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散文创作。第一类是论说文。他的论说文的主要特点是思理细密、论证有力而笔锋犀利。《封建论》可为代表。第二类是传记文。他的传记文明显的分为两种，一种是重在传述人物的事迹，如《段太尉逸事状》写段秀实制暴护民的卓异行为，《童区寄传》写少童的智勇故事。另一种是借为人物立传而发挥政理。所取的人物大都是市井与乡野的下层人民，但着眼点是这些人物的品格、技能与政理相通的部分，择其足以发挥治道之处落笔。如《梓人传》通过给指挥营造的梓人立传，发挥做宰相的原则，《种树郭橐驼传》通过为种树者立传发挥洽民的道理。第三类是寓言小品。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寓言甚多，但大都是文章中的个别组成部分。梯宗元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加以发展，单独成篇，使之成为一种独立文体。他的寓言小品都是针对社会中某种现象构想成文，寓深刻的教训或讽刺意义，形象鲜明生动而富于战斗锋芒。突出的如《三戒》、《罴说》、《蝜蝂传》等。第四类是山水游记。代表作是“永州八记”。其特点之一，是能描绘出永州山水的奇景胜境，八篇游记所写之景各有其特异之处，不相雷同。特点之二，是在景观描写中渗透进诗人的身世之慨和高尚的情操，茅坤所谓“吐胸中之气”，这使他的山水游记流注入的感情，分外增加了动人的力量。

总之，唐代古文运动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过一场古文运动，文坛上就再也不会出现形式主义逆流了。实际上，韩柳之后，唐代古文运动的一般发展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向：一是以李翱为代表的偏于阐道，反映现实的范围窄了，一是皇甫湜、孙樵等的“趋怪走奇”，使文章晦涩难晓，这都是不利于古文发展的。至晚唐，出现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小品文，短小精悍，笔锋犀利，为晚唐文坛增添了光彩。五代至宋初，浮靡华艳的文风又一次泛滥，北宋真宗年间还出现了以杨亿、刘筠等人为代表的西昆派，“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欧阳修《苏氏文集序》)。

这一次，挽转文坛、诗坛颓风的使命落到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身上。由他们掀起的诗文革新运动的浪潮，就文的方面来说，是直接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的，也可以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在文学史上，也常常连称为唐宋古文运动。宋代的古文运动不再标举学习先秦两汉而主张直接取法韩愈，如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就认为，“学者当止于是而止尔”。这也说明了宋代散文与唐代散文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的散文作品，更多地朝着“文从字顺”的方向发展，比韩、柳的古文更进一步缩短了与口语的距离，因而更有利于表情达意，也更为人们所容易接受。明代的朱右曾将韩愈、柳宗元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的散文作品合编为《八先生文集》，后来茅坤又继之编选了《宋八大家文钞》，从此，“唐宋八大家”便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写作散文的楷模。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其散文成就都与唐宋古文运动有着渊源关系。从对后世所发生的深远影响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唐代古文运动，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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