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义气。（《上韩荆州书》）

　　无论现实中的那个真实的李白是否确如其诗文中所写的这样，但他笔下的自我，确实充分表现出士人的傲骨豪气。在李白诗中，时时可见“长揖”、“调笑”、“拂衣”之类的话语，这就是他面对权要时常见的行为方式。正因为李白有如此的表现，因而在他人笔下，李白身上便附会了许多傲视权贵的传说故事。据说唐时就有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鼠璞》）。以后更不断衍化出许多动人的故事，如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在金銮殿上醉中挥翰等等。兹再举一则颇能展现李白傲气的典型故事：

　　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云：“沧海一钓鳌客李白”。相问：“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蜺为丝，明月为钩。”相曰：“何物为饵？”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时相悚然。（《侯鲭录》）

　　揆诸情理，这“宰相”应是开元后任相的李林甫，此人口蜜腹剑，妒贤忌能。而李白敢于对这位灸手可热的权要如此蔑视，足见其宏大气势和铮铮傲骨。总之，无论是自我表现，还是他人再塑，傲气已经成为李白的个性特质而突现于中国士林。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没有哪一位能像李白这样有如此宏大的傲气。
　　综上所述，以上“四气”，就是李白之“气”的基本内涵。从上所举，我们也不难看出李白这“四气”的意义与特点。分而观之，“四气”所展示的方面各有不同，各具特色。然而进一步综合而观，李白的“四气”，又具有两个异常鲜明的共同特征：
　　一是其极致性。天赋的才气，冲天的酒气，飘逸的仙气，凛然的傲气，都是非同一般的展现。李白的才、酒、仙、傲四气，在中国文人中都是顶尖级的，而且鲜有其匹。从表现形态看，这种极致性体现为李白之“气”的表象极为宏大和奔放。宏大是指其气充沛盛大，有磅礴之势；奔放是指其气如急流喷涌，势不可遏，迥别于那种萦回纡徐的阴柔之气。
　　二是高度的融合性。李白的才、酒、仙、傲四气，相互融汇渗透，自然完美地组合在一起，从而凝聚于李白一身。“诗仙”、“酒仙”、“谪仙”的交错称呼，就已反映出李白才气、酒气、仙气的紧密融合，而“傲气”更是这种融合中表现出的李白的特质。事实上李白的“四气”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只是为了更明辨地了解李白之“气”才予以解析。李白的才、酒、仙、傲四气，共同展示了李白文化精神的主导方面：天赋才华、高标自我的自信精神，潇洒不羁、超尘绝俗的自由精神，卓然特立、傲视权贵的人格精神，率真任情、淋漓酣畅的诗酒精神，这就是一个具有异相特质的李白，一个融汇了先天超人和个性气质、精神风貌特异性的李白。由此，李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这一个”。在我国古代的大诗人中，也许有人在某一、二方面可以和李白比肩（如陶渊明的酒气、苏轼的才气），但像李白这样“四气”毕备，融化一体，而且达到这样的高度，实在是前无古人，后绝来者了。
　　从文化背景的角度看，李白的上述“四气”，鲜明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化独特的内涵以及中国诗酒文化和士人精神所达到的新的高度。
　　首先，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诗文化传统的国度。到了唐代，以诗歌取士的大环境更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诗歌的浓厚兴趣。许多文人幼年赋诗的故事，也说明在人们幼小的阶段已受到广泛的诗歌薰陶。而随着贞观之治和开天盛世的出现，加之诗歌传统本身的发展与丰厚积累，一个新的诗歌的高潮必然出现。盛唐终于成为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而以李白为代表的一大批盛唐诗人的出现，正是这个黄金时代和中国诗歌最高成就到来的标志，李白正是这个时代的引领潮流者。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是时代造就了李白，不如说李白的惊世的才气代表了盛唐，充分显示了中国诗歌传统所达到的新的高度，这就是李白才气表现的文化意义。
　　第二，据最新的考古资料，中国的造酒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而魏晋时代，饮酒成为进入玄学境界和展现主体个性神采的一种极佳行为方式。文人的饮酒和创作紧密结合，可以说此时是中国文人饮酒的第一个高潮期。从曹操的“对酒当歌”（《短歌行》），曹植的“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阮藉、嵇康、刘伶诸人的痛饮，直到陶渊明的饮酒作诗，已将文人好酒传统步步升华，酒与诗已产生了更紧密的关联。到了唐代，随着盛世的出现，文人的主体精神与个性得到充分张扬，酒更是他们表现自我的最好媒介，于是诗人饮酒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就是最生动的证明。然而在这诸多酒星中，真正达到诗酒才性高度融合、自我得到淋漓尽致展示的，惟有李白独占鳌头。《饮中八仙歌》中所写八人，只有李白独占四句，而且将李白的诗才酒气、潇洒傲气描绘得最为生动，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总之，李白的酒气，不仅表现了其宏放的个性，更将中国文人的诗酒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使中国诗酒融合的传统达到了最高的境界。这就是为什么李白到今天还能成为中国诗酒结合的文化符号。
　　第三，众所周知，我国远在先秦时代就产生了道家学说⑤，两汉以来出现的道教，迎合了人们幻想长生的企求，东汉时期道教徒们炼丹服食更为普遍。魏晋时期，道教攀附老子，道教与道家结合，在精神层面得到提升。此时，随着文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玄学的兴起，也使道家追求个体自由的精神得到宏扬。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的提倡，道教的地位大大提高，从高祖李渊直至玄宗，许多皇帝都有尊崇老子的举动。开元年间京都设置崇玄学馆，置崇玄学生，老庄及列子、文子之书也被称为经书，可以说唐代是道家和道教真正完全融为一体的时代，而玄宗时期道教尤为兴盛。在唐代，统治阶级中许多人出家为道士（如武则天之从子武攸绪、睿宗之女金仙、玉真公主），在这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中，文人信道从道已成为普遍的风尚。因此，李白身上的氤氲仙气，正是盛唐浓厚道风的反映。但李白身上的仙气，既有一般道教徒追求长生炼丹服食的一面，也有寄寓对现实不满、化解苦闷的一面，但更突出的是追求精神自在、超越尘俗的一面。事实上李白对求仙之事是有所怀疑的（如《拟古》其三：“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所以，李白的仙气，既表现了集体的盛唐崇道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个体的李白对自在精神的追求，更突出的是，当这一股仙气化为创作激情时，他的诗歌从内涵到艺术表达，便具有了更为超常的自由奔放的浪漫气息，李白成为道教与诗歌最完美结合的代表。从这个角度看，李白身上的仙气给予了他更多的积极意义。
　　最后，对于李白的傲气，只要将其放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就不难领悟其特殊的文化意义。纵观中国封建专制史，如果说秦始皇是以焚书坑儒的暴虐手段来建立、巩固、维系中央集权统治的话，那么汉武帝时代通过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则达到了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的钳制，一个以皇权为最高权威、并从上至下以官本位为中心的层层权力结构的金字塔终于牢牢构成了。自此，权势成了高悬于士人头上的利剑，春秋战国时期那种士可以为王者师，并能以所持之“道”与统治者之“势”相抗衡的局面一去不返了，士从此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与尊严，他们只能成为权势的附庸，绝大多数士人只能匍匐于权势之下，极少数敢于抗衡权势的士，轻者被视为“狂狷”、“异端”，重者会遭来杀身之祸，社会的价值体系发生了重大改变，“道”往往成为了“势”的工具，这就是自秦汉以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士”悲叹“不遇”的重要原因。从秦汉到盛唐近千年的专制统治，士人心灵深处郁结的历史负荷是沉重的。到了唐代，好不容易一个相对开明开放的时代，在浓厚的专制氛围里透出些许的明丽阳光，又加上出现了一个极具独特个性的李白，一个具有傲气、敢于傲视戏谑权贵的李白，因此，李白自然成为中国士人宣泄他们积压已久的不平之气的最好的代言人，李白的身上寄寓着他们共同的理想人格，在他们的笔下，李白更被再塑成蔑视权贵的典型。如果说唐人对李白的傲气的欣赏还多少是从李白的个性着眼，那么随着大唐的消逝，开放与开明的盛世难得再现，那么宋以后对李白傲气的高扬，就更多是借李白之酒杯以消释自己心中之块垒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权力至上的专制政体存在，李白的傲气就永远会被广大士人和民众激赏，李白就会不停地被再塑成傲视权贵的典型。这就是李白傲气永恒的文化意义。

注释：
① 王充：《论衡·自然》。
② 张载：《正蒙·太和》。
③ 本文所引李白之诗文，均见清王琦编《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卷一至卷三十。
④ 本文所引前人对李白之评述诗文、传说，见《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
⑤ 参见刘保昌《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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