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古典名著是民族文化的传播载体，承担着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精神。当前中国古典名著在文化传播中存在一定的“失重”问题，本文试图站在文化传播的视角，从传播要素、传播特征和传播模式以及传播启示四方面入手，以《三国演义》为例，探索中国古典名著的文化传播策略。
【关键词】 《三国演义》；文化传播；古典名著

    《三国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作品，是不知名的群众作者同文人作家相结合的创作成果。《三国演义》作为通俗文学异军突起的里程碑式作品，既往学界对于《三国演义》的研究大多注重于作家作品的考察和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着眼于它的本事来源及其影响等，而从传播学角度对其研究则用力不多。如果将《三国演义》的研究引入文化传播视野之中，不仅将扩大三国研究的领域及其学术视野，形成对《三国演义》进行新的解读的可能性，而且势必在经典文学与文化传播尤其是文学传播领域引出诸多有价值的课题。下面是论者在传播学视野下对《三国演义》进行文化把握和理论阐释的一次积极尝试，抛砖引玉，旨在引起读者的进一步研究。

        一、《三国演义》的传播要素   

     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大都有一个由素材积累、逐渐加工和最后形成较高质量小说文本的过程。如《三国演义》就是由说话人的底本演化而来，再经由一些文人加以润饰、考证、整理而成的。[1]作为一部优秀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被后人争相传抄、传阅、出版、评点、评论、传世，有其独特的传播要素。   

    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拉斯韦尔于1948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因为提出了著名的五W模式而被视为传播学的独立宣言。拉斯韦尔认为，一个传播过程包含五大要素：谁(Who)、说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所以叫五W，是因为五大要素的英文表述中都各有一个以W开头的词。这个模式十分简明，勾勒出任何一个传播过程的共同特征，那就是都由五个部分组成：传播主体（即传播者）、传播内容（即讯息）、传播渠道（即媒介）、传播对象（即接收者）和传播效果（即效果）。[2]一言以概之，即谁在传播，他传播什么，他怎样传播，他对谁传播，传播的效果如何。在分析了传播的五个要素之后，拉斯韦尔又提出五种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研究：对应着谁即传播主体的研究称为“控制分析”，对应着说什么即传播内容的研究称为“内容分析”，对应着通过什么渠道即传播媒介的研究称为“媒介分析”，对应着对谁说即传播对象的研究称为“受众分析”，对应着产生什么效果即传播效果的研究称为“效果分析”。 

       传播者，指传播内容的发送者，是信息传播链条的第一个环节，也是传播活动的第一要素和最活跃的要素。传播者主要解决“传播什幺”和“如何传播”的问题。因此，传播者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过程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数量和流向。传播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在《三国演义》源远流长的传播长廊中，主要的传播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队伍，既有不知名的群众作者，如宋代专说“三分”的艺人霍四究；也有很知名文人作家，如西晋的陈寿、刘宋时的裴松之；更有众多文人有意无意间参与了“三国故事”的传播，如宋刘义庆、唐代的李商隐、宋苏轼等。《三国演义》的博大精深也吸引了西方传教士、外籍华人、留学生、商人等的注意，并通过他们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如明清时期赴泰商人在漫长的海上旅途中，常以《三国演义》作为消遣的话题，引起泰人极大兴趣，曼谷王朝建立者拉马一世因而指示当时负责贸易与对外关系的本隆大臣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泰文从而丰富了秦国的文化。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明代的高儒在《百川书志》中提到罗贯中在写作三国演义时：“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陈叙百年，概括万事。”由此可知，罗贯中根据长期以来累积的三国故事，并依据晋朝陈寿的正史《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注，加上自己的所学以及对生活的体验，将有关三国的故事加以整理熔铸，编成了这部历史小说巨著──《三国演义》。至于现今通行的三国演义，大部分是依据毛宗岗本为底本，毛宗岗依据明代版本加以修订成通行本，现在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就是毛宗岗修订的版本。由于毛本流传已久，文字亦有许多优点，较便于一般大众阅读。因此成为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尽管毛本亦有一些缺失，但是仍不减其影响力。  

      传播内容的通俗化、传达精神的平民化是《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作为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三国演义》的伟大成就在于具体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内部的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揭露过这种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但是，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这样鲜明、这样深刻、而又这样广泛地揭露出这种斗争的复杂面貌。就是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里，这样的书也是很少见到的。它通过对三国时期社会动荡分裂状况的描写，特别是通过对曹操、董卓等暴虐统治者的形象的揭露和批判，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悲惨生活及其对于统治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三国演义》刘、关、张之间团结、平等和义气的关系及其处处流露的正统思想和忠义精神，是《三国演义》最为人们喜爱，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的地方，一直成为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加强团结、相互援助的榜样，成为人和人的正直关系的榜样，为广大人民长期传诵和学习。如在明、清两代，农民起义军普遍地把“桃园结义”故事当作组织自己队伍的典范，就证明了这一点。[3]也正是其传达精神的平民化这一点，为我们探究现代香港黑社会争拜“关二爷”的文化底蕴，打开了一个研究的窗口。   

     传播语言的口语化、传播载体的多元化是《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前提。《三国演义》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演义，历史演义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说书人透过讲史吸引听众，将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加以发挥，加上一些夸大的想象，创造出虚实相参的故事。《三国演义》从口传文学到话本杂剧，再到小说成书，是多重文化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三国演义》发根于正史，却更多地取材于民间口头创作，直接汲取了人民创作的题材、思想、形象和语言，使作家的天才和人民的智能得到了高度的结合，其作品中的人物至今仍然通过民间艺人的鼓词、评书、戏曲活灵活现地生活在他们原始发生的土壤里。在这一点上，世界杰出的文学巨著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相同之处。《三国演义》的形成与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歌德的文学巨著《浮士德》等一样，是在“行吟诗人”即民间“说唱艺人”表演传播的基础上，经由文人的整理加工才最后写就的，是由题材内容到体裁样式，广泛吸纳和多方借鉴民间“说唱艺人”传唱表演的口头传说故事的结果。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从三国历史到《三国演义》，从话本戏曲到传说故事，人们对它说不尽，道不够；有关三国的历史遗迹、遗址、纪念性建筑物，均得到妥善保护和有效地开发利用；有关三国的历史、故事、传说，以史学和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包括传记、小说、绘画、戏曲、影视等) 广为传播，起着教育和鼓舞人们的作用；有关三国的学术研究，以会议和各种书刊出版物的形式得以广泛交流，不断推动着研究的发展，并影响着一代学者；而与三国密切相关的三国旅游业也在日渐扩展，吸引着日益增多的国内外游客，这不能不说是文学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 

       传播对象的内外拓展、彼此呼应是《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关键。受众是传播过程中讯息的接收者，是传播对象或“目的地”，是传播过程得以存在的前提，同时又是传播者积极主动的接近者和反馈者。受众接受传播内容的动机是传播者首先要考虑到的，同时，受众对传播信息的反应也会传回传播者以供传播者参考。传播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思想和信息的交流，《三国演义》的传播过程，充分体现了传播者对受众的重视。《三国演义》的读者，可以分为直接读者与间接读者两大类。直接读者通过阅读小说文本来接受小说内容，其获取文本的方式主要有购买、转借与租赁；间接读者则依靠听书、看戏等途径，间接接受小说内容。直接读者与间接读者，分别确立了明清通俗小说两种最为基本的传播方式——版籍传播与曲艺传播，并进而对《三国演义》的文学面貌及社会地位，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三国演义》国内的受传者人数众多，相对分散。国外受传者主要是一些高素质的群体，他们一方面是《三国演义》的受传者，另一方面又是向西方传播《三国演义》的传播者。早在公元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日本人湖南文山就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日文，这是《三国演义》最早的外文译本。三百年来，《三国演义》已经被亚、欧、美诸国译成各种文字，全译本、节译本共达六十多种。各国学者都把《三国演义》看作中国文学史上灿烂的明珠，给予高度的评价。《大英百科全书》1980年版第十卷“元朝白话小说”条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并认为《三国演义》是十四世纪出现的一部“广泛批评社会的小说”。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英治认为，《三国演义》是“世界古典小说中无与伦比”的作品。泰国文学学会于1914年把《三国演义》的泰文译本评为优秀小说，泰国教育部还曾明令把它作为中学作文模板。苏联学者帕纳休克翻译的俄文本《三国演义》序言指出“《三国演义》在表现着中国人民艺术天才的许多长篇小说之中占有卓越的地位，它是最普及的作品之一”，“是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这些权威人士对《三国演义》的接受与认同在《三国演义》的国外传播中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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