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隶事与策试

南朝何以崇尚博学，已如上所论。这种博学之风，为何以隶事形式表现出来?名士交会，为何以隶事为乐?这似乎与南朝察举制的复兴有关。

从汉代开始到隋朝科举制产生之前，察举制是王朝选官的重要形式。察举科目繁多，而与王朝政治、社会生活和士人仕宦前途关系最密切的，是岁举（常科）中的秀才、孝廉二科。在很长时期内，岁举皆无考试之法，被举者经审核后直接授官，因此强调被举者的吏能、功次，知识文化水平并不占重要位置。自汉顺帝实行“阳嘉新制”后，应孝廉举者必须通过以经学为主的文化考试 15 ，方可授职。某种专门的知识开始成为入仕的必要条件。西晋时又规定“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 16，显然是阳嘉新制的继承和发展。自此以降，察举中最重要的秀才、孝廉二科，都必须经过严格统一的由朝廷主持的射策、对策等文化考试（简称策试），文化知识越来越成为察举的重要内容。孝廉试经术，秀才试文辞（笺奏）渐成通例。

察举制在原则上是按择优制程序来选择和录用官员的，比起先秦的世卿世禄制、汉初的门荫制和任子制来，在抑制身份特权、官位世袭等非理性行政因素时显然具有较大的进步性。魏晋之际，随着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高门子弟只要凭借父祖权势便可轻易获得入仕清途，既无试职累功之法，又无经术奏笺之试，很快就能跻身于高级官僚之列。这必然对察举作为士人入仕正途的旧日地位构成冲击。东晋之时，皇权微弱，门阀世族权力极度膨胀。世家大族既可平流进取，坐致公卿，自然不屑于察举入仕;维护皇权和官僚体制有效运转的察举制衰落到历史最低点。与此相应，原来日益成为察举中心环节的秀孝策试也日趋荒废。元帝有意恢复察举考试，于是“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结果，“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 17 ;其后特听不试孝廉，而秀才依旧策试，结果还是一样，“诸州秀才闻当考试，皆惮不行，唯（谷）俭一人到台，遂不复策试” 18 ，足见因察举不振引起策试的低落。

自从寒门出身的刘裕凭借武力夺取帝位之后，东晋门阀政治终于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与此相应，限制门阀特权，恢复选贤任能的察举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度极为低落的秀孝察举又出现了复兴势头。不仅由察举入仕者数量激增，高门大族也不再轻视察举，而是积极投身其中。作为察举重要环节的策试也得到高度重视，皇帝往往亲自主持以示尊崇。如宋永初二年二月，“车驾幸延贤堂策试诸州郡秀才、孝廉” 19 ;孝建三年二月，“策孝秀于东堂” 20 。南齐永明四年春正月辛卯，“车驾幸中堂策秀才” 21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诏研策秀孝，考课百司” 22 。由于策试是在中央朝廷举行的，表现优异者往往立刻倾动公卿，甚至上达天听，对士人的仕宦前途影响极大，自然会得到应举者的高度重视。《初学记》卷二十《荐举第四》引《梁刘溉等仪贤堂监策秀才连句诗》曰:“雄州试异等，扬庭乃专对。顾学类括羽，奇文若锦缋。”按“顾”当为“硕”之讹。“硕学”与“奇文”相对，都是对策者必备的素质，以及据以擢第的标准 23 。考官既以此期望应试者，士子更希望以此获得赏识。南朝是一个崇尚博学和文采的社会，士人的仕宦前途与其文化风习在考察博学和文辞的策试中交融汇合。而隶事作为风行士林的游戏，正是这种交融的自然产物。

在隶事游戏中，主持人多为有声望地位者，相当于科场考官，由其出题。参与者则如举子，各各依题列举相关典故，多多益善。答题形式，既有口对，亦有笔疏，这也与策试一致 24 。到了梁代，隶事已多称为策事，更可看出其与策试的关系。秀才策试多策五题，孝廉明经则史传未有明文。然《通典》卷十六《选举四》载梁时沈约论选举，有“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之语。秀才对五问，西晋已是如此，南朝沿袭未改。孝廉答一策，则史无例证。阎步克以为“一”是“十”之误。秀才对策重文辞，故五问已足;孝廉明经靠博学强记，故十问方可 25 。如果结合北朝制度来看，阎步克的观点是可信的。《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传》序:“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射策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可见北齐孝廉试需射策十条。又《北齐书·儒林·马敬德传》:“依秀才策问，唯得中第，乃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擢授国子助教，迁太学博士。”进一步证明孝廉明经策试，需答十问。这是一种成熟、定型的考试形式，或于南朝有所借鉴。南朝隶事，最初只是在府主与僚友之间进行的游戏，内容既无定准，所策之事也不限量，而是多多益善，以至于有达百千条者。这种游戏发展到后来，不但参加者的身份有了变化，形式也越来越规范，考试的意味日益增强了:

尚书令沈约命驾造焉，于坐策显经史十事，显对其九。约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虽然，聊试数事，不可至十也。”显问其五，约对其二。 （《梁书》卷四十《刘显传》）

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倕、沛国刘显质问十事，云公对无所失，显叹异之。 （《梁书》卷五十《文学下·陆云公传》）

荔幼聪敏，有志操。年九岁，随从伯阐候太常陆倕。倕问《五经》凡有十事，荔随问辄应，无有遗失，倕甚异之。 （《陈书》卷十九《虞荔传》）

以上材料表明:第一，策事内容不再随意，而多取于经史;第二，数量不再以多为胜，而以十事为常，一如孝廉、学校策试。唐代明经考试以及学校试经，也以十问为常，当源于此;第三，主事者依然为社会名流，而应策者不再为同辈僚友，而是多晚辈后生，甚至是垂髫童稚。综合这几点，可以推断出，由于受了南朝察举考试制度的影响，原来只是成人游戏的隶事活动，越来越带有程式化的考试性质。童稚后生就社会名流策经史事，一方面是为了考察子弟后进的才性学养，是当时世族装点门面、周旋酬酢的重要项目，另一方面也是对察举考试的一种体验、模仿、学习，是培养教育子弟的重要方式。士族文化风习与家族门第前途的无间相融，促成了隶事的风行，并在形式上一步步向考试方向靠近。 

四 隶事与用典

隶事风习影响到文学创作，是使事用典的兴盛。当然，文学作品中的用典，自古已然，不必皆与博学之风或隶事之戏有关。从先秦而两汉而魏晋，创作中的用典数量逐渐增多，征引范围逐渐扩大，用典方法也逐渐精进。然而，这种用典，多是因表达内容的实际需要而起，并未成为一种刻意的追求。文学史上第一个以用典著称的，是刘宋时期的颜延之。钟嵘《诗品》中指出颜诗“喜用古事”，可见已是一种偏好。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称:“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 26 强调其诗作在用典发展上的特殊地位。只是在刘宋时代，只有他和谢庄两人因用典繁密为后人注意。到了齐梁以后，则涌现出王俭、王融、任昉、沈约、王僧孺等用典名家，掀起了文学史上使事用典的第一个高潮，并引发了当时文学批评界关于用典与直寻、才性与学问、自然美与雕饰美等问题的热烈探讨。以上情况表明，颜延之虽然开启了南朝一种新的创作思潮，而蔚为大观，则要到齐梁之际。其原因，既有文学发展内在的动力，如骈偶、声律的要求，也有外部的激励，如隶事之戏的影响等。齐梁时期用典繁密、追求生新和隶事诗的涌现，更多的是接受了外部刺激，即隶事游戏的影响。

先说用典繁密。颜延之是第一个因用典招致钟嵘诟病的作家。《文选》收颜文五篇，其中《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计142句，用典102处;《阳给事诔》151句，用典60处，《陶征士诔》195句，用典104处;《宋文元皇后哀策文》103句，用典52处;《祭屈原文》33句，用典22处。比起此前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作家，颜延之的用典确实是最突出的，所以钟嵘批评这种风气，从颜延之开始。而齐梁之际的作家，用典之繁密，又远过颜延之。就《文选》收录统计，王俭《褚渊碑文》350句，用典276处;谢朓《齐敬皇后哀策文》101句，用典80处;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476句，用典382处;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24句，用典20处;陆倕《剑阁铭》46句，用典38处。可以看出，颜文中用典率最高的是《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达70%;而上引齐梁作家文，都高达80%以上。谢朓《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有一段写临别惆怅:“朓闻潢污之水，愿朝宗而每竭;驽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则?皋壤摇落，对之惆怅;歧路西东，或以呜唈。况乃服义徒拥，归志莫从。邈若坠雨，翩似秋蒂。” 27 这些句子分别源自《尚书》、《左传》、班固《王命论》、《楚辞》、《庄子》、《淮南子》、《孟子》、曹植《应诏诗》、潘岳《七哀诗》、郭璞《游仙诗》等经史子集著作，经作者熔铸加工而成，可谓无一句无来历。如此密集的用典，在颜文中是非常罕见的。

诗歌中的情况也大致相似。《文选》所录颜诗中，《赠王太常》24句，12处用典;《还至梁城作》20句，10处用典;《应诏宴曲水作诗》64句，39处用典。颜诗用典虽密，大致来说，约占全篇句数的50%—60%左右，一些庙堂应诏之作比例稍高，而句句用典的则极为罕见。齐梁诗人的作品中，用典频率高于颜延之的比比皆是，通篇逐句用典的，也时有出现。如首煽隶事之风的王俭，有《春日家园诗》:“徙倚未云暮，阳光忽已收。羲和无停晷，壮士岂淹留。冉冉老将至，功名竟不修。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抚躬谢先哲，解绂归山丘。” 28 全诗10句，没有一句不用典，征引范围，涉及《尚书》、《诗经》、《楚辞》、《战国策》、《列子》、刘向《列仙传》、张衡《思玄赋》、曹植《箜篌引》等。有些句子，一句中数处用典。如七、八两句概括了历史上四位贤臣辅佐君主的事迹。最后一句“解绂”语出刘向《列仙传》卷上《酒家》:“屈身佐时，民用不匮。解绂晨征，莫知所萃。”“山丘”语出曹植《箜篌引》:“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全诗用典虽密，而语意不隔。又如王僧孺《为人有赠诗》:“碧玉与绿珠，张庐复双女。曼声古难匹，长袂世无侣。似出凤凰楼，言发潇湘渚。幸有搴裳便，含情寄一语。” （《梁诗》卷十二） 八句之中，引用了《诗经》、《楚辞》、《尸子》、刘向《列仙传》、王粲《公宴诗》、《世说新语》等著作中的人物、故事或语词，也是句句有典。这样的作品，齐梁之际不在少数。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齐梁时期诗文中用典的繁富密集，较颜延之时已有普遍提高。尽管这时已有不少人认识到“文章殆同书钞”的弊端，主张文章（尤其是诗歌）创作要自然流转，可并不能遏止这种潮流。即如谢朓提倡“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沈约主张“文章当从三易”，他们的作品也多以清新、流丽、自然著称。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创作中旁征博引。谢朓《酬王晋安》、《在郡卧病呈沈尚书》等，沈约《别范安成》、《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诗》等，都可称无一句无来历。他们的用典之所以未遭讥评，主要在于贴切自然，而不在于少用或不用。盖齐梁作家生活在一个特别崇尚博学的时代，士人普遍的博闻强记为创作中大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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