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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重臣甚至帝王的名气、地位和权力，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才气，直接荐举为官，这是文人向权势贵要推销自我、以便步入仕途、实现个体生命社会价值的一种重要手段。高适《 行路难 》其二称“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杜甫的《 进雕赋表 》、《 进三大礼赋表 》、《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 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等，均是投文献赋之作。其干谒的对象大都是权高位重、炙手可热的达官贵人,甚至还包括皇帝唐玄宗。李白虽然在《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中自称“不屈己，不干人”，但为了却自己“功成”的宏愿，也不惜曲意逢迎，作《 明堂赋 》、《 大猎赋 》、《 上韩荆州书 》、《 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 》等文来四处投献干谒权贵，真可谓“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可以看出，李白投献干谒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一种自觉的行为，并非是像他自己所说的“不屈己，不干人”。李白的投献干谒，虽然也得到一些对其文学才华称扬的回报，甚至“待诏翰林”。但最终也无人给他提供真正进身致仕，实现人生理想的机会。这对李白而言，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
隐逸致仕，在唐代被人称为“终南捷径”。隐逸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古代文人人生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处世方法。唐代文人普遍具有崇尚隐逸的心理，其动机已和唐前的隐逸之士有较大的区别，《 新唐书·隐逸传 》载：“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虽然，各保其素，非托默于语，足崖壑而志城阙也。”唐代文人隐逸动机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为科举出仕而先隐逸读书。目的是静心读书习业，以期出而一鸣惊人，通过科举考试而登科入仕。《 旧唐书 》卷190下《 孟浩然传 》载：其早年即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希冀着“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其二，为达到征召出仕而隐逸。目的是以隐逸邀名声，以期获得征召入仕。唐太宗开国后，即注重搜罗举用隐逸，贞观八年即下诏：“若有宏材异等，留滞末班，哲人奇士，隐沦屠钓，宜精加搜访，进以殊礼。”②搜罗隐沦到盛唐已成风气，有效可行。《 新唐书 》卷123载卢藏用：“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后被“召授左拾遗”。司马承祯称“隐逸终南”为“仕宦之捷径耳”。《 旧唐书 》卷一九二载吴筠：“乃入嵩山，依潘师正为道士，传正一之法，苦心钻研，乃尽通其术。”“在剡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所著歌诗，传于京师。玄宗闻其名，遣使征之。”“令待诏翰林。”
李白因为不能“科考”，游边无功，所以最为期望用隐逸致仕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的隐逸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制造声誉，曲线求仕。李白在蜀中就有隐逸活动，《 上安州裴长史书 》中云：“昔与逸人东岩子，隐于眠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他出蜀后交游干谒，结识道友。在江陵结识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说李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大鹏赋序 》)，李白在《 大鹏赋 》中把司马承祯比作希有鸟，而自比大鹏，愿与司马承祯“我呼尔游，尔同我翔”。李白在安陆寿山结庐隐居时，有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 山中问答 》云:“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他边交游，边借隐逸扩大名声。以退为进，以隐求仕。李白还在嵩山等地参加道教的一些活动，他的目标并不在于道教，而是想通过道教的关系网，打开一条通向朝廷的道路。因为天宝元年前后，唐玄宗特重道教，《 旧唐书·玄宗纪 》下载：“（开元）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 老子 》、《 庄子 》、《 列子 》、《 文中子 》，每年准明经例考试。”李白在东鲁徂徕山隐居时，《 旧唐书·李白传 》说他与韩准、孔巢父等人“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其目的是要“金高南山买君顾”(《 赠裴十四 》)。天宝元年，唐玄宗下制诏，《 旧唐书·玄宗本纪 》载：“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博通、文辞英秀及军谋武艺者，所在具以名荐京。”李白得到玉真公主、贺知章等人的推荐，应诏入京。唐玄宗接见他时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至此?”(李阳冰《 草堂集序 》)可见他通过道教关系和隐逸交游方式，终于进入朝廷。
天宝三年辞京归山，李白并非“功成身退”，而是被迫无奈，其“功成”并未达到目的。因“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他怀着失望和悲愤的心情再次隐逸，李阳冰《 草堂集序 》言其“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理想未能实现，无可奈何之情油然而生，《 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 》其一云：“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在齐州加入了道教的教籍。刘全白《 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 》云其“遂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李白在隐逸活动中不仅“混游渔商，隐不绝俗”（《 与贾少公书 》），也与各地的地方官吏相交游。他对自己未能实现“功成”便“身退”隐逸林下心有不甘，常常是身处江湖，心悬魏阙。《 赠韦秘书子春 》云:“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纵观李白的一生，他的隐逸只是为入仕作铺垫，并非是真正的隐者！
上述唐代文人的入仕方式途径，李白均做过尝试，但都未遂心愿。籍谱漏失、门荫无路、科举不能；游边赴募、无功而返、获罪被流；投文干谒献赋，只是成为统治者粉饰太平的工具；隐逸学道，也只落得人称“谪仙”而已。他虽然靠干谒和“终南捷径”，得入朝廷“待诏翰林”，但他期望像古人那样“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始终得不到实现。这其中的原因的确值得我们去反思。
四、曾经沧海难为水，诗人本性阻“功成”
李白为自己设计的“功成身退”的人生追求之路，应该说有极大的理想化成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追求又被其具有独特个性的“本体意识”占据主导地位。李白走向人生社会的政治舞台时，是用一种超现实的心态去关注社会，凭自己的主观意识去追求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这就使他常常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无法摆脱现实社会给他带来的种种羁绊。这种意识心态决定李白对人生理想实现的价值取向，也为他的追求失败，埋下了根因。对此，我们可以从其本体素质与社会需求构成的矛盾、本体个性与社会包容构成的矛盾这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首先，李白对自己的所学及养成的本体素质有过高的估计。他多次向人夸耀自己的政治德才，《 为宋中丞自荐表 》云：“少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 梁甫吟 》还云：“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把自己比作像姜子牙那样身负奇才的“大贤”，只要得到帝王垂顾，出将入相，就能辅佐帝王，“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的政治理念是效法历史上像鲁仲连之类的纵横家人物，但是，李白忽略了时代的影响因素，“任何思想家、政治家的成功杰出表现，都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完成的，彼时能成功的人，在此时未必能成功。战国时代，诸侯并起，以一策而得君主的赏识，由布衣而致卿相者有之。但在李白所处的盛唐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大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仍抱纵横之策致君王，已是时过境迁，幻想鲁仲连式的成功是不可能的”③。从现有的历史文献记载看，李白得以“待诏翰林”，并非是他有所谓的政治才能。唐玄宗看重的只是李白的文学才华，把他当作一个粉饰太平的御用工具而已。《 本事诗·高逸 》云：“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李白文学素养极高，也得到现实社会的认可，但李白终生所求并不是当一个诗人，而是要做管仲、晏婴一样的“辅弼之臣”、政治家。然而他总是用诗人的素质才华去作政治行为的判断，缺乏切合现实政治的理性思考，诗人的气质使他天真去对待现实，只凭一腔热情处世，未能透察现实人心的险恶，缺乏许多政治家适应现实政治形势，巧于应对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甚至以屈求伸，最后达到成功的重要素质。所以，李白在《 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 》说的“有才无命，甘于后时”，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慨叹，就不免让人产生几分怀疑。
其次，李白的本体个性也与现实社会形成尖锐冲突。李白带有强烈主体意识的本体个性直接支配其追求功业的行为方式，使李白的处世生活态度一向是充满着矛盾的：他一方面在《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中标榜自己“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傲岸不屈的做人原则；一方面又在《 与韩荆州书 》说自己“遍干诸侯”、“历抵卿相”，漫游天下，足迹遍及达官显贵的家门，行干谒之事。一方面在《 侠客行 》中高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豪侠之气；一方面当危险来临，就远祸全身，悲歌自怜，《 远别离 》云：“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一方面在受诏入翰林，得玄宗优宠时，表现得自满，甚至轻佻，《 效古 》其二云：“早达胜晚遇，羞比垂钓翁。”小有成功就夸大地做出睥睨万物之态，得意几于忘形；一方面当面对因自己主观所造成的被动环境时，又表现出不安和对是非的恐怖，《 怨歌行 》：“一朝不得意，世事徒为空。”《 古风 》其二十七：“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风寒。”
李白被“赐金放还”，他自认为是因遭权贵谗毁，《 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 》：“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 为宋中丞自荐表 》云：“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实际上，李白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如嗜酒疏纵而失礼，自视才高而贬低同僚等。恃才放浪，狂傲不羁，喜大言，好夸诞，不懂韬光养晦，收敛锋芒，永远以一个“楚狂人”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上李邕 》云：“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可见不仅少有人会大力保荐他，而且还遭到不少权贵对他的嫉妒和痛恨。
范传正《 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 》称李白：“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李白为自己设计出“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这样一个“功成身退”的理想生存模式，也反映出其独特的本体个性意识。强烈的本体个性意识只能刺激他在理想化的境界中狂歌，而无法实现他设计完美的人生理想。这一方面体现了他早年从赵蕤所学而受到纵横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另一方面更是其自命不凡的自我本体个性意识的表露与支配的结果。
①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下引李白诗文及相关碑文、序文同此。
② 徐松：《登科记考》卷一引《唐大诏令集》。
③ 戴伟华：《唐代文学综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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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五代]刘昉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戴伟华著.唐代文学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 葛晓音著.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 茆家培.李子龙主编.谢朓与李白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7] 余恕诚.唐诗风貌[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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