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特乘传赴京。”“二月己巳，加尊号，大赦天下，制曰‘草泽间有殊才异行，文堪经国，为众所推，如不求闻达者，所由长官以礼征送’。”正月、二月这两次的制举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举者为不求闻达科人。不求闻达科是自己不能应举，而由各地长官访察举荐，然后“以礼征送”，“乘传赴京”。王绮却是自己赴长安应试的，与开元二十七年制举不符。由是可知此诗既不作于开元二十九年，也不作于开元二十七年，而是作于天宝六载（747）。《登科记考》卷九载:
（天宝）六载，正月戊子，南郊礼毕，大赦天下，制曰:“……天下诸色人中，通明一艺已上，各任荐举。仍委所在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流辈，远近所推者，具名送省。”
王绮所应即此制举，此制举所试为诗、赋、论，与《冀州客舍》诗谓王绮“富学赡清词，下笔不能休”相符。这次制举考试的结果是，王绮与杜甫、元结一样，都落榜了。因这次制举试被李林甫耍了花招。他恐举子斥言其奸，便改变了制举试的内容与形式，而且未录取一人，然后表贺“野无遗贤”。
《考证》、刘谱、陈谱均将岑参游河朔诗系于开元末年，还有一个原因，即认为天宝元年（742）改州为郡，岑参《冀州客舍》诗不称信都郡而称冀州，必是天宝元年更名前所作。按，此说未必。虽然天宝元年改州为郡，至至德二年（757）始复旧，但唐代文人有一习性，多喜欢沿用旧名、古名。岑参于天宝八载（749）赴安西途中写有《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不称陇西郡而称渭州;天宝十载（751）在河西写有《登凉州尹台寺》;天宝十三载（754）赴北庭途中又写有《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均不称郡名武威而称凉州，可见诗人写诗用州名，还是用郡名，并不以天宝元年更名为界。
三
岑参天宝三载进士及第，守选三年，于天宝六载春守选期满。按唐制，是年十月他就可以到长安参加冬集，第二年春铨试授官，则释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必在此时。
在这里，还有一诗需先辨明。《送郭杂言》诗，《考证》、刘谱、陈谱皆认为作于岑参游河朔的第二年春归来时。以为诗中首四句“地上青草出，经冬方始归。博陵无近信，犹未换春衣”是说岑参经冬至春始由定州博陵郡而归。其实，这一理解是错误的。按全诗共二十四句，前十六句皆言郭，自“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始写自己。首四句谓郭在长安经过了冬天，至春天青草出时始归家乡博陵郡，由于家乡近无音信，未寄来春衣，只好着冬装归家。岑参此诗当作于天宝七载（748）春，而岑参自河朔归长安，则至迟在天宝六载秋冬之际。《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谓选人“以十月会于省，过其时者不叙”，则岑参必须于天宝六载十月赴长安参加冬集。
天宝七载春，岑参被授与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时写有《初授官题高冠草堂》一诗，云:
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阑。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只缘五斗米，孤负一渔竿。
经过数年的漫游隐居，也随着年岁的增长，岑参已不再像应进士试时那样对仕途充满了幻想，故曰“宦情都欲阑”。时岑参三十岁整。由天宝七载年三十逆推，则其生年当为开元七年（719）。而二谱俱承《考证》、《系年》之说，将岑参《初授官题高冠草堂》诗系于天宝三载下，于是，陈谱推岑参生年为开元三年，刘谱则又参照《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一诗，推其生年为开元四年（716）。
岑参在诗文中多处提及年岁，若以开元七年生来考定，则每每相合;若以二谱推算，却多有抵牾。抵牾处，二谱便以“约举成数”而言之。现将其诗文胪列如下。
《感旧赋》云:“岑年三十，未及一命。”当为岑参天宝七载正月初铨试授官前所作，按吏部授官，多在三月进行。而二谱却将此赋系于天宝二载（743）下，陈谱谓岑参是年二十九，刘谱谓二十八，均以为“约举成数”。按，“一命”者，第一次命官，初次授职也。命官授职，属吏部选事，与礼部贡举考试无涉，这由唐人进士及第诗与落第诗均无“一命”之词可知。由是知，此赋必作于吏部选官前，而非进士举试前。所谓《感旧赋》，也就是思昔赋，是作者即将步入仕途前，抚今思昔，感慨万端，对以前十年生活的一次总结。若此赋作于天宝二载，时作者尚未登第，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他第二年会登第，则“今”与“昔”并无不同，何以有“感旧”之叹?且此赋末句“思达人之惠顾，庶有望于亨衢”，明明是一副即将授官、有望仕途通达之口气，这种口气是进士及第之前绝不会有的。《感旧赋》又云:“参，相门子，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岑参二十岁当为开元二十六年（738）。是年，岑参由隐居地嵩山少室来到长安，开始了他应进士举的所谓“献书”生涯。而陈谱推岑年二十为开元二十二年（734），刘谱则以为是开元二十三年。然开元二十二年正月至二十四年十月玄宗是在东都洛阳，进士考试也当在洛阳举行。于是二谱作者解释赋中的“西周”说:周赧王时，东、西周分治，西周王城在今河南洛阳一带，岑参因是到洛阳献书的，故将洛阳称作西周。但这一解释无法自圆其说。岑参《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诗云:“夫子傲常调，诏书下征求。知君欲谒帝，秣马趋西周。”二谱作者在诗注中又俱将“西周”解释作长安。岑参此诗与《感旧赋》的写作时间相隔不到一年，不可能一会儿在诗中说西周是长安，又一会儿在赋中说西周是洛阳，岂不自相矛盾?在唐人诗文中，称洛阳为西周者尚未及见，而称作东周者却不乏例:梁肃《明州刺史李公墓志铭》云:“天宝十五载，大盗覆东周。”13 欧阳詹《上董相公东风诗启》云:“昨以赴调东周，又聆相公此方镇安之美。”14二文之“东周”，俱指洛阳。由此可见，唐人均以东周指洛阳，把长安称作西周。故岑参是到长安献书的。所谓“蹉跎十秋”，是指开元二十六年至天宝六载这十年时间，包括应进士试与及第守选在内，若仅仅理解为是应进士试之献书十秋就不对了。
《银山碛西馆》:“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二谱定此诗为天宝八载赴安西途中所作，是对的。然陈谱谓是年岑参三十五岁，刘谱谓三十四岁，这都距约举成数之“三十”较远。其实，岑参是年三十一岁，故云。
《北庭作》:“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二谱将此诗系于天宝十四载（755）春，陈谱云岑参时年四十一岁，刘谱云四十岁。按，诗当作于至德二载春岑参由北庭赴凤翔前。时岑参三十九岁，与《行军二首》诗为同年作。
《行军二首》:“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乱，终日不自保。”题下自注曰:“时扈从在凤翔。”二谱均将此诗系于至德二载六月，是对的。陈谱谓岑参是年四十三岁，刘谱谓四十二岁。然天宝十四载与至德二载相距三年，岑参绝不会将此相距三年的岁数俱称作四十的。故知《北庭作》与《行军二首》俱作于同一年，即至德二载，时岑参三十九岁。
《太一石鳖崖口潭旧庐招王学士》:“偶逐干禄徒，十年皆小官。”二谱均将此诗系于天宝十二载（753）下，则非。岑参于天宝十载秋自安西归京后的两三年中，并未入朝做官，也就是说时已罢高仙芝幕府职，即右威卫录事参军、充安西节度使掌书记职，仍以前资官身份守选。而此诗却说:“抱板寻旧圃，弊庐识迅湍。君子满清朝，小人思挂冠。”“板”即笏，上朝时所执之手板。“小人”，岑参自称。“挂冠”即弃官。由是知，时岑参正在朝为官，则诗当作于乾元元年（758）在长安为右补阙时。“王学士”是否为王维，可存疑，王维有《谢集贤学士表》作于乾元元年春。且岑参此时与王维、杜甫、贾至过往较密，有《早朝大明宫》等诸诗相互酬唱。又，补阙为从七品官，当然是小官了。由天宝七载岑参释褐为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到乾元元年，恰为十年，故曰“十年皆小官”。
《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年纪蹉跎四十强，自怜头白始为郎。”二谱将此诗系于广德元年（763）下，是对的。陈谱谓是年岑参四十九岁，刘谱谓四十八岁。然不论是四十九岁，还是四十八岁，都更接近五十，约举成数也当曰“五十”。且古人举年岁多不说二十九、三十九、四十九，而曰三十、四十、五十，如《北庭作》和《行军二首》不言三十九而曰四十，就是如此。即使今天，好多地方仍然还有这种习惯。正因为如此，刘谱才据此诗将岑参生年推迟一年，定为开元四年，认为广德元年为四十八岁。其实，岑参是年四十五岁，故曰“四十强”。一般来说，所谓“四十强”，是指四十岁所过不甚多。大历诗人钱起有首《送裴迪侍御使蜀》，约写于肃宗上元元年（760），诗中说:“柱史才年四十强，须髯玄发美清扬。”15 裴迪此时可能只有四十三四岁，最大也不会超过四十五岁，若是四十八九岁，绝不会是“须髯玄发美清扬”的。所以把四十八九岁说成“四十强”，是解释不通的，也不合习惯与情理。
注释
①《全唐文》卷四五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92页。
②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8页。
③进士及第守选及守选三年之详情，可参阅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第二章，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6—63页。
④《全唐文》卷二九四，第2981页。
⑤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第六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46页。
⑥《全唐诗》卷六○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985页。
⑦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1页。
⑧《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63页。
⑨《全唐诗》卷六一二，第7064页。
⑩韩愈《上宰相书》，《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三卷，第153—155页。
11《唐代墓志汇编》下，第1312页。
12《全唐文》卷八○一，第8418页。
13《全唐文》卷五二○，第5291页。
14《全唐文》卷五九六，第6026页。
15王定璋《钱起诗集校注》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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