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面临荆棘的新路

（一）　鲁迅：“此中甘苦两相知”261、“我可以爱”　27吗？1923年10月，鲁迅开始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学生们讲授《中国小说史》。这时比他小18岁的许广平正在国文系二年级读书。从课堂上的默契交流到“女师大风潮”的并肩战斗，1925年3月起的频繁通信，两人“由同情的相互怜悯而亲近起来”（《同行者》）。在中国日益严酷的社会环境下，许广平这位积极好学的新女性将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苦闷倾诉给钦佩的老师，希望他能“真切的明白的指引”。28鲁迅对这个早已印象深刻的学生真诚地袒露自己的想法，不断给她以劝慰和鼓舞。一个多月的通信后，许广平大胆地探察了他的“秘密窝”，对先生和师母“徒具形式，而实同离异的”29的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与爱的骚动。此后他们的通信冲破了师生的气氛而渐渐产生出异性间的亲呢与恋人间的趣闹。面对才华横溢、志趣相投的许广平，鲁迅在潜意识里早已受到深深地吸引，但在真正的爱情面前他又面临着新的“心灵炼狱”。为了成全母亲的心愿，不致伤害无辜的朱安，多年来他已抱定了“一世牺牲”的信念，对自己的爱情乃至人生已近乎绝望。他又考虑到自己与许广平的诸多差距，产生出深深的自卑感——“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30想到许广平的未来，他不愿她为自己作出牺牲，却也不愿失去这份经过磨练的人间难得的爱情。这时还有强大的旧势力和众多敌人利用社会舆论来攻击他们的相爱。许广平不愧为一个立志改造社会、改良人性的新女性。她深深地理解他的矛盾与苦衷，再次主动表白自己在新生活的路上，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同行者》）的决心，发出了“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风子是我的爱》）的誓言。她反对他以农奴的态度死守遗产，作无谓的牺牲，同时也真诚地表示应对朱安的生活应有妥善的安置。在许广平的开导鼓舞下，鲁迅终于冲破了旧思想的藩篱，超越了盲目绝对的“牺牲观念”。同时，高长虹等人对他的的讥诮攻击激起了他极大的蔑视与愤怒，他要倔强地以对爱情的追求向社会挑战，反抗社会对它的种种压迫。“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枭蛇鬼怪够了。······我牺牲得够了，我以前的生活，都以牺牲，而受者还不够，必要我奉献全部的生命。我现在不肯了，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我有时自己惭愧，怕不配受那一个人；但看看他们的言行思想，便觉得我也并不算坏人，我可以爱。”312、　艰难的“同行者”于是他们勇敢地走在了一起：1926年8月同车离开北京，1927年1月到广州相聚，1927年9月共往上海同居。至此，鲁迅终于摆脱了长期压抑的独身生活，开始了真正正常的家庭生活。许广平在生活和工作上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协助，让他那颗受伤绝望的心感到莫大的慰藉，使他在生命最后九年紧张频繁的战斗中成果反而比前九年多九倍。他也由衷地感激体贴她的辛劳，并且教她学日语，还把自己的译著、作品集等恭恭敬敬地题辞赠送给她。然而，他们的结合始终面临着世俗社会的巨大压力。他们同居后，鲁迅把许广平的卧室设在三楼，自己住二楼，对外只说她是给他当助手，只对极少数亲近朋友说实情。1928年,他收到一封信说“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私德”，“望先生作函警戒之”。32写信人自称是崇拜他的青年，却如此看待他和许广平的爱情，叫他又作何感想呢？朱安始终是他名义上正式的妻子，那么他和许广平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定位呢？鲁迅和许广平在年龄、经历、地位等方面也客观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许广平曾谈到，她与鲁迅与其说是夫妻关系来得深切，不如说“不自觉的还保留着一种是师生之谊”，“因为他太伟大，他的崇高，时常引起我不期然的景仰。”33一个刚强好胜的知识女性，却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甘做一个家庭主妇全力支持他的工作。他与许广平初相爱时，是怎样地为她的牺牲感到内疚，但这时却说，如果许广平出去工作，“我的生活又要改变，又要恢复到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让我想想再说。”34他也不自觉地表现出传统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处于依附地位的思想。1928年他在答友人书时就觉得“结婚然否问题”，“难以下笔”。他说，“禁欲”“是不行的”，“归根结蒂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当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35约两年后，他又说：“爱与结婚，却亦天下大事，由此而定，但爱与结婚却又有他种大事，由此开端，此种大事，则在结婚之前所未尝想到或遇见者，然此亦人生所必经（倘要结婚），无可如何也者。未婚之前，说亦不解，既结之后——无可奈何。”36对于结婚的态度，他好像总给人一种有难言之隐的印象。到晚年他还在信中焦躁地说，“连孩子也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取，给我安静一下。”37此外，吴俊认为母亲对他家庭婚姻的压迫感还相当突出，所以他不自觉地回避或减少北上省母的机会，同时又给母亲写了那么多信。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写了独幕剧《魔祟》，借“魔祟”来象征她和鲁迅之间的种种障碍。尽管他俩对这些障碍都有着深刻地省察并努力想使对方更加幸福满意，但由于它们来自多方面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两人都无法真正完全消除这些已经意识到的心理障碍和现实的距离。　
（二）　胡适：“非关木石无思意，为恐东厢泼醋瓶”1、难得的“放肆”1921年8月，胡适在日记中坦言自己“能放肆·······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性格上有容易沉溺的“弱点”和“长处”，“可以大好色”，而“读书做诗，也容易成嗜好”。38这时的他还没找到“放肆”的机会。而当1923年4月，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与21岁的曹诚英（曹珮声）再度相见时，他却有了这样的机会。曹诚英是他三嫂的同父异母妹，1917年在他的婚礼上做江冬秀的伴娘而与他相识。两年后，她也在家庭包办下与胡冠英结婚，后又在她哥哥的鼓励下，到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1年她向胡适写信，为《安徽旅浙会报》求“序”，开始与他通信。而她与丈夫结婚4年多不曾生育，又在外读书，胡冠英的母亲十分嫌弃她，准备为儿子在家乡寻小老婆。她与胡冠英的关系已名存实亡了。当时，汪静之、胡冠英、曹诚英等绩溪同乡一同去看望胡适，并陪他在杭州游玩。这时的曹诚英已是亭亭玉立的女师范生，楚楚动人又有几分伤感。虽然只有四天时间，但在胡适与曹诚英的心湖中已泛起了层层感情的波澜。从此，他俩开始频繁的书信联系。当年暑假两人同住到烟霞洞庙中，南峰观日出，树下讲故事，古寺下象棋，山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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