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情山水的才子，他们个性张扬，佯狂傲世，李白、苏东坡都是极好的例子，韦痴珠作为才子的形象与他们是相通的；但是，《花月痕》与古代个性张扬、放浪形骸的才子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正在走出古代才子们执着于个人遭遇坎坷，满腹牢骚的状态，而是将它上升为对整个社会有着一种批判的眼光，从社会整体上，看出它压抑个性，摧残个性，是个不合理的社会。魏子安对当时社会具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他认为人应当凭着自己的个性真情，以自己的真面目生活在世界上，但是这个社会却不容许：
“ 然则生今之世，做今之人，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你看真面目者，其身历坎坷，不一而足，即如先生所说那一般放浪不羁之士，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读书想为传人，做官想为名宦，奈心方不圆，肠直不曲，眼高不低，坐此文章不重有司绳尺，言语直触当世逆麟。又耕无百亩之田，隐无一掾之宅，俯仰求人，浮沉终老，横遭白眼，坐困青毡。不想寻常歌妓中，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怜其沦落系恋之者，一夕之盟，终身不改。” （1）15这个社会决定了有个性才华的人大多是怀才不遇，作者就是凭着这种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塑造韦痴珠、刘秋痕形象与爱情的；也正是凭着这一理解，他对韦痴珠倾注了更多的情感，不再仅仅从功成名就的士大夫理想来看待读书人的遭遇，虽然这仍旧是他的理想；而是从人的个性自由出发，把人是否以真面目活在世上，置于比建功立业更高的地位。由此，魏子安对当时的社会做出了严厉的批判：“人心如此，世道如此，可惧可忧；读书人做秀才时，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自登甲科，入仕版，蛇神牛鬼，麇至沓来。”他把士林官场看得一片黑暗，到处是虚伪，到处是铜臭，戴着面具的“今人”实际上只戴一副面具，“须知喜怒威福，十万副面具只是一副铜面具也。”（2）16戴着面具为的就是金钱，为的就是顺应各种利害关系，得到各种利益，正是在这个戴着面具的过程中，扭曲了人的个性与自然本性。魏子安的批判，无疑要比古代才子们的个人牢骚要深入得多。它虽然还是一种感性的认识，但已经接触到社会对人的“异化”问题。
其次，《花月痕》有着独特的语言，叶楚伧、李定夷、徐枕亚、张恨水等人都为之倾倒，甚至形成了民初小说的风格。究竟是什么迷住了他们呢？从前面所引的评论来看，一是“白话中插入文言”，一是其中诗词小品的语言，一是回目的工整典雅，这三者构成了《花月痕》的语言特色。
中国古代有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个系统，但是，文言小说其实并不代表雅文学，它一直受到士大夫们的鄙视，清朝的“桐城派”就强调写古文不能有小说语气，这个“小说”指的便是文言小说。《花月痕》的文言，如同叶楚伧所指出的：不是文言小说的文言，而是“极高古精妙之文言”，这本来是古文中的文言，却被用来写小说，并且将它与白话混合在一起，更难得的是二者并不产生冲突，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连小说中的白话叙述，也因为受文言叙述的影响，变得十分简洁凝练，完全不同于一般的白话小说。叶楚伧所引愉园小饮一段，虽不如《红楼梦》的聚会生动，却要典雅得多，尤其是用典，这种写法确实不见于其他章回小说。
如果说诗词小品本来就是章回小说的一大特点，那么，《花月痕》的诗词小品是真正的文人诗词，十分典雅。古代章回小说中，诗词做得最好的当推《红楼梦》；然而，比起《红楼梦》，《花月痕》的诗词做得更为典雅，更加文人化。《红楼梦》本来是一批少男少女们写诗词，符合他们的身份；《花月痕》是一批士大夫和高水平的诗妓写诗词，他们的水平自然应当高于少男少女，要切合他们的身份，自然要具备更大的功力。第二十五回韦痴珠的《绮怀》，就是写得非常漂亮的文人诗。
章回小说的回目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从单句到对偶，回目写得工整典雅的也推《红楼梦》。《花月痕》的回目与《红楼梦》一样，也是整整齐齐的八个字一句；比起《红楼梦》回目的“前三后五”的组合来，它的回目较多的是两个四字组合，显得更为古朴。由于对仗工整，为小说增添了不少文采。在小说的叙述中，作者也常用对仗的排偶，这种骈化的散文，促成了民初小说的风格。
第三，《花月痕》可以算作“鸳鸯蝴蝶”小说的鼻祖，小说中提到“鸳鸯蝴蝶”的就不下几十处，后来被民初小说家引用最多就是“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可以说小说中的“鸳鸯蝴蝶”意象就是它发明的。由于五四新文学后来痛批“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意象也就很少再为作家所用，其实这一意象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用来象征青年男女真挚执着爱情的。《花月痕》在“鸳鸯蝴蝶”意象加上“同命鸟”、“可怜虫”用来象征男女爱情的悲剧，表现对真挚爱情的执着和对现实迫害爱情的批判。它后来为民初作家所认同。《红楼梦》的悲剧，改变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写法；但是《红楼梦》之后，并没有多少小说继承《红楼梦》的写法，大量小说甚至包括《红楼梦》的续书在内，仍以大团圆结局。《花月痕》的悲剧继承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写法，到《海上花列传》之后形成中国小说写悲剧的潮流。
三
《花月痕》为什么能在民国初年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它的特色符合当时文学转型期的需要。《花月痕》的影响为什么在五四后就逐渐消失，因为它的特色已经不符合后来时代的需要。
首先在中国建立共和国前后，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突出，但是人本主义思想，个性解放思潮，还没有象五四时期那样成为主流；处在社会急剧变幻时期，封建礼教的权威已经低落，民主社会人的权利义务观念尚未形成，这时只有自己的情感才是可靠的，中国传统文化个性张扬的资源，自然为作家所用。这也是当时社会注重情感，狂士较多的原因。《花月痕》的“唯情主义”，强调人应当依据自己的真性情活着，把真性情集中表现在爱情上，批判社会扭曲了人的真性情，都符合当时社会挣脱封建统治，改良礼教的需要，因而为当时作家和读者所认同。五四时期进行新的文化启蒙，总结民国名存实亡的失败教训，来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现代社会的权利义务、个性解放逐渐成为主流思想，完全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出发对社会的批判显得肤浅和不合时宜，《花月痕》也就边缘化了。
其次，中国文学在近代开始，文学中心由诗文转向小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小说的“雅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原来是诗文的趣味，这时由于晚清大量士大夫加入小说作者和读者的队伍，读者与作者文化层次的改变，也影响到小说的创作。（1）17章回小说原来由于读者的文化层次较低，受到士大夫的鄙视；古代士大夫“怀才不遇”、“孤苦无助”的主题，一般由诗文来表述，小说基本不涉及。《花月痕》对这一主题的表述，在小说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也是诗文为代表的古代文学正统向原来被鄙视的小说文体在思想意识、5表现内容上的渗透。在语言形式上，古代章回小说较少关注小说的回目与其中的诗词是否典雅，小说回目一直是在后来士大夫对章回小说的创作与修改中才得以提高。章回小说对叙述语言的欣赏标准也与士大夫不同，甚至据说是士大夫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其诗词水平也极为糟糕。但是，随着晚清大量士大夫加入小说读者的队伍，他们的欣赏趣味也就改变了小说的叙述语言和风格，这在民初小说的古文化和骈文化中充分体现出来。18《花月痕》在晚清开了章回小说“雅化”的风气，体现了士大夫趣味与市民趣味的结合，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对中国文学在近代文言与白话结合的语言转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是学校教科书都改为白话之后，白话成为小说的主流，在五四新文学作家看来，《花月痕》这种在白话小说中加入正宗文言的做法，不仅已经变得没有必要，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对白话文运动的反动。只有在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家那里，依然保持了对《花月痕》的欣赏，但是在三十年代之后，他们自己在创作小说时，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也不再运用《花月痕》的做法。
第三，中国小说写作方法这时正处于从传奇向现实发展的转变，《花月痕》体现了这一转变。中国古代小说以娱乐消闲为主，为了吸引读者，传奇自然成为它的特色。但是随着小说逐步由文学边缘进入中心，原来由诗文等正统文学承担的使命，如抒发自我，批判现实等也必然要由小说来承担。《红楼梦》的开头还带有传奇色彩，大观园也未必没有传奇的成分；但是，作者对人生的咏叹，对社会的批判，对现实的关注，使它成为代表明清文学最高成就的杰作。它的悲剧描写也正体现了这一点。与《红楼梦》不同，《花月痕》描写的是士大夫的命运；但是它对人生的咏叹，对社会的批判，写实主义手法，悲剧的描写，都继承了《红楼梦》；虽然它还没有摆脱传奇的成分，如对韩荷生的描写。但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要求对社会的批判进入到对社会的本质认识，需要冷峻客观的鞭挞；《花月痕》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影响自然也就大大减小。但是它在现代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中，其影响依然存在，韦痴珠的“孤高傲世”，转变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如在张恨水的《巴山夜雨》等作品中，依然可以见到他的影子。
因此，《花月痕》是一部具有过渡形态特征的小说，也是一部当时来说还是超前的小说。它开了后来小说，尤其是民初小说的风气，综合体现了当时小说的过渡特征，所以受到近代作家的推崇。又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变的急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后，它的影响也就淡化了。
其实不仅是民初小说家受到《花月痕》的影响，五四新文学作家也受到《花月痕》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的程度远不如民初小说家，而且他们往往不愿承认。郭沫若在他的回忆录中两次提到《花月痕》，“在这高小时代，我读到了《西厢》、《花月痕》、《西湖佳话》之类的作品，加上是青春期，因而便颇以风流自命，大做其诗。”（1）19在《少年时代》中，郭沫若提到《花月痕》对他有着“挑拨性”，“秋痕的幻影弄得人如醉如痴了”。（2）20另一位创造社作家郁达夫自己承认，他最初接触的两部小说就有《花月痕》，他后来感慨“非落托的文人，不能为韦痴珠兴末路之悲。”（3）21但是，承认《花月痕》的影响意味着与被他们批判的鸳鸯蝴蝶派同流合污，所以大多数新文学家都不愿提到这本小说，即使是郭沫若、郁达夫，也从来没有说过《花月痕》对他们的小说创作产生过影响。然而，我们从郁达夫的《采石矶》以及他所创作的其他“落托文人”形象中，郭沫若带有自传色彩的《行路难》等小说中，还是能够看到新的穷困潦倒文人形象，其中自然也可以看到《花月痕》的影子。如同郁达夫所说：《花月痕》主人公的孤苦无助，牢骚满腹，在郁达夫、郭沫若笔下，转到了现代知识分子面对商业化的大潮，人性的异化，坚持自己本色，而又走投无路，孤苦无助的悲愤。
从古代士大夫的“零余者”转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零余者”，构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零余者”系列，《花月痕》构成了二者之间的连接。
参考文献：
1 （1）蔡元培《阅〈魏子安墓志铭〉后》，《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118 页，中华书局1984 年出版。
2 （2）见《九尾龟》第7 回，第12 回，“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见于《花月痕》第31 回。
3 （1）杨尘因《新华春梦》第23 回。
4 （2）吴绮缘《余之妻序》。
5 （3）纸帐铜瓶室主《自说自话》，《永安月刊》第116 期，1949 年出版。
6 （4）叶楚伧《小凤杂论》，见《小说杂著》，新民图书馆民国八年出版。
7 （5）李定夷《〈花月痕〉考》，《定夷说集·后编附刊》。
8 （6）李健青《民初上海文坛》，《上海地方史资料》（四）第204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年出版。
9 （7）徐枕亚《余之妻》第24 章，
10
11 （8）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四、礼拜六的胚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6 月出版。
12 （1）张恨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原载19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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