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三国归晋后，政局趋于清平，思想趋向儒教，激发了文人的政治热情和创作欲望，西晋文坛出现了被文学史家叹为“文章中兴”的太康文学。由于魏晋是承平受命型的改朝换代，太康文学从而呈现出清英绮靡品性，流露出进取与浮躁之气，同时，它在诗赋体格的继承与革新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它逆承正始而弃其玄默，远祧建安又蜕其梗概，宋齐梁陈文学皆是对太康之清英绮靡的继承与发展。钟嵘的“文章中兴”说，成于对汉后600年来以五言诗为主的诗赋创作的宏观考索，是文学史家与批评家富于理性的卓识与创见。
经过汉末数十年的大动乱和鼎立三国的大争斗，西晋太康元年(280)，晋武帝灭吴。三国归晋，历史再次走向统一。西晋立国，虽然只有半个世纪，但是就在这短短的50年，整个文坛却呈现出了异彩纷呈而且影响深远的崭新气象，这就是文学史家叹为“文章中兴”的太康文学。
三国归晋的政治意义
自从汉末播迁，政局动荡，迄于三国鼎立，国家分裂，往日大汉帝国政治统一、思想统一的一元化格局早已荡然无存。士人们生活在这样的乱世里，其思想信仰、政治志向与前途命运，大多陷入了空前的迷乱和危机。王粲避乱飘泊，流离荆州，长达15年，其《登楼赋》低回俯仰，哀感动人。阮籍依违于曹魏、司马政治派别之间，因此有《咏怀》82篇，虽然意在讥刺，而又多有隐晦，因此百代之下，难以测其幽深。由此可见，风衰俗怨，故有建安慷慨之气；厥旨渊放，爰生正始诡隐之风。
但是，一旦司马氏篡魏，政局立刻明朗化，拥戴新主，归附新朝，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文人们又一次开始梦想以文学博取功名，当然不会再像王粲那样登楼徙倚，忉怛ｃǎｎ＠①恻，也当然不会再像阮籍那样恸哭歧路，玄默自晦。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嵇绍应晋武帝司马炎之诏而出任秘书丞。《世说新语·政事》记载：“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嵇康为司马炎为之父司马昭所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在这里，一边是作为人君敢于特诏起用，并且破格任命，一边是身为人子能够捐弃前嫌，而且闻命出山，此时距嵇康被害还不到20年。又过了20余年，正是这位嵇绍，在武帝之子惠帝遭遇叛军袭击时，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利箭。对此，有些人颇不以为然，郭象还作文非之，谓“嵇绍父死在非罪，曾无耿介，贪位，死àｎ＠②主，义不足多”。（见汤球辑王隐《晋书》卷七《嵇绍传》）其实，这都是皮相之谈。嵇绍并非趣进之徒，当贾谧以外戚之势炙手可热时，潘岳、陆机等人争相附托，但史载“谧求交于绍，绍距而不答”（《晋书·忠义传》）。很显然，嵇绍忠于的是国君，更是朝廷和国家。国家统一了，政局统一了，士人们没有了正始名士的玄默之色、ｘìｎｇ＠③直之气，找到了建安志士的功业心与使命感。此外，他们还多了几分机遇，几分希冀，几分自信，因为国家毕竟是在走向统一。
政权的统一必然要求思想的统一。司马懿、司马昭父子翦除政治异己何晏、嵇康的同时，被视为思想异端的玄学思潮也随之陷入低谷，在汉代就已被确立为官方正统的儒家思想立即在西晋得到重视和扶持。相对于清静无为的玄学而言，儒学的积极进取、戮力王室的价值取向，无疑更符合新生政权的政治需要。晋武帝即位之初，诏求直言，傅玄便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今陛下……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批判胜朝，历来为胜利者所乐道优为。果然，傅玄此举得到了晋武帝的大力支持，他立即宣称：“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并且命令傅玄着手草诏。傅玄受此鼓舞，便正式提出了“贵儒兴学”的主张，称“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当务之急便应“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晋书》本传）。稍后，傅玄便高升侍中。西晋开国，像傅玄、张华诸人以儒者气象正色立朝，官位显赫，就是思想趋于一致的表现。
三国归晋的文学影响
三国归晋，政局趋于清平，思想基本统一，这些都空前地激发了文人们的创作热情。
泰始四年(268)，晋武帝率后妃百官躬亲藉田。初次出仕的潘岳，亲历这一新朝盛典，满怀激情，挥毫写下了崭露头角且高步一时的《藉田赋》：“于斯时也，居靡都鄙，民无华裔，长幼杂ｔà＠④以交集，士女颁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总发，蹑踵侧肩，掎裳连＠⑤。黄尘为之四合兮，阳光为之潜翳。动容发音而观者，莫不ｂｉàｎ＠⑥舞乎康衢，讴吟乎圣世。”通篇歌功颂德，感激涕零，这应该是一个青年诗人发自内心的感动，至少也是表达了“兆民赖之”的一种信赖与期盼。
太康元年(280)，平吴之役大功告成，5年前以一篇文采斐然的《ｍéｎｇ＠⑦汜赋》一举成名而起家为著作佐郎的张载，又挥笔写下了豪情激越的《平吴颂》：“正九伐之明典，申号令于旧章。布亘地之长罗，振天网之修纲。制征期于一朝，并箕驱而慕张。尔乃拔丹阳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群丑率从。望会稽而振锋，临吴地而奋族。众军竞趣，烽飚具举。挫其轻锐，走其守御。”还有挚虞，检《晋书》本传，西晋建国，挚虞便得以举贤良，与夏侯湛等17人策为下第，拜郎中，除闻喜令，以“天子留心政道，又吴寇新平，天下ｙì＠⑧安，上《太康颂》以美晋德”，云：“洋洋四海，率礼和乐。穆穆宫庙，歌雍咏铄。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穷发反景，承正受朔。龙马ｋｕí＠⑨ｋｕí＠⑨，风于华阳。弓矢橐服，干戈戢藏。严严南金，业业余皇。雄剑班朝，造舟为梁。圣明有造，实代天工。天地不违，黎元时邕。三务斯协，用底厥庸。既远其迹，将明其踪。乔山为岳，望帝之封。猗欤圣帝，胡不封哉！”这篇热情洋溢的《太康颂》，可以看作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普遍心声。而且在挚虞现存的所有诗作中，也无不体现出“荡荡大晋，奄有八荒”（《赠褚武良》）的豪迈激情。
最能体现西晋士人政治热情与创作激情的作品，还得首推《三都赋》。这是左思构思十年、呕心沥血的传世之作，洋洋洒洒万余言，可谓空前绝后。因晋承魏统，左思便运用后发制人的手法，在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递相挫败后，魏国先生以睥睨天下的气概、惟我独尊的豪情，指斥蜀、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龟鳖”，呵斥“成都迄已倾覆，建业则亦颠沛”，卒使西蜀公子、东吴王孙心悦诚服、俯首称臣：“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此文一出，文坛巨擘皇甫谧、张华交相称赞，博学之士张载、刘逵争相作注，时人竞相传抄，洛阳为之纸贵。从这一切，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西晋士人的政治归附感与国家自豪感。
新主受命，必有礼乐更替之事，这当然又少不了文人的热情参与。泰始二年(266)，傅玄修改郊庙歌22首，制作鼓吹曲22篇，都是宣叙大晋功德。“禅让”“革命”时代，国家特别需要文人的如椽大笔，所谓“大手笔”便是起源于政权的废旧立新，而文人的天真与肤浅，也总在改朝换代之际，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地上演着《剧秦美新》的历史悲喜剧。这时候，政治与文学总是一拍即合。
还有“二十四友”，它作为一个“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在“权侔人主”的外戚贾谧羽翼之下结成的士人集团，带着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身份，在西晋文坛上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徐公持先生指出：“他们的今存诗几占全部西晋文士诗歌的一半……他们的文学活动对于构筑当时文学的整体繁荣氛围，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文风上看，‘二十四友’首要特质就是浮华躁竞，而这种浮华躁竞文风主要表现于今存他们的赠答诗中。……‘二十四友’文风的另一特质即是尚靡丽铺张、重技巧雕琢……他们的文学倾向有得有失，但他们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上的努力，也应视为文学史上的一种进步。”（注：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现在看来，“二十四友”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三国归晋给当时的文人们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而对政治的依附、对功名的热衷以及对权势的趋附，则是封建文人士大夫与生俱来的劣根性的外在表现。正是这种热衷与趋附，使得四面八方的文人聚集起来，赋诗赠答，既笼络关系，又切磋诗艺，从而“对于构筑当时文学的整体繁荣氛围，起了决定性作用”。石崇、潘岳、陆机、陆云、左思、挚虞、欧阳建、刘琨都是才思过人，作品宏富。若少了他们的创作，“文章中兴”确实要大打折扣了。
太康文学的时代特征
《文心雕龙·时序》曰：“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连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古今情理，原始要终，百世不移。刘勰精辟地论述了文变兴废与世情时序的因果辩证关系，对太康文风的提炼概括也是高度凝练和准确，但是，对于太康文风的时代特征及其历史成因，似乎没有深究。本文于此，略作探讨。
（一）承平受命的时代，清英绮靡的文风
刘勰认为西晋不文，那是对统治者的批评，西晋诸帝也确实没有像魏之三祖那样倡导文艺。但武帝承平受命，惠帝清静守成，他们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四海统一、天下太平的短暂和平与安定，这便对西晋的“文章中兴”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知道，建安文学的表现是梗概多气，志深笔长，那是风衰俗怨、世积乱离的产物；正始文学的特征是清峻遥深，厥旨渊放，那是世尚通脱、师心使气的结果。太康文学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则是因为它生长在承平受命、清静守成的和平年代。
洛阳纸贵的《三都赋》，文彩斐然，才思翩翩，连心气高傲的一代作手陆机也绝加叹服，那是因为左思“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晋书·文苑传》）。这样的鸿篇巨制，这样的精雕细琢，需要和平年代。同样，体新思精的《文赋》，才情郁勃，声情并茂，那是因为陆机闭门读书，十年不出，才能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样的覃思默运，也需要和平年代。
反过来，和平年代也需要并从而产生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文学。诸如傅玄清丽可喜的乐府，张华儿女情长的情诗，左思兄妹的赠寄，陆机昆弟的酬答，还有潘岳的悼亡，石崇的游园，名篇佳句，绮情藻思，都是和平年代文人的和平心境的自然产物。他们没有建安、黄初志士那种揽辔澄清天下的豪情壮志，那种横槊谱写诗篇的英雄本色，他们也没有正始、竹林名士那种身陷险恶政争的愤激忧苦，那种追求自由、师心使气的倜傥风流。他们既缺乏建安风骨的力度，也缺乏正始玄思的深度。因此，他们很容易流于“儿女情多，风云气少”（钟嵘《诗品》评张华语）。事实上，更多的是当世客观上的风云气少导致了诗人主观上的儿女情多。这样，“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便成为西晋文人对于文艺创作的亮丽宣言。政治方向明确、生活环境安定、思想观念积极，文人们下笔为诗，自然易于清英绮靡。
（二）改朝换代的景色，进取心与浮躁气并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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