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闲情赋》对于宫体诗的影响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深刻的。其实，鲁迅与闻一多之所论中，已了然有《闲情赋》对宫体诗直接影响的信息。宫体诗的出现与《闲情赋》具有同样的生态背景，《闲情赋》除了其骈俪而华丽的语言形式外，而在描写对象、表现内容和情调上，也都适应了宫体诗的胃口和发育。二者最为一致的地方是：追求声色美艳的感官感受，追求幽怨怅惘的悲剧情氛，追求轻艳惊彩的美学效果。

【关键词】 《闲情赋》 宫体诗 生态与形质 华艳惊采

  陶潜是那个时代的另类；而《闲情赋》的出现，则使陶潜成为他自己的另类。陶潜的诗文，给人的感觉是自然平淡得了无痕迹，而《闲情赋》华艳惊采，是陶潜文学的另一个极端。《闲情赋》诞生在那个美文的时代，我们在对《闲情赋》有了比较深入的研读以后发现，其对于宫体诗的影响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深刻的。齐梁宫体诗直接从《闲情赋》中吸取营养是无疑的，受其影响的痕迹也是显见的。

一、《闲情赋》对宫体诗的直接影响

或许是宋玉《高唐赋》和《神女赋》的影响，汉魏六朝是辞赋的鼎盛时期，也是神女－美女题材写作的高潮时期，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张衡的《定情赋》，魏晋有阮籍的《清思赋》、曹植的《洛神赋》、以及杨修和王粲等人的《神女赋》、再后也有谢灵运的《江妃赋》，江淹的《水上神女赋》等，在如此众多的美女描写的辞赋中，我们何以要以《闲情赋》为个案来论说辞赋对于宫体诗的影响呢？笔者在研读之后发现，比较起《闲情赋》来，还真的没有这么的显见和直接的。

在形成这样的感觉和认识之后，笔者又一次阅读了闻一多先生的《宫体诗的自赎》，闻先生对齐梁宫体诗的态度简直是深恶痛绝的，把南朝宫体诗说成是“没筋骨、没心肝”，“衰老的、贫血的南朝宫廷社会的产物”[1]P10，是“最黑暗的罪孽”[1]P16  。但是，他还是没有对宫体诗一概排斥，“在宫体诗的园地上，我们很侥幸的碰见了卢骆，可也很愿意能早点离开他们——为的是好和刘希夷会面”（笔者按：最终目的还是要隆重推出“诗中之诗”的作者张若虚）。闻先生引刘诗《公子行》中的四句诗：“古来容光人为羡，况复今日遥相见。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然后评论说：“这不是什么十分华贵的修词，在刘希夷也不算最高的造诣，但在宫体诗里，我们还没有听见过这类的痴情话，我们也知道他的来源是《同声诗》和《闲情赋》，但我们要记得，这类越过齐梁，直向汉晋人借贷灵感，在将近百年以来的宫体诗里也很少有人干过呢！”[1] P13  闻一多看到了初唐人宫体诗对于《闲情赋》的吸收，特别是后两句，分明就是陶潜《闲情赋》中描写的照搬。闻先生以为齐梁间“很少有人干过”，也没有十分肯定地说齐梁宫体诗中就一定没有这样的吸收和传承。我们引述闻论，旨在说明：辞赋对于宫体诗的影响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的。

鲁迅有一篇叫《选本》的文章，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北平《文学季刊》创刊号，署名唐俟，他在文章中论述“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的观点时举例说：“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2]鲁迅的用意是在于说明读者不能只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而我们则在此论中读出了《闲情赋》与民歌的关系，进而，获得了“辞赋－民歌－宫体诗”三者的血脉联系的佐证。宫体诗渊源研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宫体诗虽然出现在梁代，但却源于晋宋以后广泛流行的吴歌西曲。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简要而准确地描述了宫体诗产生于市民文学的过程：“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辞，起源自昔。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白紵歌》、《白铜鞮歌》，均以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其以此体施用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前有惠体，特重于梁代，其体尤昌。”我们的研究者早就有乐府民歌对宫体诗影响的研究，当代学者虽说没有辞赋对宫体诗影响的专论，但也看到了辞赋在当时的重要意义，萧统《文选》中的赋作占全书篇幅的1/3，便足以反映当时文人看重辞赋的文体价值观。“辞赋文学地位之重要、笼罩文坛时间之长久，使它对数百年间的其他文体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巨大影响，其中自然也包括后起的骈文。”[3]P177其影响自然也包括了宫体诗。宫体诗的出现，与辞赋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而鲁迅此论与上文的闻一多所论，则让我们读出了《闲情赋》对宫体诗直接影响的信息。

莫道才在《近二十年骈文研究述议》里认为：“骈文是一种从修辞学角度划分的文体，它与其它文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大量列举骈文对其它文体影响的事实之后，指出：“探讨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也就是承认了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4]引述此论旨在佐证：以骈俪为主要表达形式的辞赋，其对宫体诗的渗透和影响的不可抗拒性以及普泛性。

二、《闲情赋》与宫体诗出现的相关性

《闲情赋》所以能够对于宫体诗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重要的一点在于二者具有同样的发生生态。魏晋以来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对于女性美的渴念和崇拜，已经成为人们对美的追求的一种特定方式，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魏晋特别是南朝文化的向路。

据曹道衡考：“‘宫体诗’之名始于梁代。”[5] P180 而大规模的宫体诗创作则在梁代之前。“在大明、泰始时期以女性为创作兴趣的文化氛围中，在刘宋孝武帝刘骏的亲自导向下，既造就了流行于当时诗坛上的宫体诗派诗风，也造就了一批重要诗人（鲍照、汤惠休、何偃、颜竣。刘义恭等）。他们以刘骏兄弟为中心，形成了南朝宫体诗派最初阶段的作家群，……在宫体诗发展流变史上都具有先驱的意义。”[6]P101《闲情赋》成于刘宋时，也就是说，陶潜写作《闲情赋》之时，正是宫体诗兴起何风行之日。“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的时代风气，使几乎所有的创作文字都奉行言必偶俪、词不单设的严整的四六句式的格式。

唐初魏征的《隋书·经籍志》集部叙中是这样阐述梁之宫体诗特征的：“梁简文帝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据唐刘肃《大唐新语》载，梁简文帝晚年“令徐陵为玉台集，以大其体”。于是徐陵应诏而编梁代诗歌集《玉台新咏》。《玉台新咏》有序云：“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曾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7] 由此可知，所谓宫体，在当时的宫廷文人自己看来，也就是“艳歌”。且说明，宫体诗之“艳”乃源于古诗、合乎风雅。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论述了这种演进的规律：“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对这种文学发展的轨迹，叶燮《原诗》内篇里也有深刻的分析，他说：“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一增华于《三百篇》，再增华于汉，又增于魏，自后尽态极妍，争新竞异。”意思是，文辞由简陋而日趋繁缛，由质朴而日趋华彩，乃是一种演进，是不得不变的文学的自然规律。有了这种演进，文学的面貌才不断更新，而不至于停滞不前。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以后，文学创作被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此后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然后是宫体作家提出“文者，惟需绮縠纷披”，魏晋南北朝几乎所有的有成就的作家都在走着一条趋丽逐美之路。因此，“从实质上看，南朝文学的新变，乃是魏晋以来反传统思潮的延续与深化，是一种排斥教化功能与理性原则、追求唯美主义的文学革新运动”,[6]P295也是人的审美特性矫枉过正的充分张扬。在逐美趋丽风甚时，连一向以平淡素朴为创作风格的陶潜也按耐不住而有《闲情赋》之一试。因此，陶潜《闲情赋》的出现与宫体诗的出现，都是必然的，属于同一生态背景。陶潜的《闲情赋》的出现，与稍稍陶潜之后的宫体作家的出现，在创作中追求“新变”、“靡丽”，是符合中国文学渐变的主流的，因此，其对中国诗歌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时代重情轻礼的特点，其时诗文甚至发展到言必美人的地步，诗人对奢靡与女色的贪求往往以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辞赋我们已经举例，诗歌中以美人为题的更是不胜枚举：沈约《梦见美人诗》、江淹《咏美人春游诗》、何逊《梦中见美人诗》、萧子显《代美女篇》、萧纲《美人晨妆诗》、《赠丽人诗》、刘孝绰《为人赠美人诗》、《遥见美人采荷诗》、庾肩吾《咏美人看画诗》、《咏美人看画应令诗》等等，一部《玉台新咏》，不外是闺情春恋的集合体。陶潜自云其《闲情赋》乃是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等人同类辞赋而作。但是，其赋先铺陈一连串爱情追求的幻想，譬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之类，极其大胆，也非常裸露，虽然结尾是“止乎礼义”。其放浪程度丝毫不亚于宫体诗。所以唐司空图说：“不疑陶令是狂生，作赋其如有《定情》”（《白菊》）。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此赋在陶集中是“白璧微瑕”。北宋以后，苏轼等人反驳萧统说，其实萧统指出此赋劝多于讽，是符合事实的。比较而言，流行于刘宋乃至齐梁代宫廷之中的所谓官体诗也不过如此。以收录梁代的宫体诗为主的《玉台新咏》观，以作品为最多、也最有代表性的简文帝作品观，他的《咏内人昼眠》、《咏舞》、《春日》、《独处怨》诸诗，或描写宫女的睡态、舞姿，或假托女子的口吻作伤春之辞、杜撰思妇对塞上征人的相思，虽然也无非一“艳”字，但远不如陶潜《闲情赋》的刻露和淫靡。至于其它一些写景诗和咏物诗，如《咏风》、《秋夜》、《晚景出行》之类虽然也往往出现宫女的影子而却更为雅致，虽写“春闺”，风格轻靡艳丽，而表现却也委婉含蓄。
三、宫体诗对《闲情赋》的迎合和汲取

宫体诗的诞生以及风靡，有其时代和诸多方面的原因，而《闲情赋》在艺术上的灌注，或者说宫体诗人对于此赋的借鉴，也是不可漠视的。《闲情赋》除了其骈俪而华丽的语言形式外，而在描写对象、表现内容和情调上，也都适应了宫体诗的胃口和发育。我们以为，《闲情赋》对于宫体诗的影响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追求声色美艳的感官感受。诗至南朝，声色大开。南朝齐梁之际，是一个审美趣味感性化、感性原欲审美化的时代。其审美文化，最典型最突出的就是个体之“情”的张扬、生命之“欲”的释放，进而形成了对传统之“理”的挑战。“六朝美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文学美感的娱玩性能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这种总体社会、精神、美学氛围所孕育的。美首先作用于人的视听感官，产生最直接的愉悦感受。”[8]P502《闲情赋》在对于女性的描写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突出了感官上的感受，开篇就集中表现对于“倾城之艳色”的深刻而独特的感受，“褰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纤指之馀好，攘皓袖之缤纷。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进而又烘托以环境，陪衬以场景，使美显得愈美矣。如斯美色，铁石心肠之人也经不起诱惑哟，于是而有了“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的亲近渴望，有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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