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就“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加以逐层分疏，不仅对“志”的确切内涵、“言”与“志”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诗言志”观念的形成与演化过程有一具体的把握，更着眼于揭示中国诗学的这一原生细胞中所蕴含着的整个诗学传统的逻辑建构，由此而重新阐发了其作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的深远历史意义。
【关键词】 诗言志 开山的纲领 逻辑建构
上个世纪的40年代里，朱自清先生出版了他论述中国诗学的经典性著作——《诗言志辨》，称“诗言志”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 （见书序） ，并就这一命题及其相关范畴作了细致的考辨。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诗学的研究有了多方面的展开，出现了许多新的热门话题，“诗言志”的讨论虽续有深化，但并不占据视野的焦点。而据我看来，如要确切地把握中国诗学精神的原质，还须回归到这个“开山的纲领”上来。所以，我将尽力在朱先生论述的基础上做一点补充阐发工作。
一 释“志”
“诗言志”命题的核心是“志”，“志”乃“诗”之生命本根，也便构成中国诗学精神的原核。所以我们的考察不能不从“志”的涵义入手，当然是指诗中之“志”，而非一般词语辨析。
有关诗“志”的解说，现代学者中最有权威性的要数闻一多和朱自清，两家之说互有同异。闻先生的解说见于其《歌与诗》一文，是这样说的:“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 ① 这段话朱先生在《诗言志辨》里曾加引用（略去最后一句），但他所强调的是:“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 ② 这就是说，他只认可“怀抱”为诗“志”的确切内涵，而将“志”这一词语所兼有的“记忆”和“记录”的含义放到“诗言志”命题以外去了。另外，闻先生所讲的“怀抱”泛指诗人内心蕴藏着的各种情意，“言志”即等同于言情（周作人先持有这个看法，见其1932年在辅仁大学所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讲演稿），而朱先生却着重揭示“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 ③ ，也就是专指同古代社会的政教、人伦紧密相关联的特定的情意指向。两种解说实质上是有相当差别的。
我比较同意朱先生的说法。闻先生立说的前提是认上古歌诗为分途，歌的作用在于以声调抒情，诗的职能则在用韵语记事。最早的记事要靠口耳相传，所以“诗”或者“志”的早期功能便在保存记忆。自文字诞生后，记事可以凭借书写，于是“诗”“志”的涵义遂由记忆转为记录。再往后，诗与歌产生合流，诗吸取了歌的抒情内容，歌也采纳了诗的韵语形式，这样一来，诗用韵语所表达的便不限于记事，而主要成了情意，这就是“诗言志”一语中的“志”解作“怀抱”的由来了 （参见《歌与诗》） 。应该说，闻先生对于“志”的涵义的演进分疏得相当明白，且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以上古歌诗由分途趋向合流的假设却是不能成立的。歌乃诗之母，人类早期的诗并非独立存在，它孕育于歌谣之中，并经常与音乐、舞蹈合为一体，这种诗、乐、舞同源的现象已为中外各原始民族的经验所证实。据此而言，则歌诗的发展自不会由分途趋于合流，反倒是由一体走向分化，也就是说，诗的因子曾长期隐伏于歌谣之中，而后才分离出来，最终取得自身独立的形态。这也正可用来解释“诗”之一词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较晚的原因 ④ 。诗既然成立在歌之后并为歌所派生，诗的质性便不能不由歌所限定，而若歌的作用在于表情达意（即抒述怀抱），则诗中之“志”自当取“怀抱”之义乃为妥帖。这并不排斥诗可用来记事，但主要职能在于抒述怀抱，记事也是为了“言志”。
我们还可以从“志”的文字训诂上来探讨这个问题。“志”字未见于甲骨文和金文，许慎《说文解字》据篆文将“志”分解为“心”和“之”两个部分，释作“从心，之声”，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据大徐本录作“从心之，之亦声”。“之”在甲骨文里有“往”的意思，故“志”亦可解作“心之所往”或“心之所之”。闻一多先生则将“志”分解为“从止从心”，取“停止在心上”或“藏在心里”的涵义，以证成其以“记忆”训“志”的用意，不过他又说这对于“怀抱”一解同样是适用的。两种诂训皆有一定的根据。取前者，则“志”相当于今天所谓的意向;取后者，则大体相当于所谓的意念。意向和意念都属于“意”，所以古人常径直用“意”来训“志”，“诗言志”有时也说成“诗言意”。而如果我们要将这两种解释结合起来，那只有用“怀抱”一词才能包容，因为“怀抱”既可表示心所蕴集，亦有志向或意向的指称，可见诗“志”的确切内涵非“怀抱”莫属了。
实际上，“诗言怀抱”在上古时期歌诗尚未分家之时即已开始了。众所周知，上古歌谣（包括乐舞）经常是同原始巫术与宗教活动相联系的，其歌辞往往就是巫术行使时的咒语或宗教仪式中的祷辞，不仅表现意念，其意向作用也很鲜明。如常为人引用的《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 ⑤ 显然便是先民为祈求农作物丰收所作的祝祷或咒言。《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载驱逐旱魃之辞“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亦属明显的咒语。我甚至怀疑一向被视作劳动歌谣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⑥ ，其用意也并非在于记录原始人制作弓箭的过程，而实在是附加于弓弩之上的一种咒术，这在其他民族的早期歌谣中并不鲜见。原始歌谣用于巫术和宗教活动，必然要配合着一套仪式，那就是原始人的乐舞。从《吕氏春秋·古乐》所记述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中，当可依稀看出它的投影;而从八阕歌的题名曰“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来看，更全是颂神祭祖、祝祷丰年的内容。这些都可以说是表达了先民的意向，不过并非后代诗歌里常见的个人抒情，而是具有切实的群体功利性能的情意指向，正代表着那个阶段人们的普遍的“怀抱”。
歌诗之“志”由远古时期与巫术、宗教活动相联系的人们的群体祝咒意向，演化为礼乐文明制度确立后与政教、人伦规范相关联的志向和怀抱，自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也可以说是“志”进入礼乐文明后的定型。对这一点，当时的公卿士大夫阶层是有充分的自觉的。《诗言志辨》一书中列举《诗经》各篇说到作诗意图的十二例，指出其不外乎讽与颂二途，即都与政教相关。今人顾易生、蒋凡所著《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将自陈作意的《诗经》篇章拓展到十七例，但也认为“归纳起来，主要是‘讽刺’与‘歌颂’”，是“有意识运用诗歌来表示自己对人生、社会、政治的态度” ⑦，看来确已构成那个时代的共识，体现着人们基本的诗学理念。当然，人的思想感情是多种多样的，诗的表达功能也决非单纯一律，即使在上古阶段亦仍有像“候人兮猗” ⑧ 这样纯属个人抒情的歌谣存在，至于“诗三百”里表达男女情爱及其他个人情愫的篇章就更多了。但在强大的史官文化传统的制约下，通过采诗、编诗、教诗、用诗等一系列环节的加工改造，这些原属个人抒情的内容，无一例外地转化成了与政教、人伦相关联的怀抱，以“言志”的方式传递着其本身可能涵有和逐渐生发出来的种种信息。诗中之“志”便是这样广泛地建立起来的（礼乐文明乃其社会基础），“诗言志”因亦成为中国诗学传统中经久不灭的信条。
不过要看到，“志”的具体内涵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又是不断有伸缩变化的，特别是社会生活愈往后发展，人的思想感情愈益复杂化，个体表达情意的需求愈形突出，于是原来那种偏于简单化的颂美与讽刺时政的功能，便不得不有所调整和转换。第一位以个人名义显扬于世的大诗人屈原，写下其不朽的篇章《离骚》，其中反复致意的是自身遭谗被逐的忧愤情怀，尽管不离乎君国之思，而侧重个体抒怀的表达方式，已同既有传统中比较直切的“讽”与“颂”拉开了距离。到宋玉作《九辩》，揭举“贫士失职兮志不平”的主旨，可通篇不正面关涉时政，仅着力摹绘秋意衰飒的景象与本人困顿失意的处境。这类作品班固曾称之为“贤人失志”之作 ⑨，朱自清先生谓其“以一己的穷通出处为主” ⑩ ，都是拿来同《诗经》作者的直接讽、颂时政以“明乎得失之迹” 11 相区分的。但就古代社会的士大夫而言，其“穷通出处”虽属“一己”，而仍关乎时政，所以写个人穷通出处的诗歌亦可归属于“言志”，而且这种“志”对于士大夫个人来说有更切身的关系，于是后世诗人的“言志”便大多走到这条路子上去了。
与此同时，古代所谓的“志”还有另一层涵义。《庄子·缮性》有这样一段话:“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这里将“得志”分别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指荣身（“轩冕”指代富贵荣华），一指适性。荣身之乐取决于外物，来去不自由;适性之乐决定在内心，穷达皆无所妨害。作者的主意当在以适性为“得志”，这样的“志”显然不同于儒家的济世怀抱，而属于道家的超世情趣。超世，是要超脱社会的礼教伦常，当然更不会以时政萦怀，这本来跟“诗言志”中的“志”不相一致。但超世也是一种人生姿态，在实践上又成为独特的人生修养，故不妨与儒家之“志”相提并论;而且后世儒道互补，士大夫文人常以“兼济”与“独善”作为立身行事的两大坐标，两种不同内涵的“志”便也逐渐融会贯通了。超世之“志”渗透于文学作品，当以《楚辞》中的《远游》、《卜居》、《渔父》诸章为较早。东汉班固《幽通赋》的“致命遂志”和张衡《思玄赋》的“宣寄情志”中，亦能找到它的痕迹。诗歌作品言超世之志的，或可以汉末仲长统《见志诗二首》为发端，得魏末阮籍《咏怀》的发扬光大，到东晋玄言诗潮形成巨流，而绵延不绝于后来。
综上所述，“诗言志”中的“志”，孕育于上古歌谣、乐舞及宗教、巫术等一体化活动中的祝咒意向，并经礼乐文明的范铸、改造，转型、确立为与古代社会政教及人生规范相关联的怀抱，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这一怀抱的具体内涵，又由早期诗人的用讽、颂以“明乎得失之迹”，发展、演变为后世作者的重在抒写“一己穷通出处”和“情寄八方之表” 12 ，其间分别打上了诗、骚、庄的不同思想烙印，从而使“诗言志”的命题变得更富于弹性，乃能适应后世人们丰富、复杂的生活感受的表达需要。尽管如此，“志”的容涵面仍不是漫无边际的，除了少数误读乃至刻意曲解的事例以外，它所标示的情意指向，依然同带有普遍性的人生理念密切相联系，甚至大多数情况下仍与社会政教息息相关（超世之“志”的产生往往由对时世的失望而导致，故可看作为现实社会政治的一种反拨），这就使“言志”和纯属私人化的情意表现有了分界。朱自清先生将“诗言志”与“诗缘情”定为古代诗学中前后兴起的新老两个传统，并谓“‘言志’跟‘缘情’到底两样，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13 ，眼光毕竟犀利（两者之间亦有复杂的交渗关系，兹不具论）。也只有拿“志”同泛漫的“情”区划开来，才能确切地把握中国诗学的主导精神。
但要注意的是，不能因此将“志”与“情”简单地归入理性和感性这两个不同的范畴。“情”固然属于感性（广义的，包括人的全部感受性，不光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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