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和读者的顺利接受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谢朓、沈约、任昉等一流作家都是王俭幕下隶事游戏的积极参与者，入梁之后，其风弥盛。在创作中表现其博学多闻，是自然而然的。而当时衡文，用典繁富，则是一重要标准。如沈约“博物洽闻，当世取则” 29 ;任昉“既博物，动辄用事”30 ，“都下士子慕之”31 ;王僧孺工为诗，“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 32 。在这种评判标准激励之下，诗文中大量用典，显然不仅仅出于表情达意的需要，至少部分含有表现博学的动机。这种动机，与他们在隶事竞赛中的争胜，是完全一致的。
次说追求生新。齐梁时代的博学风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文人有意追求用生典、僻典上。上文已提到王僧孺创作“多用新事”。所谓“新事”，并非陈寅恪所指的“今典”，而是指冷僻、不常见、不为人熟知的典故，因其不常见，故能新人耳目。这正表现了齐梁文人在创作中矜奇炫博的倾向，与隶事游戏精神更为接近。《诗品序》称:“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陈书》卷二十七《姚察传》:“终日恬静，唯以书记为乐，于坟籍无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可见，这种使事用典追求新奇，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风气。王融《奉辞镇西应教诗》开头四句:“未学谢能算，高义幸知游。霤庭参辩奭，梁苑豫才邹。” （《齐诗》卷二） 短短二十字中，即融入了《论语》、《史记》、《战国策》、《汉书》等典籍中的语词或人事，可谓雕缋满眼，而“谢能算”三字，竟不知语出何典，也不知作者所指。王僧孺《为人有赠诗》起句:“碧玉与绿珠，张庐复双女。”碧玉与绿珠事尚属习见，而“张庐复双女”则不知所云，或有出处，而无可查寻，当是极为生僻的。谢朓《始出尚书省》曰:“中区咸已泰，轻生谅昭洒。” （《文选》卷三十） 上句“中区”语出陆机《文赋》:“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下句“轻生谅昭洒”则不知何解，或有典而僻，故李善注也付之阙如。这种生新冷僻的用典倾向，在齐梁之际是非常突出的。
齐梁文士创作中的“竞须新事”，还有一个重要方法是对常见典实进行改造，使之产生陌生化的效果。南朝以前，诗人用典多从古籍中直接迻录原句，或只稍作改动。如曹操《短歌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魏诗》卷一） 四句全出《诗经·小雅·鹿鸣》。徐干《室思》:“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终之。” （《魏诗》卷三） 出《诗经·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嵇康《述志诗》之二:“往事既已谬，来者犹可追。” （《魏诗》卷九） 源于《论语·微子》楚狂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可见，南朝以前诗歌的用典，多忠实于原典，比较完整地转录或叙述古事古语，因此，一个典故所占篇幅也就较长。到了南朝，这种用典方法已绝少见到。大多是概括、浓缩古事古语，或只截取原典中的只言片语以表情达意。虽然此前作家也有这样用的，但只是初露端倪;成为普遍风尚，则要到齐梁时期。任昉《出郡传舍哭范仆射》:“已矣余何叹，辍舂哀国均。” （《文选》卷二十三） “辍舂”典出《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这种以精简的语言概括复杂的历史故事的方法，在南朝是最重要的用典方式之一。又《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一引《庄子》:“鹊上高城之绝，而巢于高树之颠。城坏巢折，凌风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时则蚁行，失时则鹊起也。”嵇喜《答嵇康诗》用此典为:“当流则蚁行，时逝则鹊起。” （《晋诗》卷一） 基本是转录原文。而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诗曰:“鹊起登吴台，凤翔凌楚甸。” （《齐诗》卷四） 只用“鹊起”两字表达同样的意思。由于这种用典方法尽量以最少的词汇表情达意，原典的文本环境大量隐退，容易造成语言的陌生化效果，非熟谙原典，往往看不出是在用典。这也是齐梁文人“竞须新事”的方法之一，其中虽有表意的实际需要，但也不排除矜奇炫巧的成分，只是更为隐蔽罢了。
再说隶事诗。齐梁之际创作中还出现了主题淡化现象，既非抒情言志，又非体物说理，只是把相关的典实罗列起来，出以韵语而已。这种现象，尤其表现了隶事之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萧衍《戏作诗》:“宓妃生洛浦，游女出汉阳。妖闲逾下蔡，神妙绝高唐。绵驹且变俗，王豹复移乡。况兹集灵异，岂得无方将。长袂必留客，清哇咸绕梁。燕赵羞容止，西妲惭芬芳。徒闻殊（当作“珠”）可弄，定自乏明珰。” （《梁诗》卷一） 全诗既没有集中刻画人物形象，又没有表现作者的感情，只是把历史或传说中的几个著名女子的事迹串联成诗。大约作者也意识到这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所以题为《戏作诗》。这种创作倾向在咏物诗中也有表现。阴铿《咏石诗》:“天汉支机罢，仙岭博棋余。零陵旧是燕，昆池本学鱼。云移莲势出，苔驳锦纹疏。还当谷城下，别自解兵书。” （《陈诗》卷一） 传统的咏物诗讲究托物言志。刘宋以来，言志传统衰歇，而热衷于对物体形貌进行细腻逼真的描摹。而阴铿这首咏石诗，既无寄托，又未体物，只是列举了几个与石有关的典故。全诗缺乏感情的内在联系，缺乏一气贯注的文脉，好似开杂货铺列清单。与文人在隶事游戏中给出一个题目，然后举出与题目相关的典故一样，这样的作品也仅仅是表现博学而已，甚至可以说是诗歌形式的隶事游戏。
这种诗歌形式的隶事游戏，在齐梁风行一时的物名诗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所谓物名诗，即以一个或一类事物名称为题，列举与该事物相关的语汇或典实，并用诗歌形式表现出来。如范云《州名诗》:“司春命初铎，青耦肆中樊。逸豫诚何事，稻梁复宜敦。徐步遵广隰，冀以写忧源。杨柳垂场圃，荆棘生庭门。交情久所见，益友能孰存。” （《梁诗》卷二） 十句诗中，嵌入司、青、豫、梁、徐、冀、扬、荆、交、益十个州名。又萧绎《鸟名诗》:“方舟却鹊，鹄引欲相要。晨凫移去舸，飞燕动归桡。鸡人怜夜刻，凤女念吹箫。雀钗照轻幌，翠的绕纤腰。复闻朱鹭曲，钲管杂回潮。” （《梁诗》卷二十五） 除末句外，每句都嵌入一鸟名。可以看出，这样的作品，主要是出于游戏娱乐目的，表现的是作者的博学和文字技巧，而非创作冲动的产物。齐梁之前，这类作品非常罕见;齐梁之际，则蔚为风气。除已引的作品外，还有王融《奉和竟陵王郡县名诗》、《药名诗》、《星名诗》、《四色咏》，沈约《奉和竟陵王郡县名诗》、《奉和竟陵王药名诗》、《和陆慧晓百姓名诗》，虞羲《数名诗》，萧纲《卦名诗》、《药名诗》，庾肩吾《奉和药名诗》等。而梁元帝萧绎，共作有十八首物名诗，可称这种隶事诗的集大成者，不但前人用过的题目都有续作，还开创了许多新题。这一类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都鲜有可取，只是作者表现博学和技巧的道具。而在齐梁之际，却能风行一时，成为文人聚会场合奉和酬唱的常见题材，其内在精神，是和隶事游戏完全一致的。这类作品，甚至不妨看做是隶事游戏的记录，是齐梁士人文化风习的自然产物。
在普遍推崇博学的风气下，出现这种以隶事见巧的游戏笔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这种游戏，很少积极意义，反而促成文学作品中拘挛补纳、穿凿晦涩的弊端。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学创作总是离不开对前代文化遗产的学习和继承。用典自然贴切，可以使文学作品在精练的形式中容纳丰富的内涵，从而加强其表现力和感染力。这两个方面，不但在不同作家身上会有不同表现，即使是同一个作家，也往往功过夹杂。如任昉“晚节转好著诗”，却因“使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 （《南史·任昉传》） ，大为钟嵘诟病。可是他的《出郡传舍哭范仆射》用典虽密却妥帖自然，宛如自从口出。全诗感情深厚，意脉流畅，是南朝抒情诗中不可多得的名篇。至于沈约、谢朓作品中用典精彩之处，更是随处可见。正是由于齐梁诗人的丰富实践，使得用典技巧日益成熟，历史的语言材料与当下的表达需要日益融合无间，才出现了庾信这样杰出的用典大家。
以士族为代表的南朝知识分子特重博学，有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思想失去权威，学术主流弱化，是南朝士人转向泛观博览的主要原因。史学的兴盛，对博学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隶事作为一种矜才炫博的游戏，应运而生，深受士人青睐。由于察举考试的复兴，这种原先只是娱乐性的活动，也逐渐在内容和形式上向考试方向靠近。了解了这些文化背景之后，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南朝文学创作中为何会兴起使典用事的高潮。这个高潮的产生，与当时盛行一时的隶事游戏几乎完全同步，这种现象并非巧合，而是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的，两者统一于整个南朝崇尚博学的风气之中，以至于后人用原来只是一种娱乐活动的“隶事”来直接指称创作中的用典。在以后一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中，由南朝作家率先引发的用典问题，总是持续不断地激起争论，从而深刻影响了历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
注 释
①本文凡引二十四史，皆从中华书局标点本，不另出注。
②《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
③《南史》卷四十九《刘怀珍传》附《从父弟峻传》。
④裴子野《雕虫论并序》，《通典》卷十六《选举四·杂议论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⑥《三国志·魏书》卷九《曹爽传》。
⑦《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八《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
⑧《晋书》卷五十《郭象传》。
⑨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9页。
⑩《颜氏家训》卷上《勉学》，《四部丛刊》本。
1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307页。
12《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周一良集》第一卷《魏晋南北朝史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页。
13《史通》卷十《杂述》，《四部丛刊》本。
14《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
15考试的形式有射策、对策等。在此之前，已有经术射策、对策陈政等考试，然而都是特举考试。岁举考试从阳嘉新制以后才开始，但受此前各种考试选官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16《北堂书钞》卷七十九引《晋品令》，中国书店1989年版。
17《晋书》卷七十八《孔愉传》附《从子坦传》。
18《晋书》卷七十《甘卓传》。
19《宋书》卷三《武帝纪》。
20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
21《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22《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
23详参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
24《陈书》卷三十四《文学·岑之敬传》:“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复有颜、闵邪?’因召入面试。”从“梁武帝省其策”可见为笔试。又《南史》卷五十二《梁宗室下·始兴忠武王 传》附《亮弟传》:“亮弟暎字文明，年十二，为国子生。天监十七年，诏诸生答策，宗室则否。帝知聪解，特令问策，又口对，并见奇。”可见又有口试的。
25详参《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233页。
26丁氏校刊本《历代诗话续编》。
27李善注《文选》卷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引版本同此。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