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陶潜《闲情赋》聚讼不断的焦点在懂与非懂之辨上。其实，萧统与苏轼谁也没有误读。苏轼的解读与萧统的解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道德批评的解读。萧统的“有瑕论”主要判断依据是此赋“无寄托”；苏轼“无淫论”重要标准是此赋“有寄托”。如果从纯粹审美的意义观，《闲情赋》理当是作者的爱情生活的情感直写。陶渊明写作《闲情赋》缘起于“情”；萧统、苏轼读《闲情赋》着眼于“善”；而我们读《闲情赋》，则着眼于“美”。
 
【关键词】 情赋》 费解与新解 道德批评 审美读解

    《闲陶潜是他的那个时代的另类。陶潜的《闲情赋》则是他的诗文的另类。也许正因为它的另类性，陶潜的《闲情赋》一直颇多争议，至今仍然聚讼不断，其焦点即在懂与非懂之辨上。而最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萧统持“有瑕论”，以为“无是可也”；苏轼持“无淫论”，与萧统对抗，且以“此乃小儿强作解书事者”讥之。因此，学界似乎形成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认识：即苏轼读懂，而萧统非懂。

那么，究竟孰懂孰非懂？孰对孰错？我们如何看？

一、萧统有没有误读？

萧统误读了吗？结论是否定的！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1] 萧统以为陶赋“有瑕”，而以“微瑕”责之，并以“微瑕”拒之，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对陶潜以及作品的总体认识，萧统是道德批评,着眼于“善”。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解读：

其一、为什么萧统说其“卒无讽谏”？陶潜在《闲情赋》之序中把“有助讽谏”的写作动机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他自云其《闲情赋》乃是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等人同类辞赋而作，是“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的写作；而其赋的末尾：“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馀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其“讽谏”之意，也是明摆的。萧统何以视而不见呢？

我们以为，萧统说其“卒无讽谏”，不是指赋之没有讽谏，而是劝多于讽，“荡以思虑”而未能“止乎礼义”。如果这样说，萧统所指斥的也是事实。此赋先细腻描写美人外貌行止，然后再铺陈一连串爱情追求的幻想，把男方思念女方的心理活动归纳为“十愿”、“十悲”，其对爱情大胆而热烈的追求写得极其惊彩艳靡，而“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之类，则极其大胆，非常裸露。陶潜以这样“大规模”的描写，写缠绵悱恻之恋情，写渴望与失望、欣喜与恐惧、热烈与冷静、欢歌与悲叹等心理，让人读来而生成一种快感的颤栗，久久处于心旌摇荡之中而不能自已，即便结尾也有“止乎礼义”的表述，但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主旨并不突出，给人感觉是为写艳情而写艳情的宣泄，不仅无助于讽谏，反而有“伤于轻艳”之虞，没有达到“终归闲正”的效果。所以唐司空图说：“不疑陶令是狂生，作赋其如有《定情》”（《白菊三首》其一，《全唐诗》631卷）。近人钱锺书也说：“昭明何尝不识赋题之意？惟识题意，故言作者之宗旨非即作品之成效。其谓‘卒无讽谏’正对陶潜有助讽谏而发；其引扬雄语，正谓题之意为‘闲情’，而赋之用不免於‘闲情’，旨欲‘讽’而效反‘劝’耳。流宕之辞，穷态极妍，澹泊之宗，形绌气短，诤谏不敌摇惑；以此检逸归正，如朽索之驭六马，弥年疾疢销以一丸也。”[2] 钱论甚合我们的意思，也是对萧统观的准确解读。关键所在是：“诤谏不敌摇惑”。因此，萧统所认为的“卒无讽谏”，是因为看不出有什么托意，至少是其所托之意起不了效果。故而，古人在《菿汉闲话》里议论《闲情赋》曰：“昔昭明编辑《文选》，于六朝狎邪之诗，摈而不录。《高唐》、《神女》、《洛神》之属，别有托意，故录之。” 《文选》“摈而不录”，乃因其属“狎邪之作”；如果“狎邪之作”中“别有托意”，也许便能够不“摈”而“录”了。萧统对于文学作品的是否入选的把握，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注重形式之美而忽略思想内容。

其二、何以说“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今之学者以为，此乃萧统儒家正统观念。我们以为，萧统选文的确具有“宗经”的儒家思想的因素，但是，指出此赋之瑕而不选，主要不是因其赋，而是因其人，是针对陶潜这个具体人和其作品的全局来说的。按照萧统的理论推：你陶潜是以道德君子名世的，别人能写，你未必就能写，就应该写。你写了，便是你之“瑕”也，是你不名誉。萧统在《陶渊明序》的末尾说得明白极了：“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阹，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旁游泰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很明显，萧统认为陶渊明文章的主要价值在于用高尚的情操教化人。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也首先是把陶渊明当作一个道德楷模和精神偶像来崇拜，推崇其文章的思想道德意义。杨慎《升庵诗话》卷三云：“陶渊明《闲情赋》‘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尽丽情，深入冶态。裴硎《传奇》、元氏《会真》，又瞠乎其后矣。所谓词人之赋丽以淫也。”此论是说陶赋太过而近“淫”也。清人方东树也在《昭昧詹言》卷八中评价说：“昔人所谓正人不宜作艳诗，此说甚正，贺裳驳之非也。如渊明《闲情赋》，可以不作。后世循之，直是轻薄淫亵，最误子弟。”此说则看重了陶赋的负面影响。此二观点与萧统一致，正好可以用来作解萧统观：一是“正人不宜作艳诗”；二是此赋“轻薄淫亵”而不宜传布。萧统所持文选标准乃是以道德为主的。

其三、萧统为什么不选《闲情赋》？我们以为，首先是萧统的选文标准。萧统《文选序》中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说，《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有“夫文典则累野，丽亦浮伤。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之论，从其文学观念综合来看，《文选》采录标准的主要特点是：真正的文学不应率意为之，而应精心求得，即“为文而文”。具体说来，即便是有深刻立意的作品，也应该具有精心组织的辞藻和形式，做到文采斐然，否则就是不能以文为本，算不得纯正的文学。故而，萧统《昭明》中，仅收有陶渊明的8首诗和1篇《归去来兮辞》。就诗歌而言，相对于陆机的52首、谢灵运的40首、江淹的32首、曹植的25首、颜延之、谢眺的21首来说，就显得太少了。《文选》选录陶渊明的作品较少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陶渊明平淡的诗风文风与当时文学的趋丽逐美主流不合。

既然如此，《闲情赋》符合你萧统的选择标准了吧？何况《文选》里又设有“情”赋一类，选了一批情赋作品，为什么就独独不选陶赋呢？清人陈沆早也对此表示了质疑：既然你萧统选宋玉、曹植等人的同样类型的赋，不选《闲情赋》，岂不是“与所选宋玉之赋自相刺谬”（《诗比兴笺》）？我们如何来解释萧统不选《闲情赋》呢？就文章本身而论，《闲情赋》的艺术水平并不在入选诸情赋之下，属于在选之列，这一点萧统也不会看不出。那么，萧统何以不选《闲情赋》？我们的推论是：萧统文选标准首先考虑的是“纯粹”。此“纯粹”的概念是：人文如一，风格统一。也就是说，此赋的作者换了另一个人说不定还可以入选，而陶渊明自当有符合陶渊明的文选标准，不选《闲情赋》，正是为了让世人对陶渊明有一个“人文如一”的统一认识。从风格上考虑，《闲情赋》也有不能入选的理由，此赋乃陶渊明诗文风格的特例，萧统说“无是可也”，是否可以这么理解：不选此赋，就能够保持陶潜平淡风格的一致性了。

以此三点推论，我们的结论是：萧统读懂了陶潜，主要是道德的视角。萧统不选《闲情赋》除了道德的原因，还有出于风格统一的考虑。萧统不仅没有误读陶潜，而正是因为他太懂陶潜了，甚至是太喜欢、太爱重陶潜了，他才不选《闲情赋》的。萧统在《文选》之外还单独编订了一部陶渊明的作品集，也是第一部陶渊明文集，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而我们在其《陶渊明传》和《陶渊明集序》的溢美之词里，更可以获得十足雄辩的论证。

二、苏轼读对了吗？

应该说，苏轼也读对了。

其实，苏轼的解读与萧统的解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道德批评的解读。萧统的“有瑕论”主要判断依据是此赋“无寄托”；苏轼 “无淫论”重要标准是此赋“有寄托”。

苏轼云：“渊明《閑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书事者。”（《东坡题跋》卷二《题文选》）其实，苏轼的批评，也非地道的审美批评，而是道德的批评，是孔子的“思无邪”式的道德批评。笔者曾经这样给所谓“思无邪”的道德批评定义：“思无邪”即是孔子出于对典籍自觉奉守的“信古”和“复礼”原则，对《诗》之本义作“断章取义”的曲解，从“有邪”中读出“无邪”来的阅读策略和阅读视阈。

苏轼对于《闲情赋》的评价含有两层涵义：

其一、《闲情赋》譬如《国风》。

《国风》中约有七十余首表现男女婚爱的诗，其中“有邪”的作品并不少见，特别是“郑风”里表现男欢女爱的那些诗歌，这一点孔子是不会看不到的。这些出于“观风”需要的诗歌，在当时就受到了老、庄的鄙弃，韩非子更是把《诗》看成“乱法”的根源而予以排斥，荀子甚至提出了“杀诗”的主张。这在后来的儒学者们眼中也是不能容忍，朱熹就有“《郑》皆为女惑男之语”（《诗集传》）的义愤。朱熹的弟子王柏就有删削“淫诗”三十二首的过激行动。朱熹在《读吕氏诗记桑中篇》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孔子之称‘思无邪’也，……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朱文公文集》七十）。苏轼观与萧统同，都是依据了这种道德本位的诗美标准，因此，在读此赋时自然联系到了国风，才有了《闲情赋》譬如《国风》的比喻、比较和颂美。

其二、《闲情赋》即便不如《国风》也不逊于屈宋。

“《三百篇》直写性情，靡不高古。”（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应该说，孔子也并非没有见到《诗》的自然而发的真性情，只是将其纳入了比德的视阈，总是更多地关注与社会历史相关的内容和人生经验。苏轼将陶潜此赋比较屈宋，也是充分肯定了《闲情赋》中性情的因素。还有一点就是形式，苏轼将此赋与屈宋比，更是说明了苏轼对于此赋形式美感的好感。因此，比较起孔子的“思无邪”来，比较起萧统的“有瑕观”来，苏轼已经意识到了陶潜赋中对于人性的关注，并且能够容忍其中关于艳情的充分描写，甚至退后一步而以屈宋比较来评论，意思是，也并非辞赋之男女言情都一定要附会上政教含义的。因此，比较起萧统的“白璧微瑕”的评价，苏轼观已不完全是道德意识，也有了审美意识。

海外学者孙康宜在《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里说：“陶渊明的《闲情赋》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明显不同于早先的赋，如宋玉的《高唐赋》和曹植的《洛神赋》：在早期的这些赋里，‘自然’为艳情提供合适的背景；而在陶渊明此赋里，‘自然’却起了颇为不同的作用。当然，陶渊明这篇赋，正如他在小序里所明言的那样，是在完全懂得赋之惯例的情况下去写有关镇定恋爱激情的内容。但是，他描写了凭藉自然的力量去战胜非分的情感，这种值得重视的描写是对于传统的赋所作出的一个全新贡献。”在“全新贡献”后，作者自注云：“萧统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说，与陶渊明的其他作品相比，这篇赋是‘白璧微瑕’，它的真实价值直至宋代才得到承认。苏轼赞扬它的‘好色而不淫’。”[3] P48-49 孙教授旨在以“自然说”来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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