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笑敢先生先后费了十年时间完成这部《老子古今》，将道家哲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笑敢早年进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领域，曾受到十分严格的专业培训。在哲学思考之外，他掌握了有关古代文本的一切帮助知识，如训诂、断代、校勘之类；这是清代以来所谓“考证”的传统。他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便充分表现了由“考证”通向“义理”的长处。但是笑敢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专治老庄，并不是仅仅为了还原古代思想家的客观原貌，而是由于深信道家哲学在现代世界仍有重大的指引功能。所以笑敢作为哲学家，在专业研究之外，也同时博通现代哲学思潮。

    本书对《老子》八十一章进行了分章研究，每章都分成了“原文对照”、“对勘举要”和“析评引论”三节。“原文对照”罗列了五种不同的古今文本，即郭店竹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傅奕本、河上公本及王弼本。“对勘举要”基本上属于传统校勘学的范围，但往往涉及很重要的文本异同的判断，如第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与“古之善为道者”之分歧，五种文本恰好分为两个系统。著者根据全章以至《老子》其他相同文句，并结合著作思想属性，作了细致的讨论；虽自有取舍的权衡，但不流于武断，这一态度尤可称赏。

    “原文对照”与“对勘举要”两节是紧密相连的，合起来即相当于清代所谓“考证”之学。在分章的校勘、训诂中，我们只能看到关于个别章节字句的论断。但著者对于《老子》文本的考证另有整体而系统的见解，详见“导论——版本歧变与文本趋同”，读者不可放过。“导论”所涉及的版本、文本、语言、思想诸问题颇有与西方现代的“文本考证学”(Textual　Scholarship)可以互相比较参证的地方。这一套专门之学并非中国传统所独擅。它在西方更为源远流长。至于文本的传衍和研究，如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如希伯来文《圣经》和《新约》等，都有种种不同的版本，西方在校雠、考证各方面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文本处理的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十分热心于中西哲学、文学以至史学的比较，但相形之下，“文本考证学”的中西比较，则少有问津者。事实上，由于研究对象——文本——的客观稳定性与具体性，这一方面的比较似乎更能凸显中西文化主要异同之所在。

    本书最有价值，同时也是画龙点睛的部分，自然是每章的“析评引论”。依照中国传统的分类，这是属于“义理”的范畴。著者在解决了《老子》文本的问题之后才进入哲学的领域，表示他仍然尊重清代以来的朴学传统。他告诉我们:“本书的基础任务是不同版本的对勘，但目的是为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提供方便和深入思考的契机。”这是一种现代精神，与清儒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提法大不相同。因为清人的提法似乎默认文本考证即可直接通向“义理”的掌握，中间更无曲折。而本书著者则以前者为后者所提供的是“深入思考的契机”，这是肯定“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自成一独立的专门学科。中国传统中虽然已有相当于哲学史的著作，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之类，但“哲学”和“哲学史”作为一独立学科迟至二十世纪初叶才在中国出现，而且明显地是从日本转手的西方输入品。哲学史研究必须具备哲学的常规素养和技术培训，不是仅靠文本考证便能胜任的。

    笑敢的“析评引论”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阔，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但笑敢所论虽繁，却绝无泛滥无归的嫌疑。他的一切论辩都可以系属在“导论二”所揭示的中心宗旨之下，即“回归历史与面对现实”。“回归历史”是哲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以本书的研究范围而言，研究者自然首先必须根据最接近原始状态的《老子》文本，再进一步通过训诂以尽量找出文本中字句的古义，最后才能阐明其中基本概念和思想的本义。

    所谓“面对现实”，则是指经典解读与解读者自身的现实感受之间的关系。这种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的经典解读方式，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在本书中也俯拾皆是，如论“民主”(第四十九章)、“科学”(第四十章及第四十七章)、“女性主义”(第六章)以至“改革开放”(第四十二章)等。这是著者以哲学家的身份，运用他在道家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绩，对当前世界表达的深切的关怀。这些现代论旨当然不在《老子》的“本义”之内，但《老子》作为一部经典在这些方面确实都能给我们以新鲜的时代启示。最显著的例子是他所郑重提出的“人文自然”的概念。《老子》之道主要是“人文自然之道”是本书的一大论断；这是从历史与哲学的论证中建构起来的。在“回归历史”以后，著者才“面对现实”，发掘“人文自然的现代意义”，并进一步肯定“自然秩序”为第一策略，与“强制秩序”和“无序的混乱”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笑敢在“导论二”中正式提出经典诠释的两种定向的问题，他说:

    一方面立足于历史与文本的解读，力求贴近文本的历史和时代，探求词语和语法所提供的可靠的基本意含(meaning)，尽可能避免曲解古典；另一方面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立足于现代社会需要的解读，这样，诠释活动及其结果就必然渗透著诠释者对人类社会现状和对未来的观察和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提出古代经典在现代社会的可能意义(significance)的问题。

    这里所谓“意含”与“意义”的分别恰好和我的看法大体相同。我在《〈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一文中指出:

    经典之所以历久而弥新正在其对于不同时代的读者，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有不同的启示；但是这并不意味著经典的解释完全没有客观性，可以兴到乱说。“时代经验”所启示的“意义”是指significance，而不是meaning。后者是文献所表达的原意；这是训诂考证的客观对象。即使“诗无达诂”，也不允许“望文生义”。significance则近于中国经学传统中所说的“微言大义”；它涵蕴着文献原意和外在事物的关系。这个“外在事物”可以是一个人、一个时代，也可以是其他作品，总之，它不在文献原意之内。因此，经典文献的meaning“历久不变”，它的significance则“与时俱新”。当然，这两者在经典疏解中常常是分不开的。(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

    我自觉这一段话大可为笑敢的议论张目，所以特别引录于此，以供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