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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与文化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传播与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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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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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历史中的关羽是后代关羽形象符号化的载体。《三国演义》的广泛影响，则使关羽形象在文学领域逐步象征化、符号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代言人，最终，在关羽崇拜中，关羽形象演绎成至圣至神的宗教神灵，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丰富而又深刻的信仰力量。
【关键词】 关羽形象;关羽崇拜;历史;文学;宗教
说起关羽，人们自然会在脑海中浮现这样的一副肖像图:“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I[1I(p.5)o“头戴青巾，身着绿色战袍，手拿青龙堰月刀，足跨追风赤兔马”。若要问起“关羽为什么是红脸?”“关羽为什么爱穿绿袍?”等，民间百姓都会用世代相传的传说故事津津乐道地为之进行合理的解释。在宗教造像中，关羽经常是与“关平捧印”、“周仓持刀”组成一个肖像群。且不说关羽、关平、周仓等人物，就是青龙堰月刀、赤兔马、汉寿亭侯印都有动人的故事流传。在威严的雕像前人们浮想连翩，无疑，这是一组活在百姓中的雕像，每一个意象都与关羽的人格精神联系在一起。让人感觉得到，关羽形象的这些固定形态，实际上也是其忠、义、勇文化特征的折射，其象征意蕴表现着中国文化的道德标准，反映其内在的秩序，也迎合了中华民族感情和精神的需要。
关羽是自古以来学者评说的对象，关羽研究也是近年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形象生成与接受的角度，结合历史、文学、宗教等因素，全面剖析关羽形象在中国古代社会走过的历程，同时对关羽崇拜进行深人的文化阐释。
一、历史的选择取舍
如果我们要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演变过程中寻找一个生成的原点，那就应该将眼光投向一千多年前的三国历史。关羽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其后刘宋时期的裴松之注，补充了一些当时流传的野史中的史事传说。陈寿的《关羽传》非常简略，不仅个人资料(如生年，家世等)交代不明，而且所选取的只是关羽一生中的几个片段，精简了一些材料，并将部分材料以中心位置加以突出，其他材料则排挤到边缘的地位。很显然，刘、关、张的情同手足被作为关羽的重要社会关系在首要位置表现出来。从叙事的比重看，关羽在曹营，和关羽威震华夏以及其败亡的过程是作为关羽人生中两个重要阶段来表现的，作为传记的主要组成部分，体现为叙事篇幅的加长，人物关系、矛盾冲突的充分展开等方面。此外，传记中还有两段类似人生花絮的故事性描写，即与马超比武事和刮骨疗毒事，是点状叙事，连缀以关羽跟随刘备的征战活动。陈寿是将关羽和张飞放在一起并论的:“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2](《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第六》,p.944)“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川(《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第六》,p.951)
历史真实地告诉我们关羽其人并不是一个无名小卒，而是为蜀汉集团立过功劳，与先主形同手足，在蜀汉集团是举足轻重的将军。当然这位将军也有骄傲轻敌的毛病并最终导致了他的败亡。不管怎样，关羽还是代表着“捐躯赴国难”的尚武精神和“视死忽如归”的壮士形象。这也就是屈原《国疡》中所讴歌的一种民族形象。然而，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文化传统以及其内敛而不张扬的文化个性，使得长期以来以儒家为正统的封建文化长于塑造一些谦谦君子和道德圣人，隐匿了杀伐暴力的武士风范，只有在民间，还在推崇江湖豪侠的扶正祛邪，抑恶扬善。因此，在三国以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关羽所为人称道之处在于他的勇猛，在于与张飞并列号称“万人敌”。关羽百万军中刺颜良的高超技艺、过人胆量与刮骨疗毒的大无畏精神，成为了军伍中力与勇的象征而令人们心向往之，体力行之①。
而关羽被作为儒家文化的载体来塑造大概是从宋代开始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契机:首先，宋代儒学的复兴可以说是从《春秋》学开始的，而史载关羽爱读《左氏春秋》，“讽诵略皆上口”[2j(《蜀书·关羽传》,p.942)，这是一条适合于塑造亦文亦武的儒将形象的文化讯息，所以，宋人为关羽作传的时候，也就将这条《三国志》关羽本传中裴松之的注解加人进去。其次，南宋偏安，与金、元对峙的局面，在历史上惟一可以比附的可能就是三国时期了。而在此时代背景之下，汉民族的勇武气节被空前地激发起来，在行伍中与士兵同仇敌汽、共同作战的将领被歌颂为英雄，在这一点上南宋儒士十分推崇关羽，庐陵曾三异的《同话录》认为:“《九歌·国荡》，非关云长辈，不足以当之。所谓‘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也”[3](卷二三上，p.308)在这样的机缘中，宋代已经演变为亦人亦神形象的三国战将关羽，加上忠义精神的时代激励，成为军队和百姓守护家国的精神力量和文化象征。第三，大概正是因为南宋偏安与三国时期的相同局势，南宋的正统性与蜀汉的正统性便联结在了一起，在宋朝文人心目中，南宋作为汉族的政权，与蜀汉政权都应该是具有正统地位的。从宋朝碑记(萧较《淳熙加封英济王碑记)))中对关羽忠于刘备，择主而事的赞颂可以看出，最迟在北宋末南宋初，蜀汉集团的正统地位已经成为宋儒的共识。在朱熹将蜀汉正统写人《通鉴纲目》之后，尊刘贬曹的思想一直成为后代三国故事的主流。
尽管关羽形象的演变历程，真实地存在于中国的古代社会，但这一关羽形象已经不是三国历史中的关羽了，确切地说，关羽形象在以后每个时代的存在，并不是关羽本人的现实存在，而是存在于一种由于社会的接受而建立起来的文化世界里。在其中，关羽形象的存在形态是和某种文化制度、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成为了每个社会里人们借以思考、讲述、用传统文化进行阐释的一个符号或者说一个文化单位。“在人们的生活中，宗教除外，重要的是自我形象，尤其包括它的有文学记载的历史，它的伟大人物，决定性的事件和关键性的创造。}}[4](p.238)因为关羽是历史的，民族的，所以他被选择用来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
诚然，三国历史中的关羽是关羽形象生成的“客体”，如果没有历史的存在，那么整个关羽形象都似乎没有存在的理由。而这一形象演变的过程中，人们给关羽加了许多文化代码，这些代码就是传统人文精神中忠、义、勇等道德规范，在这些道德规范中，有的是历史中的关羽所具有的，有的则是后代人所着意提升的。它们给关羽本体注人了得以延展的文化生命，从这一点上看，文化代码相对于关羽这一文化载体更有活力，它们是灵魂与躯壳的关系，互相依存，不可分离。
二、文学的多方位塑造
宋代俗文学的兴起和繁荣为亚文化中的英雄们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并且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于他们能够由俗人雅，接受文人的加工创造，由元人明，关羽形象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得以定型，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形象。此后，文学以它的多种样式和雅俗文体对关羽形象进行了全方位的塑造。
文学中关羽形象的塑造以小说《三国演义》为分水岭。小说成书前，史传、诗歌、戏曲、说唱文学、文人笔记中所记叙与描写的关羽形象特征不一，缺乏整合。而《三国演义》在史传、戏曲、说唱文学、民间传说等多种同质异构的文本基础上加以融合，兼容包纳了关羽在各种文本形态中的面貌特征，集大成地塑造出具有强大吸引力与艺术魅力的关羽形象。小说成书后的广泛传播与接受也进一步扩充了雅俗文学对其形象的再塑造，同时推动着关羽崇拜的发展。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塑造在关羽形象演变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深刻地影响着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接受与传播。首先，《三国志演义》中的关羽形象开创了中国古代小说中儒将的人物形象类型。中国浩如烟海的史传文学中，塑造了大量的帝王将相，其中虽展示出了武将在疆场征战，行军用兵中的气魄和力量，但一则由于史的局限，二则由于文化的偏见，对其个性诸方面的挖掘，远谈不上深刻。而在民间长期以来的武侠文化传统中，受到百姓歌颂爱戴的英雄侠客虽然个性强烈，爱憎鲜明，但是大部分是鲁莽的人物形象或是作为封建皇权的对立面出现的，这种侠客形象显然难以被统治阶层所接受。《三国演义》中所塑造的英勇能武、儒雅知文的关羽形象则成为了统治者与老百姓都普遍接受的武将典型。其次，小说《三国演义》融合各种文本中不同关羽形象特质的矛盾进行互补、重构的组合过程则使关羽形象中忠、义、勇等人文精神体现出了多重内涵。由于中国各个阶层的文化差异，其对于忠义精神的规定性有所不同。所谓的“义”可表现为统治者强调的忠君爱国的大义、儒者津津乐道的仁义和江湖弟兄肝胆相照的结义等层面。《三国演义》将多种层面的忠义内涵整合到对关羽形象的塑造上，交叉运用了前代雅、俗文学的各种叙事话语，有说唱文学与民间传说中的故事，有文人诗歌的咏叹与议论，从而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语义体系。“古城会”—下那失守、屯土山约三事、秉烛达旦、刺颜良文丑、挂印封金、涛桥挑袍、五关斩将、古城聚义—是民间对于刘、关、张三人作为江湖英雄好汉的传奇经历的叙说，小说中袭用了许多传说母题—寻亲母题、历险母题、过关母题等—并进行了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重构，将其纳人历史的真实情境当中。而故事中的“秉烛达旦”一节则是文人对历史细节的虚构，深化了关羽坚[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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