;而范仲淹之《渔家傲》与夏竦《喜迁莺令》中虽然有“长烟落日孤城闭”与“夜凉银汉截天流,宫阙锁清秋”之类的阔远之句,但由于在震撼“千古”方面有所阙如,因此“气象已不逮矣”。
  对南唐中主李璟之名作《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王国维这样评论说:“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问’,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2](p.4242)“菡萏”固然为荷花之别名,但实际也是珍贵生命之象征;“西风”之“愁起”,虽然写了季节之变换,也象征了充满生之欲望之人类对于生命行将消逝的愁苦之情。西风逼迫、绿波冷浸的阔大景象,和“还与韶光共憔悴”的描写结合起来,更形成了天惨人愁、时不我与的悲愁境界。王国维认为,“细雨”两句为“古今”所“独赏”,是“解人正不易得”的表现。①“细雨”两句,描绘出念远之梦境延伸到“鸡塞”而竟被细雨之声所唤回以及吹笙之声因簧片变寒而被迫停止的情形,一往情深。此两句在艺术技巧方面与“菡萏”两句相比,可说是各有千秋;但如果从描写人之生命共感的“气象”上看,“菡萏”句所包含的内容似更深远而广阔,其原因正在于写出了人对生命之珍视与愁苦的普遍性感受。
  五代词人中,王国维最推崇的是冯延巳、李后主两人。从他对唐五代之词作的一个基本分界中便可以看得分明:
  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2](p.4243)
  这样,王国维实际上把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和以冯延巳、李后主、中主李璟为代表的五代词作了一个区分,其中“堂庑”二字很是醒目。什么是“堂庑”的基本内涵?王国维虽然没作解释,但从《人间词话》中他称赞冯氏词“《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阕最煊赫”[5](p.4243)这_点来看,仍旧贯穿了他对那些能引发人类生命之共感的词章的敏锐艺术嗅觉。如《鹊踏枝》:
  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楼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人之愁苦竟然如同春季之来临而不可避免,竟然如同河畔之“青芜”与堤上之“柳”般根深蒂固,这不是人类之愁苦难以回避与根除的象征么?作者对“新愁”“何事年年有”的追问,不也表明“闲情”的存在正是不能逃避的一个人生大问题么?因此至少可以说,王国维所说的冯词“特大”之“堂芜”,其中包含了人类生命之共感。另外一首《鹊踏枝》也具有同样的意味:“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只因“昨夜笙歌”的散去,作者便从梅花之凋零景象人手,写出“多情”之生命的思考与伤情。这些笔墨,都融入了词人对生死之情的感悟,堂庑之大,确非一般花间词人所能比拟。
  由以上分析看,“堂芜”与“气象”在《人间词话》中彼此相通。这种相通的核心,是道出人类生活的共同或类似的感受。王国维在评价李后主词时也用的是这一标准:“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2](p.4242)
  如果说,在评价冯延巳的“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的时候,王国维还未说明这“堂庑”之内涵是什么,只说“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的话,那么,他在评价李后主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之时,则明确指出其“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的性质,并认为李后主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等句,是温庭筠之《金荃集》与韦庄之《浣花集》中所没有的气象。李后主这类名句,在王国维看来,就是写出了人类的普遍性的愁苦。
  李后主入宋后的一些作品,不仅道出了他自身的愁苦,而且也确实是人类在苦难面前之无奈心态一面的展现。以其《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为例作一说明:“寒雨”与“风”是苦难的象征,而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无奈”,此种感受,说出了苦难难以避免的生活现实。而“林花”(生命的象征)在这种“寒雨”与“风”的面前,凋谢其红颜(“谢了”“春红”)是迟早的事。人类深知其凋谢的结果而竭力推迟凋谢的时间,但事与愿违,在无常之“寒雨”与“风”面前,人之生命,竟常常是“匆匆”而逝,所以一个“太”字,就道出了人之推迟生命之消逝的愿望不可得的遗憾。“胭脂泪”三句,更象征了人之生命在弥留之际的一种苦况;而结尾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句,则借江水之长流象喻人生之愁恨长存。这样的抒情,处处关联人生之普遍愁与恨,无怪得到了王国维“以血书者”、“担荷人类罪恶”的赞美:“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2](p.4243)基督教认为人生有罪,佛教以为人生为苦,王国维引用“释迦、基督”,表现了其悲观的人生观,也道出了人生之与愁苦相伴的真实一面。但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2](p.4243)而李煜词显然打下了能深入而不能超出的烙印,其实是并不能完全符合王国维的这一高标准的,但他痛切地抒发人生之恨,得到了对抒发人间普遍性愁苦之文学作品有强烈敏感的王国维的共鸣。
  由此可见,王国维对唐五代词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看出其名篇触及的人类之愁恨,已经达到了一个很深广的程度,北宋的某些名篇,正与这样的境界相通。王国维敏锐看到了五代与北宋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在《人间词话》中,有这样一段话:“余谓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2](p.4244)确实,冯氏之“自是情多无处足”与欧阳修后来所言“人生自是有情痴”(《玉楼春》“尊前欲把归期说”),都把欲望与生相伴的人生真实,揭示无余。
  
  北宋名篇的“风人深致”
  
  北宋词家,在《人间词话》的评价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细观其评价最重点处,仍是在表现人类之忧愁共感时的名篇与名句。如晏殊部分:
  《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2](p 4244)
  王国维以《诗经·秦风·蒹葭》篇与晏殊的《鹊踏枝》(槛菊愁烟兰泣露)相比较,一方面固然与二者皆言爱情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两部作品的内在精神有很密切的类似之处。前者所写,是主人公面对心仪之“伊人”在“水一方”而且寻觅之路“道阻且长”的情况,仍然不知疲倦地追求寻找;后者更是在描写主人公在“山长水阔知何处”之音信全无的情形下,“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种寻觅而不辞辛苦的诗句,不正易引起读者对人类之于爱情的永恒追求的联想么?“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原出于《诗经.小雅·节南山》第七章,有贤者怀才而久不得试之意;王国维称之为“忧生”,并说“昨夜”三句“似之”,实是由此联想到了人生之根本意义与价值。晏词中三句,不过写登高望远之男女情思,但由于其时空之阔大,望远者意念之执着,颇能引起人们对于人生之根本问题的感发思考。对人生价值这一终极思考,虽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却是人类常思常新的永恒课题。难怪王国维把晏词称为“悲壮”了。如果说,唐五代词之名句侧重用“人生长恨水长东”之类的直接抒情手笔来抒发人生之普遍性的愁思的话,晏殊词之名句却是以空灵杳渺之笔给读者以广大的想象与思考空间,被王国维称为“颇近”“风人深致”。王国维曾把晏词之名句称为做大事业之“第一境界”,虽然他说自己这样的看法“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2](p.4245),但晏词中所包含的满腔人生忧患却是可以被强烈感受出来的。北宋名家词中以景象透露人生之忧患的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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