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中》“赵云见玄德”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赵云曰：‘青州袁覃有决无断，可投信都谒袁绍。’皇叔与上马往西投信都，今冀州是也。”（6）[407]《三国志平话》为元人所作，其刊刻时间也非常明确。那么为信都作注的应当是元代人或就是刻书者。既然《三国志平话》中作者或刻书者本人能够作注，那么，《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者自己加注也并非绝不可能。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六曹操放走关羽一事，小字注评道：“此言曹公好处，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王长友认为这不可能是作者所注，因为与全书反曹的倾向相矛盾。但是就在这同一卷《曹操乌巢烧粮草》中作者借史官之笔赞道：“尽把私书火内焚，宽宏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接着又有小字注云：“此言曹公能捞笼天下之人，因此而得天下也。”这里所引的史官之诗及“捞笼天下之人”的语气，应当说是作者自己所为。

                     三

    如果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创作的起点是由罗贯中开始，那么创作的终点应当定在何时呢？从传播角度来看，应以该书全部完成的时间为准。以常理论，在嘉靖元年刻本之前，应该有抄本在社会上流传，但抄本与刻本之间究竟有多少改动，的确是一个未知数。不妨举出几个旁证。

    其一，近年，人们发现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刘世德先生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认为该本可能刊行于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同时，刘先生还将残叶与嘉靖元年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一一作了比勘，发现它们在行款、句读、文字等方面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刘先生特别指出：“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1）这就是说，即使同一版本系统的本子刊刻时也会出现许多不同，更不用说从抄本到刻本之间的差别了。

    其二，周曰校刊《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承袭嘉靖元年本而来，但增加了11则故事。嘉靖元年本已经是刻本，后来的刊刻者依然可以随意增加内容，更何况一个流传一百多年的抄本，当其被刊刻出来时，究竟与原作之间有多大增补，也的确难以说清。

    其三，明万历刊本《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卷首无名氏“重刊杭州考证三国志传序”称：“但传刻既远，未免无讹。本堂敦请明贤重加考证，盖亦与人为善之心也。收书君子其尚识之。”这里所说的“传刻既远”，既可以理解为自嘉靖元年刊本以来，因为从嘉靖元年（1522）到万历元年（1573）已经相隔半个多世纪，可以称得上“既远”，当然也可以理解得更早一些。但重要的是“未免无讹”、“重加考证”等说法，它说明每一次刊刻都会有一些改动。

    其四，明天启间闽芝城潭邑黄正甫刊本所载博古生的《三国志叙》称：“第坊刻不遵原本，妄为增损者有之；不详考核，字至鱼鲁者有之。”可见，一直到了天启年间，坊刻本依然可以增删内容。

    其五，明建阳吴观明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卷首所谓李贽序据考证实为叶昼所作，其序称：“然则昔吴门所行一本，较此孰居真赝？曰：昔年之本，香山之黄苦地；今日之本，亦青莲之李赤也。”这里所说的“吴门所行一本”究竟指何本，虽然学术界尚有争议，但两本差异之大，却是不争的事实。（12）

    其六，清初毛纶在《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中说道：“昔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一百二十卷，其记事之妙，不让史迁，却被村学究改坏，予甚惜之。前岁得读其原本，因为校正；复不揣愚陋，为之条分结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缀以总评数段。”我们先不要追究毛纶是否真正得到了所谓的“原本”，他所指出的“被村学究改坏”已经说明了各个版本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异。以上数例告诉我们，似乎只能将嘉靖元年刊本成书的终点定在该本刊刻之时。

    从传播的效果来看，在嘉靖元年刊本之前的抄本在社会上的流传也不是太广，所以修髯子张尚德才会在嘉靖元年本的“引”中说：“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其意非常明白，既然抄写一部绝非易事，可知传播范围极为有限。今天我们无法见到这类早期的抄本，但如前所述，传抄过程中的增添改变是无法避免的。再证之以各种《志传》本与嘉靖元年本虽出于同一源头，但内容却有不少差异，（13）所以即使嘉靖本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的祖本，也可推知其它本子都必然会有内容上的区别，因此我们只能客观地将创作的终点定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刊本即嘉靖元年本上。这虽然有些遗憾，但却符合实际。

    还有一个现象十分有趣，庸愚子蒋大器在嘉靖元年本的序言中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如果这里所说的“书成”，果真指的就是罗贯中所写定的文本，那么就应当引起同时或稍后藏书家、文人及社会各方面的充分注意，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从书目的著录看，无论是明高儒的《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著录的本子，还是周宏祖《古今书刻》上编著录的都察院刻本，抑或晁氏《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的本子都是嘉靖元年本。其它的书目类著作也未发现著录早于嘉靖元年的任何本子。

    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辩证类·三国宋江演义》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昨于旧书肆中得抄本《录鬼簿》，乃元大梁锺继先作，载宋、元传记之名，而于二书之事尤多。据此尤见原亦有迹，因而增益编成之耳。”短短的一段话，两次提到“旧必有本”、“原亦有迹”，说明他对这一旧本是非常重视的，然而他却无缘见到这一旧本，这表明旧本流传的范围是十分有限的。

    再看另一位对小说戏曲感兴趣的明人王圻，他在《稗史汇编》及《续文献通考》中都提到了罗贯中及《水浒传》，但却没有提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稍后的林翰在《隋唐演义序》中说：“罗贯中所编《三国志》一书行于世久矣，逸士无不观之。”与蒋大器所说“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相一致，但同样让人不解的是，既然“逸士无不观之”，为何却见不到嘉靖之前的有关著录或论及，而在嘉靖元年刊本之后，各种书目纷纷著录，文人不断提及，仿作层见叠出。这种种迹象表明，即使嘉靖元年刊本之前有其它抄本或刊本，传播的范围也很有限。

    传播的效果和影响还可从文人的诗文中看出。明代嘉靖元年之前，有大量咏三国故事的诗歌出现，但从中并为发现明确提及《三国志通俗演义》者。这些诗歌吟咏的事迹大都根据《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三国戏曲及民间传说。如余时《谒解庙》中“金甲一生随汉主，宝刀千古劈蚩尤”两句，所谓“关羽刀劈蚩尤”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不载，而元明间无名氏作有《关云长大破蚩尤》杂剧。（14）

    从抄本到刻本，其间会有许多变化甚至是关键的变化，并非仅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例，《忠义水浒传》以及元明之际的许多戏曲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这是文学史上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果将后来的刻本即等同于此前的写定本，并从而认定该刻本的成书年代即等同于写定本的年代，就会造成许多误解，也不利于准确地描述这些作品从内容到艺术上的演进过程。而这样的演进过程并非是想象或虚构出来的，它的确存在于从写本到抄本再到刻本的漫长进程之中。

参考文献：

（1）沈泊俊·《世纪课题：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A]沈伯俊·《三国演义新探》[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3-14·

（2）周  ·《〈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J]·《群众论丛》，1980·3·

（3）周兆新·《〈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A]·周兆新·《三国演义丛考》[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张国光·《〈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J]·《社会科学研究》，1983，4：32-40·

（5）杜贵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A]·杜贵晨·《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C]·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183-190·

（6）无名氏·《至治新刊新全相三国志平话》[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

（7）袁世硕·《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J]·《东岳论丛》，1980，3：28-34·

（8）陈铁民·《〈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A]·文学遗产编辑部·《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五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3·

（9）章培恒·《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0）王长友·《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J]·《武汉师院学报》，1983，2：48-53·

（11）刘世德·《〈三国志演义〉残叶试论》[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3：36-44·

（12）{英}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3）沈伯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考论》[A]·周兆新·《三国演义丛考》[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4）《孤本元明杂剧》[M]·上海：商务印书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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