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的身份意识

　　虽然《鼠疫》的写作具有明确的“见证”意识，但和80年代不少书写“文革”记忆的作品不同，它对那种“幸存者”的身份、姿态总是持警惕的立场。“新时期”的“文革”叙述中，“幸存者”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流行的概念，对它也没有强调的论述；只有先锋诗歌界在80年代后期有过“幸存者”诗歌的提出。但是，这种身份意识存在于亲历者的“文革”叙述中。这种“存在”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文革”后主要以小说、回忆录方式的“文革”叙述，另一种则是在对“文革”期间的“地下诗歌”的发掘和阐释之中。这两种情形都相当普遍。而且，同样普遍的是对这种意识少有警惕和反省。“幸存的意识是如此普遍，幸存的欲望是如此强烈，幸存的美学是如此体面” [16]——这个描述大概不是过于夸大其词。印象中，鲜明地质疑这种写作身份和美学观念的文章，似乎只有臧棣的那篇《霍拉旭的神话：幸存的诗歌》。虽然文章的论述主要是在当代诗歌美学的层面，不过，“他们对幸存者的形象并不感到难为情，甚至自诩被人称为幸存者”的说法，可能会让有些人有点感到不快，因而在先锋诗歌界内部曾引发反响微弱的争论。
　　全面地说，如果不应该完全否定“幸存者”身份意识在写作上的积极意义，那么，也不应该对它有可能产生的损害毫无警觉。这种意识、观念在写作上，既表现在为“良知”所支持的提供“见证”的责任感，表现为对美学标准的历史维度的重视，也表现为收集并强化“不幸”的那种“自怜”与“自恋”，表现为将“苦难”给予英雄式的转化。同时，也表现为提升“幸存”经验表达的价值等级，认为在道义上和艺术上，都理所当然的具有优先性，以至认为“幸存”的感受就具有天然的审美性。
　　在《鼠疫》中，“幸存者”的那种“见证”意识当然也随处可以见到，不过，也可以见到时时的警醒和辩驳。这里，加缪需要同时思考、处理这样的相关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现代悲剧事件、难以置信的特殊历史时间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生活的年代，如何重新“定义”英雄和英雄行为。另一个问题，这是艺术和道德的关系。80年代后期在“当代文学”课上，我说到一些“伤痕”、“反思”作品，里面有曲折人生，悲欢离合，有不幸和痛苦，但是，作品的核心却是“胜利”之后的终结和安定；这是为显示不安状况的句子后面所画上的句号[17]。《鼠疫》的看法和这些作品并不相同，它审慎地处理有关“胜利”的问题。在奥兰的瘟疫结束，城门重新打开，离散、分隔的人们重又欢聚的“解放的夜晚”，人们在礼花中庆祝胜利。但那个患哮喘病的老人说的是，“别人说：‘这是鼠疫啊！我们是经历了鼠疫的人哪！’他们差点就会要求授予勋章了。可是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因此，叙述者的里厄医生明白他的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对于这样一个关注人的生存状况的作家来说，生活既然并未结束，那么，悲剧和荒谬也仍然伴随。也就是说，他的写作不是要加入胜利的欢呼声，而是让读者看到这样的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他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耐心地潜伏守候……”因而，在这部小说中，“胜利”不是一个与“终结”有关历史概念，“幸存者”也不会因为经历了苦难而自动赋予英雄和权威的姿态。特别是这个英雄的“幸存者”为抽象观念和教条所缠身并赋予高度的话。《鼠疫》中写到，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他推荐的是那个有“一点好心”和“有点可笑的理想”的，公务员格朗，这个义务参加防疫组织，一辈子真诚地为一篇浪漫故事的遣词造句呕心沥血，但写作始终处在开头位置的“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这种推荐，“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绝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而且，如果谈到亲历事件的“幸存者”的历史角色，前面引述的加缪的话是，“人并非无辜也并非无罪，如何从中摆脱出来？里厄（我）想说的，就是要治疗一切能够治疗的东西——同时等待着得知或是观察。这是一种等待的姿态，里厄说，‘我不知道’”。
　　至于道德与艺术的关系，这确实是个经常让人困惑的问题。《鼠疫》不是单纯的自娱与娱人的文字，里面贯穿的是为爱而反抗荒谬、非正义，寻找出路的激情和勇气。不过正如罗歇·格勒尼埃说的，不应该忘记加缪“首先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他在写作上的不懈怠，精益求精，都表明是在想进入他所说的由纪德作为守门人的那座文学的“花园”[18]。因此，苏珊·桑塔格认为，在表现“道德之美”上，20世纪的其它作家也许更有立场，更有道德色彩，但他们没有能显示出比加缪更多的美和更多的说服力。即使如此，道德美和艺术美还是不能不加区分的混为一谈；因而，“幸存感”也确实不能简单、直接的转化为“审美感”。

　　　　　　　　　　　　“危险”的“感激之情”

　　上面说到的苏珊·桑塔格的《加缪的<日记>》这篇文章写于1963年，距加缪因车祸逝世（1960年）只有三年。在这篇文章里，桑塔格对加缪的思想艺术特征有发人深思的描述，也有一些质疑性的批评。但这是在“伟大的作家”的范畴内的指摘。她提出一个有趣的分类，说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这两者在每个文学时代都不可或缺。“可靠、讲理、大方、正派”是丈夫的品格，而情人虽然“喜怒无常、自私、不可靠、残忍”，却能“换取刺激以及强烈情感的充盈”。桑塔格有点抱怨“现代文学”的“小说的家庭里”“充斥着发疯的情人、得意的强奸犯和被阉割的儿子——但罕有丈夫”。在作家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上来看待这两类作家，那么，“情人”式的作家在题材、主题、风格、方法上，将会更执意地和他的前辈较劲，更“炫耀性格、顽念以及奇特之处”，而“丈夫”式作家体现的较为“传统”，循规蹈矩。那么，加缪属于哪一类型？桑塔格说他是一个“理想丈夫”；但是作为一个当代人，“他不得不贩卖疯子们的主题：自杀、冷漠、罪咎、绝对的恐怖”。然后，桑塔格指出，
　　……不过，他这样做时，却带着一种如此理智、适度、自如、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以致使他与其它人迥然有别。他从流行的虚无主义的前提出发，然后——全靠了他镇静的声音和语词的力量——把他的读者带向那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其前提得出来。这种从虚无主义深渊向外的非逻辑的一跃，正是加缪的才华，读者为此对他感激不尽。这正是加缪何以唤起了读者一方的挚爱之情的原因。
　　读到这篇文章，距我初读《鼠疫》已过去了20余年。它让我多少明白了我对当年的激动和那种挚爱之情产生的部分原因。从个性的方面说来，一般的说，我较能接受的艺术形态，更接近那种“正派丈夫”的样式。但太过“正派”，“可靠”，不越雷池的循规蹈矩，有时也会令人生厌。加缪这种有着“情人”外表的“正派丈夫”作家，大概比较合乎我的胃口。他积极面对时代的思想、诗学问题，但也不反应过度。无论是在主题，世界观上，还是在艺术方法上，“适度”，对理解加缪的艺术来说，确实是一个“关键词”。但在80年代，“适度”美感也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美感趣味。开放、变革、创新、崛起、超越、反叛……当然是那个文学“新时期”的主要取向，墨守成规会为多数作家、读者所不屑。但是反过来，过于激烈的那种“情人式”的言行，也难以被许多人接受，即使是具有先锋特征的思想、艺术群落。“意识流”的叙述需要有理性内核的支撑。“现代派”总是不够“现代”而被戏称为“伪现代派”。暧昧不明的人物性格仍会恪守一定的道德界限。“肉”（欲望）的揭示不再不被允许，但迟早会纳入“灵”（政治、人生理念）的规范。悲观主义的“危险性”因为通过反抗而减弱，不致坠入“深渊”。“片面”需要有“深刻”作为其合理性的保证。有“无尽的动荡不安混沌不堪”，但之后又会“挣扎出来”并“升华到一片明亮质朴的庄严”。一代人的疲惫、焦虑的面容，因受到召唤而激奋，而神采发亮。而在决绝、响亮的“我—不－相－信”之后，看到的是“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这种保持“适度”的思想、精神依据，恰如桑塔格所指出的，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火焰”。它既是批判的武器，也是建构人的“主体性”和新生活、新文学的内涵。它成为联结“除旧”与“布新”之间的桥梁；人们因它的激情的庄严，姿态的高贵而热爱它，暂时忘却这种联结的“非逻辑”。这种“适度”的美学，或美感形态，是在一个感受到荒诞、非理性的世界中，试图解决人如何保持尊严，如何克服他的幸福受到的威胁，和如何重新赋予“正派”的、古典的丈夫的“现代品格”的问题。
　　一个曾经从他那里受到强烈感动和教益的作家，多年之后对他的重读，最担心的事情是这种热爱是否还能保持。虽说不可能出现当初的那种状态，但也许会在另一向度得到发展。而对于加缪这样特征的作家来说，问题又具有他的特殊的地方。从加缪来说，我们面临的考验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加缪这种如桑塔格所说的有更多的美、更多的说服力的“图解式的文学”，这种“直接诉诸于一代人对人们在某个既定历史处境里应体现出怎样的楷模之举的想象”的文学，是否仍能具有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另一个考验是，在多少削弱、剥离了作家的“传记因素”，对作家行为的时代依据的真切体验有所减弱之后，文本自身是否仍具有同样的魅力。让－保罗·萨特说的“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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