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庄存与之后,当考据学走下坡路的时候,确有对考据学揭橥批判旗帜的,如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即是代表。但方东树所持的是宋学的立场,虽然他的《汉学商兑》一书对汉学的批判有许多中肯之处,但清儒已不可能追随他从汉学\(考据学\)的立场退回到宋学去,因为对清儒而言,宋儒那一套心性之学犹如昨夜的梦魇,如何可以再入?而既然干嘉汉学开始没落,那庄存与倡导讲求“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学,未始不是儒家经典诠释的一个可能的新方向。

　　况且,发明“微言大义”,考据学家也并非不能接受。因为“微言大义”是汉儒的一个普遍的说法,不仅今文学家如此说,古文学家也如此说,如作为古文学家的刘歆就曾说:“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而且近世讲“微言大义”的,也不自清代公羊家始,如明儒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巻三十《续问上》载:

　　问:“刘歆曰:‘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夫果有‘微言大义’哉?”曰:“自六经四子,莫不有‘微言大义’。《诗》、《书、《语》、《孟》,大义悉于微言。《易·系》、《中庸》,微言详于大义。故由大义可以升堂,由微言可以入室。”

　　胡直当然也是相信有所谓“微言大义”的。还有“微言大义”又可分作两项说,有“微言”,也有“大义”。至于“微言”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大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古来并没有明确的指涉。所以你可以不相信有“微言”,但不可以不相信有“大义”。这种种因素都构成庄氏春秋学可以传授并使人接受的理由。梁启超曾概述清代公羊学的授受脉络说:

　　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之末,专求其所谓“微言大义”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其同县后进刘逢禄继之,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段玉裁外孙龚自珍,既受训诂学于段,而好今文,说经宗庄、刘,……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夏曾佑赠梁启超诗云:“璱人(龚)申受(刘)出方耕(庄),孤绪微茫接董生(仲舒)”,此言今文学之渊源最分明。(《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

四

　　在我们看来,清代后期春秋公羊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略分四期:初期以庄存与为代表,二期以刘逢禄为代表,三期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四期以廖平、康有为为代表。这四期公羊学的发展犹如俗语所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的。下面我们关于清代公羊学的四期发展特点作一简要介绍和分析。

　　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首倡者。我们知道,春秋公羊学思想之所以成为晚清维新变法运动的思想武器,在于它具有社会变易和政治改革的思想内涵。但我们必须指出,庄存与在干隆盛世倡导公羊学时,更多地是强调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以表达他的“拱奉王室”的政治倾向,并未特别措意于公羊学社会变易和政治改革的思想。读者也许会问:如果庄存与本身并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他的春秋公羊学思想怎么会成为日后变法维新运动的思想资源呢?我们相信,在庄存与的时代,不仅庄存与本人,即使他的同时代的所有学者都未能预料到此后学术的发展走向。一种思潮的形成往往有较长的酝酿过程,在这当中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刘逢禄是清代公羊学第二期发展的代表人物,也是清代复兴公羊学事业的关键人物。他潜心研究几十年,撰著了《春秋公羊何氏释例》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不遗余力地彰显和宣扬“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的公羊家法,成为清代公羊学理论的实际奠基人。就《春秋》经本文而言,我们不仅看不到“张三世”、“通三统”、“大一统”字样,也很难说其中一定有类似的思想。公羊学的这些解释不仅看起来“非常异义可怪”,从一种解释的态度而言也似乎有些“粗暴”。正因为如此,像孔广森、凌曙、陈立这些清代公羊学者,有意回避或抹煞这些义旨。而坚持公羊学家法的学者则肯定地认为,这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恰恰是孔子的“微言大义”。“张三世”所讲的历史进化理论、“通三统”所讲的社会变易理论、“大一统”所讲的国家体制理论,关系着重大的理论是非问题,只有那些目光如电的思想家才能深刻地体会这些理论的重要意义,刘逢禄正是这样的思想家。由于他的努力,使由庄存与发轫的清代公羊学,至此发皇壮大,声势顿盛。

　　龚自珍和魏源是清代公羊学第三期发展的代表人物,从他们开始,公羊学理论从书斋走向社会,从论学转向议政。龚自珍和魏源生活的时代,正当清朝统治由盛转衰之时。他们敏锐地认识到“衰世”的到来,向世人大声疾呼挽救社会的危机,传统的公羊学说在他们手里得到了改造,成为批判社会现实、呼吁变革的思想武器,因而对晚清社会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龚自珍是一名才子,也是性情中人。他曾赋诗表达他从刘逢禄那里接受公羊学的喜悦之说:“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语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后刘逢禄去世,他又作诗表示继续奉行公羊学的坚定信念:“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毗陵。”龚自珍学识博通,思想敏锐,富有独立思考精神。所著《乙丙之际著议》、《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沉论》、《明良论》、《尊隐》、《论私》诸文深刻揭露当时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弊端,并称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预言社会将发生巨大变动。他的论议和诗文对当时学界有很大的震撼力。

　　魏源与龚自珍同为嘉道年间今文学健将。两人生活在同一时期,感情挚笃,对于学术思想变迁的认识和对所处时代的看法处处合拍。所不同处是,与龚氏锋芒毕露的政治批判精神相比,魏源的著述显得学术色彩更浓重一些。魏源撰有专治儒家经典的著作《诗古微》、《书古微》,又撰有历史著作多种。而且他在鸦片战争之后又生活了十余年,对于中国在这场历史巨变之后所面临的了解世界的迫切课题有深刻的认识,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说:“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彼株守一隅,自画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者,适如井蛙蜗国之识见,自小自蔀而已。”(《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他把“大一统”的理论视野放到了全世界。

　　廖平和康有为是清代公羊学第四期发展的代表人物。两人其始都是学问家,后来廖平走的是宗教家的路,而康有为走的是政治家的路。
　　廖平以其学术多变与恣肆怪妄著称于世。作为一位经学思想家,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传统经学与当时社会发展难以协调的矛盾和冲突。面对可能亡国亡种的危机,如何建立起新的精神支撑,并有效化解当时日益深刻的社会新旧矛盾,为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探寻一条光明的前途,这是那时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的。廖平本是一介经生,他的经学第一变提出的“平分今古”的经学思想曾经赢得许多著名学者,乃至他的论敌的赞许。他的经学第二变提出的“尊今抑古”论直接启发康有为创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并对后来学术界的疑古辨伪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当时“风会之所趋,形势之交迫”,驱使他的学术研究必须考量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为了适应形势的不断变化,他的学术思想一变再变,变得十分古怪离奇。他与康有为不同的是,康有为倡导公羊学,是诉诸朝廷推行“改制”、“变法”,而他倡导公羊学,是诉诸民间要坚定和强化对孔子和孔经的信仰。为此,他的经学第三变提出孔子不仅创立“小统”说为中国立万世法,又创立“大统”说为全球立万世法。他的经学第四变创立“人学”和“天学”,更提出孔子不仅是全球万世之圣,而且是天体宇宙的立法者,把孔子说成全知全能的神,这就把孔子当作了人天大教主,把孔学变成了一种宗教神学。

　　康有为是晚清将公羊学推上国家政治舞台的代表人物。清代公羊学经历四代人的努力和上百年的发展,逐渐有了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而此时,国事日非,特别是经历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列强环伺,国家和民族陷入了空前的危机,社会要求改革图强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革派,祭起公羊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客观地说,儒家经学,包括春秋公羊学,对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而言,其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是并不多的。春秋公羊学之所以成为戊戌变法的理论武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的新理论、新思想。虽然,康有为所主导的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最终没有成功,但他对儒家经学所作的现代转化的努力,仍然是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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