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历史“中间物”的炼狱——以鲁迅、胡适为例浅析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婚恋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动时期。这时，从封建教育制度中挣脱出来，接受了近代西方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已具相当规模，构成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以先觉者的身份登上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大力宣扬西方的科学、自由、民主、人性解放等思想观念，与坚如磐石的传统社会奋力抗争，担负起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在追求婚姻自由方面，他们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面临着整个社会的巨大压力以及自身难以摆脱的文化性格弱点。诸多阻碍使他们饱受了作为历史“中间物”（鲁迅二十年代中期提出此概念）的痛苦。鲁迅、胡适、陈独秀、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茅盾等众多知识分子，都曾为摆脱旧式婚姻，追求自由恋爱，实现自身的解放而作出挣扎，他们内心深处也都曾因此而倍感矛盾与彷徨。近年来，众多学者都注意到，他们的婚恋苦恼已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对此现象，研究者们充分运用了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从多角度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如沈卫威对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及人格的剖析，吴俊对鲁迅个性心理的研究，王晓明对鲁迅等知识分子精神痛苦的揭示等等，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问题与新见解。在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上，本文选取了鲁迅和胡适，两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对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婚姻与恋爱进行分析，以求体味那一代知识分子独特的心路历程，加深对那个新旧交替、错综复杂的社会的理解。
一、难以偿还的“旧帐”
（一）鲁迅：“肩住黑暗的闸门”11、 难逃母亲的“神矢”1898年，鲁迅18岁那年到南京读书时，母亲就为他向小舅父的大女儿琴姑提亲。但后来由于长妈妈说他二人生肖相克要犯冲而作罢。当时的鲁迅对这次提亲毫不知情。这年年底，鲁迅的四弟因病夭折，母亲在丈夫死后两年又遭此丧子之痛，极度的悲哀，她对在外读书的鲁迅更加思念了，并再次为他向周玉田的大儿媳妇谦少奶奶提亲。谦少奶奶将玉田夫人住丁家巷的内侄女儿，21岁的朱安说给鲁迅的母亲。双方一拍即合，母亲立即开始按绍兴传统风俗为儿子张罗婚事。当时在南京新式学堂读书的鲁迅，阅读了大量林纾译的西洋小说，更接触了《时务报》、《天演论》和《法意》等进步书报，逐渐产生了进步的、革命的观念。当他得知这桩婚事时，立刻写信反对。但在那时普遍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俗下，母亲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无故退婚对朱家声誉不好，将来朱安更无法嫁人。恪尽孝道的鲁迅考虑到母亲半生的悲苦，不忍使母亲伤心；他又想到自己常年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让母亲多一个说话陪伴的人也好。于是他只能违心地答应，但仍想尽量将这桩婚事改造得符合理想，要求朱安放足并进学校念书。然而，这两项要求却是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朱安所不能接受的。1902年，他赴日本留学，接受了更多的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同时又受尽了弱国国民的屈辱，于是他积极参与到革命先驱们组织的反清斗争中。而母亲却一再写信来催他回去完婚。在极度压抑的个人烦闷和沉重的民族危亡感中，他毅然剪掉了脑后标志着民族耻辱的发辫，拍了一张断发照赠给许寿裳并在照片背后题写下：“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他已深感自身无力逃脱封建礼教的“神矢”，只能像裴多菲那样为了祖国的自由抛下自己的爱情与生命。1906年，他的一位同乡看见他帮一位日本少妇抱孩子误以为他已在日本结婚了，把消息带回了绍兴，使得谣言四起。母亲更是三天两头写信催他回去，逼得他寝食不安，非常苦恼，甚至患了神经衰弱。最后在“母病速归”的电报下，他被骗回了绍兴成亲。7月26日，婚礼这天，在母亲幸福满足的笑容中，他像木偶一样听人摆布，装上假辫子，完全按绍兴旧式结婚仪式举行了婚礼。当他揭开新娘盖头时，只见朱安已年近三十，两眼深陷，长脸大鼻，皮肤黝黑，身材矮小，而且前胸干瘪，再加上三寸金莲，看上去像一个发育不全的人。他“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周冠五谈话记录）2。回洞房后，他一夜没睡。第二天，佣人王鹤照见他一早从洞房出来，脸上有一块显眼的青色——他的眼泪流在蓝布被面上染到脸上的。他就这样“在母亲所导演的一场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人间悲剧中扮演主角了”。32、名义的夫妻与可怕的牺牲婚后四天，他借口学习功课忙，带周作人离开家乡赴日本。从此一去三年，没给朱安写过一封信。他与内山完造谈到朱安时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4在和许寿裳谈及时说：“这是我母亲给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51909年，从日本回国后，他仍旧难以面对裹着小脚、抽着水烟的朱安，面对这苦涩无爱的旧式婚姻。他在杭州、绍兴任教时住在学校里，只偶尔回家探望母亲，从不进朱安房间——尽管绍兴的学校离家非常近。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加倍的工作以极力压抑寂寞与苦闷，让一包包劣质香烟陪伴自己熬过漫漫长夜。1912年，他只身到北京任职，在绍兴会馆整天埋头于古籍和碑拓中，过了长达七年古寺僧人般的生活。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一天深似一天，国事的可悲与报国的无望，再加上初婚的不堪回首，他曾有的远大理想被冷酷的现实撞得粉碎。他被一种“对社会和个人的深刻的悲观”，“对历史和将来的凄苦的绝望”6所淹没了。1914年11月22日，他还收到朱安的一封劝他娶妾的信。他对来信一般都是有信必复的，但对这封“颇谬”7的信未予答复——他俩在思想上的鸿沟实在是太深了！鲁迅正是由切身的苦痛 “蚌病成珠”8，在五四时期写下了许多强烈抨击吃人礼教的文章。他在1918年发表的《爱之神》，就是希望青年们不要像自己那样被命运所屈服，要冲破封建的牢笼，勇敢地没命地去追求自己所爱的人。而他始终把自己当作那个必将灭亡的时代的人物，宁愿“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9他没有自觉到自己实际上已经开创了一个新时代。1919年，一位青年寄来的散文诗《爱情》令他百感交集，他评价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正因为这首诗也表达了他心中同样的痛苦：“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他更感到了历史的沉重与女性的苦难，“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他已深深感到“做一世的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唯一的希望是“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10鲁迅对朱安虽没有爱情可言，而且她的存在对他是莫大的痛苦的刺激，但他仍尊重她的人格，并深深地同情她。许广平亲眼看见，“师母”朱安给他送上一碗热牛奶，当她走进屋时，鲁迅恭恭敬敬地站起来，站在椅子旁边，等朱安把牛奶放在桌上，他便欠身点头，连说两声谢谢。1923年鲁迅和周作人决裂而从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时，临走前也征求她的意见，问她是打算留下还是回绍兴老家。如果回绍兴，将按月寄钱供应她。朱安恳求似地说，“你办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有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11鲁迅的内心又何尝不想离开朱安呢？在这之前，他的学生章川岛、许钦文、孙伏园等，多次建议他既然和朱安没有感情，就把她送回娘家养起来算了。但他考虑到，绍兴农村人们对被夫家“休”回来的女人歧视，还有吃人的社会舆论，将使她的家庭地位一落千丈。朱安也是深受旧礼教毒害的牺牲品，她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很可能会被逼上绝路。他的人道感与义务感使他不能这么做。而且她伺奉婆婆也确实尽了孝心，他的母亲也不允许这样做。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鲁迅抱定了陪做牺牲的态度，实际上过着一种禁欲的独身生活。他是学过医的，很知道这样的禁欲生活对人的伤害。1925年，他在《独身者》中说“至于不得已而过独身生活者”，“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表面上因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的牵掣，不由自主地蠢动着缺憾感的。”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这样的分析实际上带有他自况的程度。明知道这是一种折磨，他也自我恪守贞节——即“自觉与女性平等”（要求女人的同时，自先律己）。12
（二）胡适：“容忍”重于“自由”1、少年才俊的苦恼1904年，胡适13岁时，由寡母作主与距家乡20公里的江世贤之女江冬秀订婚。江冬秀比他年长数月，当时是一个缠着小脚的文盲。年幼的胡适面对当时“父母之命”的世风，既无力抗争，也不愿违背深爱的母亲之意。随后他到上海求学，在上海这块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渗透较深，又是本世纪初得新思潮之风的大都市几年后，稍谙世事，开始对自己的婚事有所反思，同时也开始关注中国人的婚姻。他在中国公学的《竞业旬报》25期上写有《婚姻篇》一文，主张儿女的婚姻大事应由父母作主，因为父母最疼爱，了解自己的孩子；但同时他也写下与之矛盾的句子“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梗······”这表明他的内心已泛起了对包办婚姻不满的涟漪，但又怕伤母亲的心。所以1908年他17岁时，家里做好准备让他回去结婚，他以“求学要紧”为借口，要求推迟婚事。此时，他在《竞业旬报》上多次发表了有关家庭、婚姻问题的文章,涉及三个基本内容——包办婚姻要开明，无后主义和妇女问题。江冬秀也在他的鼓舞下放开了小脚，渐渐学习识字，并开始写简单的信给胡适。1909年，他因卷入中国公学的内讧而失学。他求学无望，又不愿回皖南山村与江冬秀成婚，年轻的他陷入“感情危机”，近墨而黑，醉入花丛，过了一段荒唐的日子。第二年春，他在二哥和师友的帮助下浪子回头，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赴美之前，他因怕回家母亲逼他与江冬秀成婚，一直滞留在北京、上海，而没回家乡向母亲告别。2、迫不得已的君子这年8月，他来到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起初，他对美国式的自由恋爱、婚姻及家庭生活方式在观念上是排斥批判的。他由于上海那段荒唐生活的前车之鉴，如苦行僧有意遏制情性，并在日记中引以为荣。一年后，他在《我国女子地位高于西方女子》、《演说吾国婚制》中，为中国旧婚制辩护，把父母包办当成能尊重女子人格，还说中国的旧婚制“往往能成长成真实的爱情”。沈卫威认为，这些话表面上似是一时感情冲动之语，或因自己是包办婚姻而对中国旧式婚姻自我解脱、辩护，但实际上体现了他内心深处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饱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他，在异域文化生活的新的观念、方式威胁冲击下，心灵一时难以承受，无法自我超越，必然“回归本土的文化传统”，但又是“相对的开放和改良”。13但经过四年美国文化的强大感召，他在东西两种文化间筑立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对于自己四年未尝入女子宿舍“至今思之，足以自悔耳”。141914年，他结识了康奈尔大学地质系教授的女儿韦莲司。他对韦莲司的“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赞叹不已，更称之为所见女子中“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的“惟一人”15。他俩月下散步，湖边谈心，尺牍传情，双方都深深地欣赏，爱慕对方。最初交往的几个月，胡适的心情异常矛盾、痛苦。与韦莲司这样的知识女性的感情交流，启发了他的思想，使他渐渐改变了对中国婚姻家族制度的看法，对自身的包办婚姻进行了新的思考。让他再退回去和村姑江冬秀结婚会令他精神上终身痛苦，但他又不愿让“深恩难报”的母亲伤心。当他们相识的第五个月韦莲司得知他在中国已订婚后，问他，如果自己与父母的见解格格不入时，他是“容忍迁就”呢，还是“各行其是，虽至于决裂破坏而弗恤乎”。16他的答案是：“容忍迁就”和“各行其是”两种解决途径，分别对待东西方人。他自己“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17他还在日记中指出，配偶而又兼为“智识上之伴侣”18几乎是不可得的。后来又加上韦莲司母亲的阻挠，他只能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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