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胡适有兴趣者，《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本书：于研究者而言，胡适的只言片语，往往可以解开现代思想史与学术史上某一疑点，是极好的佐证资料；于普通读者而言，读此书仿佛看一部毫无修饰的纪录片，可以从他的晚年生活点滴中领略到胡适晚年的智慧之光。如果套用胡适所说的“我终觉得这么静的夜去睡觉，太可惜了”，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在这样安静的夜里不读胡适，实在是太可惜了。
　　1958年后，胡颂平(1904年－1988年)担任胡适的秘书一直到他去世，是胡适晚年亲近最多的人之一。因为某一天突然想起胡适曾经说过的“马相伯先生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他的一言一行，应该有一个人在他的身旁，随时把它记录下来”，于是萌发了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胡适言行的念头。《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录的正是从1958年12月5日至1962年2月23日去世之日的晚年胡适，一个真实而生动的人间胡适。

　　台湾学者毛子水在为此书作序时，将其比拟为德国爱克尔曼所写的《歌德谈话录》，因为“一、中国的胡适和德国的歌德，才性虽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对于国家文化的影响则极相似。二、这两个谈话录所记的都是他们两人晚年的谈话。三、颂平对于胡先生，和爱克尔曼对于歌德，非特身份关系很相同，即相互的信任亦相同”，认为这一本谈话录“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时的智慧”。

　　至于此书的价值，胡颂平在1960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提到，李宗侗知道他在记录胡适言行之后说：“胡先生自己的日记，有些地方是要顾虑的，不能任情写的；你可以任情地照实记载下来，将来一定非常有用的。”事实也证明，此书与胡颂平的另一作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均已成为研究胡适的必备参考书。
　　
　　和易可爱的君子之风

　　《论语》是孔子一生主要的言行录，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自不待言。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与《论语》相提并论或有拔高之嫌，但单就记录一位文化大师的言行这一点，二书又确有某种程度的暗合之处。胡适曾说，“……现在我们看看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他的思想那么平实，真像师生谈话那样和易可爱。”“用力写出的文章，要使别人觉得‘就站在我身旁在亲口慢慢地跟我讲一样’，这样的清楚明白才行。”至少从和易可爱一点来说，《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确也做到了。

　　正如此书封底所言，胡适在生活中与随从之人的谈话，“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无所不包”。以胡适的学识之渊博，见闻之广阔，《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所涉内容实在太过宽泛，然而，也正是在这种随意、即兴的谈话当中，读者或许更能真切地体会到胡适的君子之风。

　　晚年胡适在台湾经常遭遇一些批评。有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胡适先生不是单纯个人，他是一大学派之老领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门生、故吏、新吏极多。如是成为偶像，而此种偶像极盛，乃以前大陆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如是便成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对于这种批评，胡适仅仅说：“批评也有批评的风度，但不能轻薄。”

　　而《自立晚报》做“国民大会幕前幕后”的一篇特写，记者凭个人的猜想，称“他(胡适)可能以不出席会议来做消极的抗议”，胡适认为完全非自己本意，但是“怕那位记者可能要受处分”，于是说“全是真的”。

　　一生倡导自由的胡适，在晚年却有“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语。事实上，无论是为人为学，胡适身上所体现的中正平和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定义的君子标准。在对待批评时总不乏有一种平和理性的风度，“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总觉得他们的聪明是太无聊了。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在最初的一年里，胡适并不知道胡颂平在记载自己的言行，有一天偶然得知后，胡适先是诧异，继而说：“你还是当做我不知道地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是有用的。”正因为初衷便是默默如实记录，而胡适本人也未加润饰与干涉，从而得以让后来的众多读者通过胡颂平的记录，从胡适的生活细节中一窥他的真实一面。

　　胡适一生交际广泛，以至“我的朋友胡适之”一度成为人人共知的典故。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记载了许多胡适在平日生活中对各类人物的零星点评，因为是与身边人的私下的随意谈天，少了许多忌讳，经常会有许多直截了当之语，与往日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好好先生”形象有了相当的反差。而读者读到这些片断时，往往会抱以会心一笑。

　　例如，谈到齐白石的时候，胡适放低声音笑着说：“这位齐(白石)老先生78岁还生儿子；良怜之后，还有好几个子女呢！”而在说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时，其语言与我们常人无异：“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

　　再例如，在1960年6月2日的谈话中，胡适说：“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梅贻琦病重，胡适去看他，回来后非常生气，大声说：“这是愚蠢！我本来很想看看梅先生，他也渴望能够见见我。他还没有死，一屋子愚蠢的女人在唱着歌祈祷，希望升天堂。——这些愚蠢的女人！”平时常说：“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这在向来以温和态度待人的胡适，可以算是极为少有的严厉批评了。

　　背后议论人似非君子之道，但读到这些片断，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不会因此而认为有损胡适形象，恰恰相反，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感觉到一个并非高在神坛之上的真实而可亲的胡适。
　　
　　故国乡土的人间情怀

　　客居美国数年后，1958年4月，应蒋介石之邀，胡适从美国到台湾定居，出任重新恢复的最高学术单位“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虽一生并不热衷政治，但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先后出任过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及“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且与蒋介石及诸多政要间保持着相当良好的私人之谊。胡适到台湾，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蒋对胡适的重视，然而，时过境迁，胡适一生倡导的自由主义与彼时的国民党政府之间已经有了诸多不协调之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多次有蒋氏父子及其他政要与胡适交往的记录，但在当时的整体氛围当中，注定了胡适在台湾的日子并不是那么顺心如意。

　　早在1952年底，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到台湾讲学。在1953年1月16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蒋公约我吃饭，7点见他，8点开饭，共谈了两个钟头，我说了一些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今日台湾实无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第三，无一语敢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而在1959年，胡适挂名发行人、雷震为实际负责人的《自由中国》发表社论，对蒋介石政府提出严厉批评。这段时期，胡适虽未公开这么表明，但却请张群代转蒋介石有关他的见解，实际上是与《自由中国》相互呼应。

　　曾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骨子里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书生本色。他对胡颂平说：“政治的事情，执政党方面有克己自省的功夫的很少，在野党方面有克己自省的功夫的更少；总之，有高度修养的人，才能有自省的功夫；能够自省，才能平心静气地听别人的话，了解别人的话。了解别人的话，乃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条件。”

　　在晚年岁月中，胡适的一席话可以看做是对他所有非议的一种回应：“我已被人骂了四十多年。我觉得应该做的，只要百分之六十对国家有利，百分之四十被骂，我是不怕被骂的。为什么胡适之在外国，别人对他多少尊敬，回来后会被骂呢？因我认为应该说的，应该做的，我不怕人家的批评！”联系到胡适在晚年时常提起他的徽州故里——故国乡土，难道不正是胡适的人间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