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今天的读者已经很难想象，《花月痕》曾经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小说之一，其地位一度甚至在《红楼梦》之上。作为一部章回小说，《花月痕》曾经作过许多探索，开一代小说的风气。它究竟作了那些探索？今天看来这些探索有什么意义？这便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
文学史总是挑好的说，这是自然的，不好的作品，没有资格进入文学史。于是，文学史上往往有两种作品，一种是至今仍然能够打动读者，具有强烈生命力的作品，如楚辞、唐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它们是公认的经典名著，今天依然能够供人欣赏。另一种是曾经在历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只是时过境迁，如今的人们已经很难再像当年的人们那样拜倒在它们的脚下，但是作为文学史，却必须记上它们一笔，肯定它们为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
然而，由于时过境迁，衡量文学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变化，文学史研究者往往会只注意那些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作品，站在当代人的角度重新阐释这些经典，而忽视了用历史标准去阐释这些今天难以欣赏的作品曾经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研究这类被忽视的作品，追寻它们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力图恢复历史的原貌，从而探寻文学批评价值标准和欣赏趣味的演变，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今天的人们喜欢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对的，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摆脱不了当代的观念，他们在叙述历史时总要受到当代观念的影响；但是这只是历史研究的一半，历史研究还有另一半，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去追问历史的真实，力求客观地叙述历史，再现历史的真相。尽管历史的真实不容易做到，绝对的真实甚至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历史学家仍然必须这样要求自己，否则历史研究真的成了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如果“戏说”之类的创作也变成了历史叙述，历史研究就将在作家的虚构中消解了自己，失去了历史研究的意义。因此，研究在历史上有影响而被今天忽视的文学作品，是文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清代同光年间的小说《花月痕》就是这样的作品。
《花月痕》并不是没有进入近代文学史，现今的近代文学史在论述“狭邪小说”时大都也要提到它，只是研究者大多只从作品分析入手，用今天的价值观念加以批评，忽视了它的历史影响，从而也就忽视了它在中国小说史上曾经产生过的作用。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小说中，几乎没有其它作品像《花月痕》那样，曾经在中国小说界产生过巨大影响，一度是小说家创作的楷模，开创了一种小说创作的风气，在当时的小说界占据了统治地位。
我们先来看看《花月痕》的影响。它影响最大的时期，大约是在清末民初，影响了当时一代作家。蔡元培在晚清时，就已经注意到《花月痕》的作者魏子安著作甚多，感慨他“而《咄咄吟》及《诗话》尤当不朽，而世乃不甚传，独传其所为小说《花月痕》云”。（1）1其时“小说界革命”尚未兴起，以蔡元培这样注重著述，鄙视小说的翰林，都已经知道《花月痕》的名声，并在下面加了着重号，说明此时《花月痕》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很大影响。晚清的小说家张春帆在创作《九尾龟》时，引用了《花月痕》，赞扬韦痴珠的气派。并且引用了其中“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语句。（2）2民初的小说家杨尘因在写到蔡锷与小凤仙时特地描写蔡锷用《花月痕》来考小凤仙，问她最喜欢其中的哪一个人物。可见在当时，《花月痕》是社会上极为流行的小说，甚至也是妓女喜欢阅读的小说。（1）3这时的小说家纷纷推崇《花月痕》，把它作为小说创作的经典，甚至作为中国小说创作的登峰造极之作，其评价之高，令今人惊讶不止。吴绮缘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人，“尝于髫龄，偷阅《石头记》，懊恼者累日，不饮不食，如醉如痴，家人以为病，故亦不识其何自来，终以放声一恸，不药而愈。是为导余眼泪之引线。其后阅《花月痕》，亦复如是。于此知说部之感人最深，实足以启发固有之真性情者也。”“古来之说部虽多，而值得绮缘一哭者，舍是二书外亦属不可多得。”（2）4将《花月痕》与《红楼梦》并列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吴绮缘对《花月痕》的评价还不算最高，还有比他更高的评价：郑逸梅就曾经宣称“我对于小说，喜欢三部，一《花月痕》，二《红楼梦》，三《三国演义》。”（3）5他是把《花月痕》放在《红楼梦》之上，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登峰造极之作。郑逸梅在作这样论述时，已经是1949 年，也就是说，一直到解放前，他都是这样评价《花月痕》的。这并不是郑逸梅一个人的看法，曾经当过国民党中宣部长，民初在《民国日报》任社长的叶楚伧，也极为欣赏《花月痕》：“小说中有别创一格如《花月痕》者，其白话中每插入文言，且为极高古精妙之文言。如韦、韩、欧、洪，愉园小饮一段，几乎无语不典，而神采奕奕，逼真怀才未遇，紆衡当世口吻。”（4）6《花月痕》影响了民初一代作家，民初著名小说家李定夷曾经提到：“余生平极爱读《花月痕》，以其事则缠绵尽致，文则哀感顽艳，而人物之吐嘱名隽，尤为他书所不及，不愧名人手笔。今人之作，往往附丽古籍，其实去古远矣。”（5）7李定夷主张民初小说的风格主要受《花月痕》的影响，晚年回忆：“同光间魏子安写的小说《花月痕》，系白话章回体，亦极为一般人所倾倒。后来在民初继社会小说而起的排偶小说，词华典瞻，文采斐然，与其说是脱胎于《燕山外史》，毋宁说是拾《花月痕》牙慧。（6）8他认为《花月痕》是开民初小说风气的。他的这一说法并不是凭空杜撰，民初创作当时影响最大的言情小说《玉梨魂》的作家徐枕亚，也认为《花月痕》是“言情之杰作也，中间叙韦刘之遭际，呕心作字，濡血成篇。”（7）9如果我们考虑到徐枕亚创作的言情小说《玉梨魂》也是“呕心作字，濡血成篇”的悲剧，那么，我们显然可以看到《花月痕》对他的影响。张恨水在回忆录中也曾经提到：
他在年轻时非常欣赏《花月痕》，“《花月痕》的故事，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而它上面的诗词小品，以至于小说回目，我却被陶醉了。”（8）10 11张恨水自己认为他成为“礼拜六派的胚子”，《花月痕》要负很大的责任。这实际上也印证了李定夷的主张，民初小说风格形成，是受《花月痕》的影响。颇有意思的是：在五四前夕，张恨水发表于《民国日报》的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中，批判了当时的小说界商业化倾向，提出纠正的方法就是向《花月痕》学习。
这也意味着：张恨水认为民初小说并没有达到《花月痕》的水平。事实上，在民初的文学创作中，引用《花月痕》“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很多，民初小说家被称为“鸳鸯蝴蝶派”，其出典便在此。由此可见《花月痕》在当时创作界的风行。
二
一般说来，一部作品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必定有它的道理，它自身必定有着许多符合当时人们欣赏习惯的要素，因此才能得到人们的赞美。民初的作家们如此赞扬《花月痕》，把它作为小说创作的楷模，自然总有它的原因。从清末民初对《花月痕》的赞扬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欣赏大致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韦痴珠、刘秋痕与韩荷生、杜采秋的欣赏，这种欣赏又显然带有与以前时代士大夫趣味不同的特点。不仅是吴绮缘、张春帆对韦痴珠真性情与气派的赞扬，张恨水直到1919 年还在小说中建议，要改变当下小说的商业化状况，必须继承前人小说的遗产，其中包括《花月痕》，“韦痴珠之傲骨崚嶒，韓荷生之消洒出尘，不但现在士大夫中不可寻，就是青衫队里，也还交待不出几个。然则就把他们作读书人的模范去，也还雅俗共赏。”（1）12在这种推崇中，显示了一种与前人不同的奇特现象，按照中国古代儒家传统，士大夫一生应当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事实上，在魏子安之前，早有夏敬渠的小说《野叟曝言》，主人公文素臣出将入相，建功立业，代表了士大夫的理想，作者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士大夫的楷模。它也符合古代市民的趣味，因为市民也是崇拜英雄，推崇成功人士的。按照这个标准，韩荷生出将入相，讨平叛乱，应当说是最能代表士大夫或者市民心目中的理想人物，要说气派，应当是韩荷生更有气派，而韦痴珠一生穷困潦倒，空有一身才华抱负，无处施展，在小说中，他混在妓院里，虽有一身傲骨，并有刘秋痕作为知己，却无法使她成为自己正式的伴侣，为此流泪就有好几次，显得那么窝囊，缺乏英雄气概，一点不像男子汉大丈夫。然而，无论是《花月痕》的作者还是后来的批评家，都摒弃了过去夏敬渠的立场观念，把自己的感情，主要倾注在落魄才子韦痴珠身上，把韦痴珠放在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韩荷生之前，在韦痴珠身上发掘人物的气派，甚至生活的意义。这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花月痕》第一回，作者道：“大抵人之良心，其发现最真者，莫如男女份上。故《大学》言诚意，必例之于‘好好色’，《孟子》言舜之孝，必验之于‘慕少艾’”。“今人一生将真面目藏过，拿一副面具套上，外则当场酬酢，内则迩室周旋，即使份若君臣，亲若兄弟，爱若夫妇，谊若朋友，亦只是此一副面具，再无第二副更换。”作者比起乾隆年间的夏敬渠，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他这时已经不再把“内圣外王”的士大夫理想放在首位，而是回到晚明的个性解放，唯情主义。（2）13虽然他还没有达到冯梦龙“以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程度，他还想通过韦痴珠与韩荷生的关系调和这种对立；但是“名教”的权威在他心目中已经动摇，他已经把人的良心与真情，放在“男女份上”，而不是宗法制的纲常份上，或者是士大夫建功立业份上，这已经违背了“名教”的准则。假如我们考虑到马克思曾经说过：“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因而，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根据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说来成为类的存在物，对自己说来成为人并把自己理解为人。”（3）14
我们不难发现，魏子安的论述与马克思有不少相似之处。显然，魏子安还缺乏一个整体的“人”的意识，这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他从人的自然的男女关系中，已经悟出它最能体现出人的自然本性。人的理想，应当是人的天性与真情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的真实流露。小说中叙述的韦痴珠与刘秋痕的感情，建立在“知己”的基础上，这已经有点摆脱了士大夫对妓女的赏玩趣味，显示出一种朦胧的个性解放意识，这是一种继承了《红楼梦》的前现代爱情意识。我们必须注意到：《花月痕》中的刘秋痕是妓女，比起《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公子小姐之间的“知己”，又更进一步。
然而，韦痴珠又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士大夫，他的身上集中了士大夫孤芳自赏，持才傲世的性格；苏东坡的满腹牢骚，黄仲则的孤苦无助，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他的身上缺乏以个人的权利义务相结合的个人意识，这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花月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如同作者所说：“这本书所讲的，俱是词人墨客，文酒风流”。（第十二回）“红粉飘零，青衫落拓，都是伤秋泪。”（第十五回）在魏子安的叙述中，它与中国本土的前现代意识是胶合在一起的。
中国古代也有许多放浪形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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