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的故事内容是累积而成的，但又认为其文本是出自某一人之手，因此文本的成书不是累积而成，从而对其成书年代产生了种种分歧。本文从传播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重新思考，认为其文本的写定同样有一个累积或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在元末，而其终点则应定为嘉靖元年即该本正式刊行之日。
 
【关键词】 传播 《三国志通俗演义》 成书年代

    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沈伯俊先生曾概括出五种意见，即“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成书于元末”说、“成书于明初”说及“成书于明中叶”说。沈先生同时还指出，“除了‘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显然难以成立之外，其余四说，各有所据，各有一批赞同者”。并认为“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书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1）不少研究者也确实接受了“成书于明初”说，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就是如此。

    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一所谓的“世纪课题”，继续挖掘有关资料固然十分重要，但首要的问题还在于解决一个困惑已久的疑点，即为什么对于同样的材料，人们却会作出不同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基于这一考虑，笔者拟从传播角度对此问题作出解释，是否成立，还请方家赐正。

                    一

    人们都不否认，《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过程是一个累积型的过程。既然是一个过程，就必然有起点有终点。起点是指这部小说创作的开始时间，终点则指这部小说完成的时间。在通常的情况下，起点与终点就是指该小说作者的创作时间。又因为罗贯中生活于元末明初，因此便有了成书于元代中后期、元代后期及明初等观点。但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累积型的小说来说，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就拿创作的起点来说，认真推敲起来，人们对起点的含义实际上是非常模糊、含混的，例如，所谓起点，究竟是指这部小说文本开始写作的时间，还是指有关三国故事开始流传的时间？如果是指小说文本开始写作的时间，那么是指的哪一种版本？持“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观点者所指的版本是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2）持其它观点者所指的版本都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版本即嘉靖元年的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那么又如何确定它们各自的创作起点呢？于是，研究者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寻找答案。

    “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虽然至今无人赞同，但其不被人赞同的原因却值得深思。沈伯俊先生指出“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这实际上就是从传播角度作出的解释。在此有必要略作些分析，持这一观点者发现《全像通俗三国志传》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的说法，又“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还有15处的地理释义可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于是便认为该本应成书于宋代乃至更早。对于第一条根据，已有人指出“圣朝”不是指宋朝，而是指元朝（3）。对于第二条，实际上论者本人已经作出了解释：“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这里，显然把三国故事流传的时代与《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文本的成书时代混在了一起。至于第三条根据，即有15处地理释义可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有的学者根据嘉靖元年刊《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中的“今地名”都系元代地名而得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

    以书中的注解来考定该书的成书年代，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但有一个前提，即必须确定作注者的身份及其生活的年代。上述两种观点虽然依据的是两种版本，但问题却是一致的，因为在这两个本子的注文中，又分别出现了明初的地名或宋代的地名。前者17处地理释义有两处是明初的地名建制；后者则出现了将宋代的地名作为今地名的情况。张国光先生曾指出这种现象由两个原因所造成，一是故意拟元人口气，借以证明此本确出于元人罗贯中之手，以取信于读者；二是由于作者的地理知识有限，他根本不熟悉三国地名系明之何地，只知道抄录旧籍。（4）他进而认为，作者就是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序的蒋大器。

    笔者以为，既然故意拟元人口气，以取信于读者，为何又出现把宋地名作为“今地名”的错误？究竟是让读者相信还是让读者大惑不解？如果真是作者的地理知识有限，他又何必浪费笔墨去作这些注解呢？比较这两种版本，一是将宋代地名当作“今地名”，一是将元代地名当作“今地名”，有时还出现明初的地名，这实际上透漏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这些注文是历代传抄者或刊刻者从旧籍上不断抄录累积而成的。

杜贵晨先生将《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的下限亦即终点确定为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是根据了另外一些材料。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耐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元末明初文人张思廉《南飞鸟》诗中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两位先生的意见，因而得出了以上结论。（5）

    有关白门楼斩吕布的情节，《三国志平话》卷上最后一节有所交代：“曹操言斩，吕布骂：‘大耳贼，逼我速矣！’曹操斩了吕布，可怜城下餐刀日，不似辕门射戟时。”虽然这里没有让吕布直接骂刘备“不记辕门射戟”，但接下来的两句诗已经有了这层意思。有关“白门东楼追赤兔”，《三国志平话》“侯成盗马”“张飞捉吕布”两节连接处是这样叙述的：“吕布荒速西走，正迎关公。吕布有意东去下邳，正撞张飞。众将拿住，把吕布囚了。”（6）[398]这里提到了“东去下邳”。因此，瞿佑对陈刚中《白门诗》的释义和张思廉《南飞鸟》诗既有可能是根据《三国志平话》演变而来，也可能是根据《三国志通俗演义》而来。。

    杜贵晨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又指出：“正如许多学者所考今存嘉靖本是经明人修订过的，笔者颇疑书中若干文字狱的描写乃是后人的增补。”“这种因有所寄托而进行的情节增补（包括相应的文字改动），对作品思想倾向往往有较大影响。但是，就全书而言，并不一定造成文字上太大的差异。”杜贵晨先生的怀疑极有道理，嘉靖元年本的确经过了明人的修订，这是一个事实，下文还要作进一步说明。然而说这种修订“就全书而言，并不一定造成文字上太大的差异”，则是一种推测之词，还需要给予充分的论证。

                             二

    笔者以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的成书过程有着其独特性，如果说罗贯中是该文本的写定者，那么在一百余年之后，经过无数次传抄而后才刻印的、今天所能见到的、保存最完整的嘉靖元年本，是否就是罗贯中的写定本，成为了问题的关键。只有证明了罗贯中最初的写定本与嘉靖元年本基本一致，上述观点才能成立。

    袁世硕先生在这方面作了细致的考证，然而也仍留有一些疑问。其一，袁先生从该书引用诗词多为唐宋人所作，从而证明是元人所作，但其中有一个例外，即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引了明代尹直的一首赞。对此，袁先生解释说“有理由认为是原本并无，是刻书时才添加进来的”。（7）这就是说，嘉靖元年刻本已经添加了一些内容，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的是嘉靖元年本与罗贯中的写定本之间存在着不同，至于差距究竟有多大，则人们的意见颇不一致。有人认为两者差距不大，有人则认为差距非常之大。要之，无论何种意见，都是估测之见。笔者以为，更为中肯也更切合实际的说法应当是，从罗贯中的写定本到嘉靖元年本同样存在着一个发展累积过程，因此，嘉靖元年刻本的起点可以追溯到罗贯中的写定本，而其终点则是该本刊刻的时间。

    其二，以书中的一条职称注和二十余条地名注为元人所作，从而证明嘉靖元年本就是罗贯中的写定本。这条职称注是在“治头大祭酒”下注云“即万户侯之职”，袁先生指出，“万户“是元代高级军官的职称，到了明代，朱元璋就取消了这一军官职称。因此，这样的解释“只有在元代，才既恰当又通俗易懂”。但这似乎还只能证明成书的起点是在元代，却无法证明成书的终点也在元代。元代人的注释在明代依然被保存下来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假若作者是罗贯中，那么他在明初仍然以元代职称作注，也完全合乎逻辑。至于书中的地名注，有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是“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8）

    至于为何个别“今地名”注中也偶有宋代地名，主张“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的章培恒先生认为是“误用”的原因所造成。（9）但从传播角度来看，这正是传抄前人典籍的结果。因而周  在解释《三国志传》中尚有两处明代地名时，也认为是后来传抄、传刻过程中加上的。（2）

其三，其它小字注或用来补充小说正文，或交代人物名号及后来去向，或补叙情节发生缘由，或对引用的诗词作简单的诠释，或对所写人物作扼要评论，袁先生认为：“虽然不能绝对化，完全否认其中有在传抄过程中抄者、读者所加添的，但大部分恐怕还是出于小说作者自己的笔下。”对此，王长友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作注时该书已流传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时代的人”。（10）笔者以为，这一类的注同样是不同时期累积而成的，其中不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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