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够的理由永远浪漫狂放。
然而这一切更重要的是标示出李白这个来自于社会中下层士人所能够达到的行为的限度，所能够攀登的文学成就的高度。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将李白与此前人们公认的宫廷作家或曾经是宫廷作家的那批文化人物的活动在时间上做一个梳理、对照。且让我们以开元九年（721）李白拜谒益州长史苏为基准点。此次苏赞赏他的作品“天才英丽”，“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上安州裴长史书》）。似乎可以说，这次主动干谒诸侯并得到高度肯定对李白非凡的一生来说具有“时间开始了”的重大意义。而这一年——距许敬宗、孟利贞、上官仪、郭瑜、董思恭、元思敬等人集古今文集英词丽句撰成《瑶山玉彩》五百卷，孟利贞撰集《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上官仪作《笔札华梁》二卷58年⑩。
距苏味道进士及第54年，杜审言进士及第、元兢撰《古今诗人秀句》二卷51年，宋之问、沈期进士及第
46年。
距高宗宴百僚诸亲于咸亨殿，赋七言诗效柏梁体，太子李贤、霍王元轨、相王轮以及侍臣戴至德、薛元超等并和43年。
距李峤、李适等学士修成《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崔融编珠英学士四十七人诗二百七十六首为《珠英学士集》五卷20年。
距中宗至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上官昭容评议高下，昭容在沈、宋之间衡决，最后以宋诗结尾“犹陟健举”而断为第一事12年。
距中宗至澄泓皎洁的兴庆池观竞渡之戏，苏、李适、韦元旦、刘宪、苏、张说、武平一等各赋《兴庆池侍宴应制》事11年。这是中宗最后一次组织游宴赋诗。从景龙二年七夕至四年四月六日兴庆池之宴，大型游豫兴篇活动竟达三十七次之多!
以上是我们列举的武则天和高宗实际享国期间重要的宫廷文学活动，这看似最高层、最高雅的诗歌写作因目的的指向为阿谀奉承、献媚邀宠而变得十分瑟缩委琐。《瑶山玉彩》、《碧玉芳林》、《玉藻琼林》、《古今诗人秀句》等提供了搦管时的一切装饰配件，其诗貌状温恭而气格孱弱，雕凿绮错而精神苍白，不但没有儒家道德理想中的使命意识，担当精神，连即景抒怀时应有的真情实感也荡然无存。诗道衰靡至此，多么需要一股迥别于宫廷的强大的反拨力量!
什么是李白的魅力，这是研究李白时不断追问的问题。我认为李白的魅力正源于他所创造的人生的和诗学的奇迹，这也正是李白其人其诗的诗史价值和意义所在。李白在《与韩荆州书》尝自云：“十五学剑术。”魏颢《李翰林集序》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他写过好几首侠客诗，如《赠从兄襄阳少府皓》：“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侠客行》：“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与同时代人在这一主题创作中或讥刺贵家子弟骄纵侈肆，或赞美豪荡磊落、敢于牺牲的精神完全不同，李白的任侠诗颇类自传体。在诗中与其说是要表现一种精神，倒不如说是在公开宣称他属于一个鄙视贵族，无视法规，且自我崇拜，唯我称雄的特殊群体。正是从这一群体出发，他创造了令人惊奇的神话。
李白追求和实现理想的心态和方式迥异常伦。他自信“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而以“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非凡的资质和才华，一切“欲取之，必得之”。他有资格“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勇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用漫游方式激扬意志，播散声名，也竟能迎娶前宰相许圉师之孙女于安陆。他决不走科举进士的寻常入仕之途，宁可深隐待荐。而在天宝元年（742）玄宗下制诏“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通博、文辞秀逸及军谋武艺者，所在具以名荐”（《旧唐书?玄宗纪》）不久，即获得了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于前，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的无上荣光。一时间“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宴”（《流夜郎赠辛判官》），他平步青云实现了辅弼帝王的政治理想，极尽人臣之幸，为天下羡慕仰瞻。李白的这种出仕入朝神话不仅在门阀制度森严的汉魏六朝，在科举路途已开，庶族阶层有可能进入上流社会的初唐，都是无法真正实现的，而且永远不可重复。正因为如此，他给那个时代带来的惊奇是巨大的，并具有永久的魅力。
李白诗歌一如其人，全由豪放雄悍和自由浪漫的气质所铸，神龙见首不见尾，“如快剑斫阵，十步一人；如黄鹤临风，貌逸神王”（黄淳耀《小山集序》），与陋靡弱的初唐宫廷气息相去足成霄壤!对此我们当以“激情诗人”对待，而不应用一般的诗学标准来衡量。所谓“激情诗人”，是完全由强烈的本真感情驱使，将无限广阔的社会生活与“陶酒、鲍色、谢山水”（冯班《钝吟杂录》卷七）全部牢笼于胸中、笔下，充分自由地加以表现，形式服从表达的内容，而绝不受任何形式的局限。尤擅在欢欣与愤怼的两极，用摇山动地的笔力，倾注澎湃的感情，形成壮思飞扬的气局。诗体随意驾御，篇章情尽而止，语速迅疾明达，声韵不拘平仄，句式喷迸流泻。“作诗调我惊逸兴，白云绕笔窗前飞”（《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梦游天姥吟留别》）。如果说“悲壮”感是李白与建安诗人的衔接，“惊奇”则是他激发自我并刺激读者的全新的审美手段。李白诗的惊奇带着一种横披六合，力敌造化的雄壮、伟大的力量打开读者的思维，震荡读者的心灵，全面改写了人们对六朝和初唐宫廷诗歌的阅读体验，在中国诗歌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卷!
与李白这样一位“激情诗人”相比，杜甫堪称地道的“忧患诗人”。和李白生平明显不同的是，杜甫身上有着浓厚的忧患色彩。早年的裘马轻狂、读书万卷的生活，只是美好的记忆，而载入诗篇的情感都带有深刻的现实经历的戳记。在杜甫的经历中，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是天宝六载科举考试事。该年玄宗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者诣京师”接受考试，但李林甫掌政，惟恐士人“泄露当时之机”（元结《谕友》），故将所有予考者全部斥之，使考选成为惊天骗局。唐代文学史讨论杜甫时必涉此事，然皆引证杜甫《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从个人“怨愤”上加以解释。其实这一事件对杜甫创作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上层政治生活有了真切了解和切肤之痛，更在于科举入仕之途彻底堵绝而“不得制科一代名为标”11后，其生活的曲线下沉到社会的基层，更多的忧
患经历将重建起与一般科考进士不同，也与自己早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迥异的心路历程。
一个奉儒守官，不坠素业的贵族子弟不得不卖药都市，衣食寄人，“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无疑能够从屈辱中体验到社会底层的忧患，而贫穷得以至于家中幼子因冻饿而死也必然使其忧患感拓展和加深，然而当安史之乱爆发，“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唐王朝繁荣下的危机转化为一场灾难，诗人“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大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以后，他的忧患就具有了全新的且更为深广的忧国忧民的内容。在这种忧患中，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已提升为对万方多难的国家的焦虑，并激发出“临危莫爱身”的英雄主义气概，甚至直到逝世前他仍然忧虑和惦念着朝廷、国家和人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伏枕书怀》）这种非常真实的心理书写充分体现出完全将个人心灵融入时代和历史的精神内涵。
作为“忧患诗人”，杜甫和李白一样，拒绝“词臣”的卑微角色，成为人格完全独立的诗人，一改屈委琐、曲意逢迎的宫廷词臣做派；而直面国家灾难和时代创伤，用诗笔真实地表现出大悲痛、大哀伤，并将其永远成为历史的宗卷。在艺术表现上，杜甫也具有与李白不同的表现方式。虽然他“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12，但总的来看，他的诗并不太采用宏大叙事的手法，也不太注重宏大的物象，却关注具体的人物和事物，着意于人和物的细微之处，通过反复酝酿情思，提炼表现对象的内质，使感情和意度厚重深沉，同时作者将这种感情和意度用张弛有度的节奏，回环往复的涵咏，凝重精粹的语言，丰满浑融的兴象结撰成既有沉郁顿挫之美学面貌而又充满人文关怀的篇章。
杨慎《升庵诗话》云：“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于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确实如此，如果说李白诗气高调雄，给诗坛带来的是无限震惊之美，杜甫诗则是一派沉郁敦厚的气象，诗人兼宗一代，全面继承中形成了大幅度的突破，在新叙事手法的创立、近体格律的完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上都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也是充分陌生化的，因此它同样改写了人们的阅读经验，更新了人们的诗学审美观念。
评价李白和杜甫在唐代诗歌发展进程中的意义，自然应当在诗风和诗艺两个层面展开，既关注其诗的风骨、气格、意理，发现在六朝宫掖诗风未殄之际，我们的“激情诗人”与“忧患诗人”在诗学精神上对六朝及初唐百年间诗歌带有革新意义的改造和升华，同时注意他们在建立诗学典范过程中创新体、格、韵、调等形式要素的意义。因为正是这两方面的完美结合，使李杜将近百年由宫廷诗人控制诗学话语权的局面彻底改变了，并形成了双峰对峙、双星照耀的盛大局面。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唐代诗歌的前半期是李白做了最后的总结，是李白的胜利，然而在这胜利的庆典上，完全抽去杜甫的席位，也是不公允的。
三 李杜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
许多李杜研究者都对天宝三载两位诗人洛阳相见的诗史意义给予了热情赞颂，其中多为以今度古之说，甚至不乏夸张的色彩。事实上此次见面无非是杜甫对李白得道登真深表企羡而已。《赠李白》自谓“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称李白“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而企盼“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所表达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仍然是对自己求仙访道的评价，并进一步表示对李白仙风道骨的心仪。此次交游，虽然确有“论交入酒垆”，“气酣登吹台”（《昔游》）的经历，但杜甫之倾心于李白，主要是热心求仙。在《冬日有怀李白》中杜甫云“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此可佐证杜甫的确是有随李白求仙访道之约的。至于为什么空期鹿门，是否和他本人的秉性气质与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的名士风度并不相容有关13，是实在不得而知的。
这里我们指出李杜二人的直接交游并不具有文学史家所评价的诗史意义，根本原因“实在是诗人的李白被仙人的李白掩盖了”14，但并不否认它对我们研究唐诗发展过程的意义。恰恰相反，它向我们揭示的天宝初李白与杜甫不对等交往的事实倒是很值得注意的。从现存的交游资料不难看出杜甫对李白有“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兄弟”的感情，有“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的高度评价，但是他的诗却很少得到相应的回报。杜甫晚年在《南征》中曾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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