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目前文学界都认为岑参天宝三载进士及第，当年就释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时年三十岁，并据以推其生年为开元三年或四年。本文根据唐铨选制，认为进士及第，必守选三年，才能释褐授官，岑参乃天宝七载授官的，时年三十岁。其生年当为开元七年。
【关键词】 岑参 守选三年 天宝七载 开元七年
唐杜确《岑嘉州诗集序》谓岑参“天宝三载，进士高第。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 ① 。于是，闻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证》 （以下简称《考证》） 、李嘉言先生《岑诗系年》 （以下简称《系年》） 、陈铁民先生《岑参集校注·岑参年谱》 （以下简称“陈谱”） 、刘开扬先生《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 （以下简称“刘谱”） 俱将岑参释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系于天宝三载（744）下，并据以推其生年。然根据唐铨选制，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
一
按唐铨选制，进士及第并经吏部关试后，并不能立即授官，还得通过守选，才能参加吏部的冬集铨选而授官。宋《蔡宽夫诗话·唐制举情形》就说:“唐举子既放榜，止云及第，皆守选而后释褐。” ②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八《诂笺三》“进士科故实”条也说:“关试，吏部试也。进士放榜敕下后，礼部始关吏部，吏部试判两节，授春关，谓之关试。始属吏部守选。”所谓守选，就是守候吏部的铨选期限。这是唐代为缓解选人多而官阙少这一社会矛盾所制订的一项政策。
唐代及第举子的守选，大约自太宗贞观年间就开始了。《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帖经条例》载:“贞观九年五月敕:自今已后，明经兼习《周礼》并《仪礼》者，于本色量减一选。”就是说，应明经试者中所习经为《周礼》和《仪礼》者，及第后可在其应守选的年限中减免一年。按，唐人将守选一年称作一选。只有守选，才能减选;若无守选，何以减选?由是知贞观九年（635）明经已经有守选制了，则进士科和其他科的及第举子也当同样存在着守选这一制度。在唐代，各科及第举子的守选年限是不一样的。进士及第，一般是守选三年。《册府元龟》卷六三五《铨选部·考课一》载玄宗开元三年（715）六月诏云:“其明经、进士擢第者，每年委州长官访察，行业修谨、书判可观者，三选听集。”所谓“三选听集”，就是守选三年才听任其参加吏部冬集。该书卷六四一《贡举部·条制三》又载文宗大和九年（875）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云:“起来年进士及第后，三年任选，委吏部依资尽补州府参军、紧县簿尉。”所谓“三年任选”，就是守选三年才任其参加吏部铨选。这一现象直至宋初仍然存在。《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载有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各类人的守选年限，其中，“进士、制举，三选”。就是说进士出身与制举出身者，守选三年。宋初多承唐五代之制，既然宋初进士出身是守选三年，则唐五代进士及第也当守选三年。由以上开元三年、大和九年和宋初淳化年间进士及第都是守选三年可知，有唐一代进士及第者的守选期限皆为三年③。
进士及第守选三年，这在唐代诗文中亦可找到证据。王冷然有《论荐书》一文，是他于开元十一年（723）上书宰相燕国公张说的。书中说:“长安令裴耀卿于开元五年掌天下举，擢仆高第，以才相知;今尚书右丞王丘于开元九年掌天下选，授仆清资，以智见许。”④开元五年（717）春，王冷然进士及第，时知贡举者为考功员外郎裴耀卿。至开元八年（720）春王冷然守选期满，是年十月赴吏部参加冬集，第二年即开元九年（721）春被吏部侍郎王丘铨选为太子校书郎，即“清资”。由开元五年进士及第到开元八年冬集，这就是所谓的“三选”，即守选三周年，所谓“长安令”、“尚书右丞”，是王冷然上书时即开元十一年裴耀卿、王丘的官职。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谓孟郊:“年几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来集京师，从进士试，既得即去。间四年，又命来选，为溧阳尉。”⑤孟郊于贞元十二年（796）进士及第，至十六年（800）被吏部铨选为溧阳县尉，恰为四年，与《墓志铭》“间四年，又命来选”相合。由贞元十二年进士及第到贞元十五年（799）冬集，为三年守选期。晚唐诗人许棠在《讲德陈情上淮南李仆射八首》诗中写道:“应念无媒居选限，二年须更守渔矶。”⑥据《唐才子传》卷九载，许棠，咸通十二年（871）进士及第。此诗是他于咸通十三年（872）春上于淮南节度使李蔚的，在诗中他慨叹自己进士及第后却无人汲引，只好在家“居选限”守选，实际上是希望李蔚能提携自己入幕府为幕僚。因诗写于他进士及第后的第二年春天，已守选了一年，还得再守选两年，故曰“二年须更守渔矶”。由以上三例可知，唐代进士及第，一般是守选三年。
进士及第后，想不等守选期满就提前入仕，可参加制举或吏部科目选试，登科后即可授官。如杜牧大和二年（828）正月在洛阳进士及第，二月回长安过关试，是年三月又参加了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登科后授予弘文馆校书郎，仅守选一月。刘禹锡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贞元十一年（795）应吏部科目选博学宏词科试，登科后授太子校书郎，守选二年。自居易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贞元十九年（803）应吏部科目选书判拔萃科试，以甲等登科，授官秘书省校书郎，守选三年，较常调铨选提前一年入仕。
二
岑参于天宝三载进士及第，之后，有关他生平的所有文献均未言他以制举或宏词、拔萃登科，可见他是按吏部常调即守选期满经冬集铨选而释褐的。杜确序不言他守选，只在他“进士高第”后紧接着说“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是因为守选在唐代人人皆知，无须明言，后人不晓，连读以为解褐授官也在天宝三载，乃误。且岑参守选，也有证可稽。
《系年》谓:“天宝五、六两年公行事不明，游永乐、平阳疑即在此二年间。”陈谱也认为岑参游绎、晋、淇是在天宝五、六载间，刘谱更以为天宝三、四载岑参还去过黎阳、新乡等地。试想，若天宝三载岑参进士及第后即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他怎能长期离职出外漫游呢?按唐制，凡官吏请病假满百日就要解职，更何况两三年出外不归去漫游，这对一个居官在职的人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岑参之所以能外出漫游如此之久，这恰恰说明了他在这一时期没有授官，正在守选。又，《河南千唐志斋藏石》收有兵部郎中邵说撰写的《唐故瀛州乐寿县丞陇西李公墓志铭》，云:
惟陇西李公湍，地望清甲，冠于邦族……公始以经术擢第，署滑州匡城尉，次补瀛州乐寿丞。理尚刚简，盖肃如也。酷好寓兴，雅有风骨。时新乡尉李颀、前秀才岑参皆著盛名于世，特相友重。方振雄藻，比户英达，孰是异才，而无显荣?以乾元元年终于贝丘。凡百文士，载深恸惜……即以大历己酉岁冬十二月甲寅，葬我公、夫人于邙山之茔。⑦
“大历己酉岁”，即大历四年（769），知李湍卒于乾元元年（758），大历四年始与夫人合葬。《墓志铭》称李颀为“新乡尉”，当是李颀尉新乡县时与李湍相识的。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载:“颀，东川人。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及第，调新乡县尉。”按李颀于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及第，亦当守选三年而后铨选为新乡县尉的，则其尉新乡应在开元二十七年（739），时李湍亦正尉匡城。匡城属滑州，新乡属卫州，两地相距甚近，且二人又同为县尉，故可时常往来而“特相友重”。
《墓志铭》又称岑参为“前秀才”。秀才原是唐初贡举之一科，后因取人严峻，举子多不敢应试，州府也不愿举荐，故于高宗永徽二年（651）就停止了⑧。以后唐人就多将进士称为秀才，明经称为孝廉。“前秀才”，就是前进士。前进士是及第进士关试后的称呼。《唐音癸签》“进士科故实”条谓:“放榜后称新及第进士，关试后称前进士。”《蔡宽夫诗话·唐制举情形》也说:“关试后始称前进士。”及第进士之所以关试后始称前进士，是因为关试后新及第进士就成为吏部的选人了，“始属吏部守选”，故前进士实质上就是及第进士在守选期间的专称。及第进士无论其守选时间多长，只要尚未授官，都可称作“前进士”。皮日休有一首诗，题作《江南书情二十韵寄秘阁韦校书贻之商洛宋先辈垂文二同年》，云:“四载加前字，今来未改衔。君批凤尾诏，我住虎头岩。”⑨据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卷八载，皮日休，咸通八年（867）进士及第，之后，于咸通十年（869）被苏州刺史崔璞辟为从事，至十二年三月崔璞解任后始离去，此说可信。诗谓“四载加前字，今来未改衔”，是说进士及第四年来，未曾授官改衔，仍以前进士称。则知诗写于咸通十二年秋，时在苏州，故曰“我住虎头岩”。韩愈贞元八年（791）进士及第后，“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于贞元十一年春三上书宰相求荐，仍自称曰“前乡贡进士韩愈”⑩。《河南千唐志斋藏石》收有寇堮撰写的《前国子进士上谷寇堮墓志》，云:“大唐开元十四年正月癸未，前国子进士上谷寇堮卒……廿五擢第，卅而终。”11知寇堮及第已五年，未曾授官，以前进士终。按，由州府解荐而得第之进士，曰“前乡贡进士”，由国子监生徒而举进士及第者，曰“前国子进士”，然统简称作“前进士”。邵说《墓志铭》谓岑参“前秀才”，即前进士，当是岑参进士及第后尚未授官前也就是守选期间与李湍结识的。按前所述，李颀尉新乡是在开元末，时李湍尉匡城，二人相识。至天宝五、六载，李湍已补瀛州乐寿县丞，时岑参游河朔至乐寿县，故与之结识而“特相友重”。
有人以为岑参是开元末与李颀同时结识李湍的，时李颀为新乡尉，而岑参尚未登第，故曰前秀才;前秀才者，登第以前之秀才也。此说不确。按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进士，“通称谓之秀才”，“得第谓之前进士”。就是说进士未第前通称曰秀才，及第后才称为前进士。若岑参是未及第前与李颀一起结识李湍的，则邵说《墓志铭》当云“时新乡尉李颀、秀才岑参皆著盛名于世，特相友重”才对，而不应再在“秀才”前加一“前”字。在秀才、进士前加一“前”字，就变成专有名称即已第进士在守选期间的称呼了。还有人认为，只有前进士是得第进士之专称，前秀才不是专有名称，恐怕就不是这种意思了。我们说，既然进士可以俗称为秀才，那么前进士当然也就可以俗称作前秀才了。李商隐有《奉和太原公送前杨秀才戴兼招杨正字戎》一诗，据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注，“太原公”为王茂元，可信。“前杨秀才戴”，即前秀才杨戴;“杨正字戎”，即正字杨戎。《唐摭言》卷八《及第与长行拜官相次》载:“杨敬之拜国子司业，次子戴，进士及第;长子，三史登科，时号‘杨三喜’。”“长子”即杨戎。知杨戴、杨戎为弟兄俩，二人同时及第登科。据《登科记考》卷二一载，杨戴进士及第，杨戎三史登科俱在开成二年（837），当从。杨戎登吏部科目选科后即授与正字，杨戴进士及第后还得守选三年，故曰“前秀才”。又，陆龟蒙在《书李贺小传后》说:“余为儿时，在溧阳，闻白头书佐言:孟东野贞元中，以前秀才家贫受溧阳尉。”12由以上二例知，“前秀才”就是前进士，可见唐人将前进士也称作前秀才。岑参守选期间，不仅到过绛、晋、淇、黎阳、新乡、大梁等地，而且也到过河朔。他在《送郭杂言》诗中说:“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其河朔诗有《登古邺城》、《邯郸客舍歌》、《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题井陉双溪李道士所居》等。其《冀州客舍》诗云:“忆昨始相值，值君客贝丘。相看复乘兴，携手到冀州。”冀州距瀛州乐寿县不远，岑参到冀州后又北上赴乐寿，与李湍相识当在此时。诗题下有作者自注:“时王子应制举欲西上。”刘谱承《考证》之说，将此诗系于开元二十九年（741）下，而陈谱却系于开元二十七年（739）下，理由是:“历考诸书，则未见开元二十九年春有制举。”并引《册府元龟》卷六八及卷六四五，谓开元二十七年春有制举。其实，开元二十七年的制举，非王绮所应之制举。《登科记考》卷八引《册府元龟》与《唐大诏令集》云:“正月，制令诸州刺史举德行尤异，不求闻达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