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鲁迅精神的解读，极大影响了国统区文学创作的传统。这首先源于个人对鲁迅的崇敬和战时中国的需要，由此展开了对鲁迅的纪念活动和研究工作 通过这些活动和工作，加深了国统区作家对鲁迅精神的认识。鲁迅精神也同样渗透在国统区作家的写作上，他们继承并发扬了鲁迅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和讽刺艺术手法，创作了大量作品，揭露并反抗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黑暗统治和封建观念对人民思想的毒害，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鲁迅；国统区文学；鲁迅精神；现实主义；讽刺
国统区文学是指l937一l949年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的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地区的作家创作的文学。国统区作家有的办出版社，有的编辑刊物，创作了许多作品，最终目的是反映国统区现实生活，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国统区文学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的讽刺、批判的写作传统。描写黑暗、诅咒现实，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他们身上的体现的文化品格、精神气质和其作品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展示了他们对鲁迅精神的传承。
一
1937年l0月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时，郭沫若致词说：“鲁迅先生未死，鲁迅先生的精神是普遍化了，全国的同胞们都团结起来了抗日!”①响亮地提出了团结抗日的主题，此后这一主题影响了全中国。国统区文艺界在抗战期间围绕鲁迅开展了多种纪念活动。许多人表示了要学习鲁迅的真诚愿望，要努力在战争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国统区每一年的鲁迅纪念活动也与抗日争民主、反蒋建立新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l937一l938年的鲁迅纪念活动偏重于学习鲁迅的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精神，以促进团结抗日；而1939年以后的纪念活动偏重于学习鲁迅坚定的立场、顽强斗志和韧的战斗精神，反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最有代表意义的是1941年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 《新华日报》刊载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话，编者所加的题名为《鲁迅先生与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加深了鲁迅精神在国统区的影响。
如果说纪念活动是时势的需要的宣传，那么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对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展开的研究工作则更多的是出于对鲁迅个人的崇拜。在鲁迅思想研究中，有一批具有知识分子可贵品格的研究者，他们带着对鲁迅发自内心的崇敬，以自己丰厚的理论基奠对鲁迅思想进行解读和诠注，使鲁迅思想得以比较系统、真实地列于中国思想史之林。胡风在鲁迅生前和死后，对鲁迅及其作品一直进行研究，可以说深得鲁迅思想与道路之精髓。他先后写了一系列评介鲁迅生平思想、作品的文章如《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以(狂人日记)为起点》等等，这些文章详尽而精辟地论析了鲁迅的思想和鲁迅开辟的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同样作为鲁迅的亲密朋友，冯雪峰也为鲁迅思想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以自己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鲁迅思想进行了客观的评价。长文《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紧紧抓住社会各界在鲁迅逝世给予鲁迅的“民族魂”的评价，以此为切入点，全面阐释了鲁迅思想和文学的价值、地位和意义。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包括小说、诗歌和杂文的研究。在对鲁迅小说的研究中，张天翼的《论(阿Q正传)》以一个小说家的敏感艺术感受描述自己对人物形象的感性印象，又进一步把握它的艺术内涵。艾芜的《论阿Q》回答了阿Q形象的塑造、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典型的分析等《阿Q 正传》研究中疑难问题，这在《阿Q正传》研究中尚属首例。在散文《野草》《朝花夕拾》研究中，夏绀弩《略论鲁迅先生的(野草)》是鲁迅逝世后第一篇论《野草》的文章。怀霜的《朝花夕拾》是最早用方法论对《朝花夕拾》进行阐释的。
国统区关于鲁迅的纪念活动和研究工作促进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建立和健全，增强了抗日反蒋的民主力量，团结了热爱和平的国统区进步人士，促进了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
二
鲁迅的精神影响和熏陶了国统区的进步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在抗战爆发以前，他们己在鲁迅的指导下走上文坛，或在鲁迅小说的启示下从事小说创作。沙汀、艾芜、胡风等是在鲁迅直接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另外一些作家与鲁迅从未谋过面，或是接触不多，如巴金、路翎等作家，但却深受鲁迅思想的影响。他们从鲁迅的作品中丰富了自己的文学素养，开阔了眼界，受到了启发，并开始以自己熟悉的环境来从事写作。抗战爆发这些作家辗转到国统区，尽管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异常艰苦，但他们思想中仍然没有放弃鲁迅精神，在鲁迅精神引导下，国统区作家克服重重苦难，以积极乐观的写作精神，奉献出一朵朵美丽而绚烂的佳葩。
首先，在思想上，国统区作家继承了鲁迅的对民众启蒙教育的个性解放思想。个性解放和国家自由休戚相关，唇亡齿寒，国家如不自由，则个体生存都面临危机，个性解放更无从谈起，个性不解放，则民众缺少独立创新的精神，国家则无法发展和前进。抗战时期国统区一些地方地处偏远，出版业并不发达，教育落后，民风淳朴且愚钝封闭，至抗战时期很多群众还不知鲁迅为何人。民众身上还沿袭着曾被鲁迅等五四作家深刻揭示的国民性弱点，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等思想认识更无从谈起。这一切表明着落后于时代的大后方需要一场思想启蒙。
1943年路翎借住舒芜家，谈论共同关心的文化文艺问题。路翎明确指出中国需要个性解放。舒芜也认为的确需要个性解放，特别是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解决的关键都在于个性解放。也正因为如此，抗战后期国统区的许多作家开始重新思考鲁迅的“立人”思想，意在宣传个性解放。
其次，在反封建问题上，国统区作家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传统。鲁迅通过广泛的“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抨击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破除精神枷锁，疗救病态的国民性。鲁迅还把国民性弱点与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相结合，并从多方面挖根，起到了打击敌人、启发人民群众觉醒的作用。
日本侵华后，时局的急骤变化使社会生活出现了诸多的新情况，政局的腐败、社会的黑暗愈益暴露无遗。局势的变换逃不脱国统区作家敏锐的眼睛。老舍、张天翼等作家的作品从不同层面继续批判国民的劣根性， 将国民性弱点置于战争背景下表现出来，隐忍白欺、麻木不仁等弊病的危害在抗战时期显得尤为惊心，它们阻碍了人们的理性思考，在灾难面前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以至危害到民族的生存。只有清除国民性中的这些弱点，由个人所组成的国家民族才有可能存活并强大。
再次，在人格上，国统区作家继承了鲁迅坚持真理、善恶分明、敢于抗争、与黑暗社会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过鲁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②在这方面，国统区以胡风、路翎等为代表的七月派和以聂绀弩、秦似等为代表的野草派继承鲁迅这样精神最为明显。七月派的著作浸渍着鲁迅的思想和精神，笃行着鲁迅所开创的文学道路，他们奋进前行，不只留下了一批堪称鲁迅文化遗泽之延伸的文学遗产，并且为自己拓下了带有鲁迅文化人格之投影的历史遗迹。可以说七月派心灵里洋溢着鲁迅绝望反抗的精灵。《野草》是夏衍、聂绀弩、秦似等五人创办以刊登杂文为主的综合性文艺刊物，弘扬鲁迅杂文的韧性战斗精神是杂志的鲜明特色。
三
鲁迅的作品多采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展现了国人的劣根性，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国民人格中的种种病态。鲁迅也曾说过： “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③这种写作思想在国统区文学中得以延伸。抗日和暴露黑暗是国统区文学的基本主题，这与鲁迅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一脉相承，正因为如此，国统区作家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和暴露、讽刺艺术手法，为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
鲁迅的现实主义小说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反映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双重压力下的农民生活的面貌，描写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挣扎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鲁迅不仅以卓越的艺术语言，为白话扩大阵地，并且通过小说的形式写出被压迫人民的思想和生活，为现代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树立了杰出的榜样。抗战期间国统区作家十分注意现实主义问题。他们的现实主义观念是跟鲁迅精神血脉相通的，鲁迅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内核在国统区被理解成对中国广大民众命运的深切了解和关怀。国统区时期小说作品的题材更为开阔、主题和人物也更为多样，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中都有表现，许多小说从各个侧面暴露国统区令人窒息的黑暗现实，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等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最具代表性。艾芜的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等许多作品则以国统区的农村生活为题材，反映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以及他们的挣扎与反抗。王西彦是一直追随着鲁迅的乡土小说作家，他一直探索用现代思想模式来对照批判乡村封建思想模式。长篇《古屋》中受压迫的女人都勇敢地“出走”，这出走以后的路，虽仍不显明，但也已不像鲁迅小说的子君出走之后那样悲惨。
在鲁迅现实主义精神范畴内最具有战时色彩和个性张扬的是胡风的文艺理论及其影响的丘东平、路翎等为代表的“七月派”的现实主义创作。胡风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可以说深得鲁迅思想与道路之精髓，这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己着重论述。总体来说胡风几乎在其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每个层面上都以鲁迅传统作为立论的某种依据，并在总结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而倡导发展“主观”论。他以“鲁迅底战斗还有一个大的特点，那就是‘心’ ‘力’完全结合在一起。④就是在冷酷的分析里面，也燃烧着爱憎的火焰。” 作为他高扬现实主义的最高境界。七月派的小说实践和理论充实着胡风的文艺思想，它将作者的主体精神交织进时代的迫力、社会的苦难和灵魂的创伤，从而形成一种沉雄、激越、悲壮的美感。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少祖人生经历，涵盖了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魏连殳以后中国现代小说中所塑造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个人主义重负和强烈个性解放思想之间的搏战的人物形象及其人生道路。
鲁迅以独特的现代意识、独特的叙述话语创建了中国现代讽刺文学。他创立了多种讽刺文体，对同代及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曾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按这一群到水底里。”⑤由于国民党政权的积弊和腐朽在抗战情况下进一步加深，人民对国民党政府也日益不满，讽刺小说逐渐勃兴，与讽刺诗、讽刺剧和杂文一起，形成40年代国统区文学创作的中坚。茅盾的《腐蚀》《清明前后》、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沙汀的《淘金记》、袁俊的《万世师表》等作品，或取[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