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郎为史官，掌起居注。陆机任著作郎时，参与“议《晋书》限断” （见《初学记》卷十二引王隐《晋书》） 。同时，陆机还担任为晋朝撰写起居注的任务。唐刘知几《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篇》云:“洛京时，著作郎陆机始撰《三祖纪》。”此外，陆机还撰写了地志《洛阳记》 （《册府元龟》卷五百六十“国史部·地理”） ，记述中都及周边地区的地理情况，这或许是受了挚虞《畿辅经》和潘岳《关中记》的影响。著作郎兼掌秘阁藏书，而当时图书已按照荀勖《中经新簿》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大概陆机因任著作郎之机缘，得以亲睹历代典籍、著述与文章，才激发他总结文人创作活动的规律。或许《文赋》中“颐情志于典坟”和“游文章之林府”等语不是泛泛而言，而确与其担任著作郎一职有关。

陆机从“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 （《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以吴之名家，志气高爽，看不起写《三都赋》的左思，打算等他完成后，用来“覆酒瓮” （《晋书》卷九十二《左思传》） ，到他担任著作郎时“伫中区以玄览”，从事编纂晋朝起居注以及撰写《洛阳记》等工作，显示了陆机思想认识的变化和身份角色的转换。入洛仕晋后，陆机虽然时有思乡之情，但经过多年中原文化的熏陶和京洛风尘的吹打，陆机已逐渐融入中朝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潮流。这时，陆机或许已不仅仅将自己视为吴人，而是生活在洛阳的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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