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先秦诸子中，庄子语言——寓言、重言、卮言，向有汪洋恣肆、波奇云诡、瑰丽奇谲、仪态万方之评。然它却能展示最为奇妙、深邃、超前的哲学思考。尽管如此，庄子语言却有很大的多义性与模糊性。
 
【关键词】 关键词：庄子；语言；多义性；模糊性

    先秦诸子的文章中，《庄子》仿佛是异峰突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庄子是中国早期的哲学家，也是一个无拘无束、思想相当开阔的文学家，在先秦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不象某些学者那样一本正经侃侃而谈，而是海阔天空谈笑风生。他的文章，汪洋恣肆，仪态万端，机趣横生，随口编几则故事，像是信手拈来，却又妙语如珠，几乎每个故事都寓意甚深，很有哲理韵味。俗话说，文如其人，只有心胸开阔、思想放任、思维敏捷、语言多变的文学家才会有这样的手笔。清刘熙载说：“《庄子》之文，如空中捉鸟，捉不住则飞去。”“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1]（P183）高似孙评论《庄子》的语言风格时说：“极天之荒，穷人之伪，放肆迤演，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声沉影灭，不可控搏。”[2]（P776）明显地道出了《庄子》语言具有气势磅礴、一泻千里之特点。但他的语言，除上述特点外，还具多义性、随意性和模糊性。

一

    多义性、随意性与模糊性是庄子的语言风格与特点之一，其后学在《天下》篇中概括得最好：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瓌玮而连抃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3]（P478）

     庄子在文章中大量运用那充满“谬悠（虚远）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不着边际）之辞”的“三言”——卮言、重言和寓言。这是《庄子》作者选用的理论思维传达中介，也是一种带有文学意味的媒介和载体。所谓“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指自己的言论奇特反常、漫无边际、虚无缥缈，语义多变，模糊不清。《庄子》确实与诸子之书不同，视野博大而不守常规，不仰仗引经据典寻求历史的依据。其中人物故事都为申述自己的观点服务，或者经过改造，或者纯属臆想，更无须说那些近于神话的浪漫幻想。

    哲学思想不应一概排斥具象参与，不应与情感和想象绝缘。庄子以他的特有的思维方式宣扬道家观点，即以寓言开拓思路，以重言阐明真谛，以卮言加以发挥。寓言以形象思维为主，重言以抽象思维为主，而卮言则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巧妙结合。认真剖析庄子寓言、重言、卮言的内涵及其运用特点是探索庄子思维方式的根本途径，也是理解庄子思维特点的一把钥匙。

    关于寓言、重言、卮言的具体意义，《寓言》篇中已经作了解释：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已同则应，不与已同则反；同于已为是之，异于已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以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

     寓言的意思，最明白，是指有寄托的话。“藉外”，便是假借他人之口，仿佛意见皆非已出，则自家不必参入是非争论之场。可见寓言并非很抽象，也并非逻辑非常严密，而是有具象参与，也融入作者本人的感情和想象。重言，则是引证古代受世尊的话以取信于人。至于卮言，则指俯仰随物左右模棱两可甚至模糊的话。卮是一种酒器，成玄英《疏》曰：“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无心之言，则卮言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表明这种无心之言是随机生发、层出不穷、日新月异，没有固定主旨，甚至也没有系统，其宗旨在于实现与天然相吻合的和谐。”[4]（138）是比较随意的。

   “重言”中有长短不一的辨论或抽象论证，一般与“寓言”的文学性不能相比。“重言”的记叙中即使与名贤原来的个性和学术主张有某些联系，但无论如何总是为阐扬庄子的思想服务的。旧瓶装新酒、偷梁换柱和想当然的凭空杜撰比比皆是。比如《人间世》写孔子劝阻准备去卫国从政的颜回，讲述了与君主相处的艰难，在否定颜回用“端而虚、勉而一”、“内直外曲”、“成而比比”三法应付君主的可行性后，教之以“心斋”的方法。《大宗师》记孔子与子贡的谈话，他承认自己是“游方之内者”，却推崇“游方之外者”的生死观；其后一节，他又与颜回讨论达到“坐忘”境界的渐进过程。……虽出自名贤之口，所言却是庄子想说的话，融入作者的感情和想象。无疑运用了虚构的文学手法，但显得总有点随意与模糊。

二

    文学比喻和象征的指向可以是较确切的，也可以是模糊或者是多向的。比如：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将图南。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庄子·逍遥游》）

    大鹏南飞，“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似极壮伟，但是“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此乃不免有所待而无自足与自由。蜩与鸠仅飞于地面与小树之间，甚为低下，但其无需积风聚粮，其所待甚少，在自足性上又何欠于大鹏？在这一点上，郭象如下的注释实为精当：

   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5]（131）

     此即谓：大鹏与蜩鸠在天然禀生的本性上，都是自足与自由的；它们之间之高下大小的区分，是在把它们纳入比较与对待关系中才发生的；但一旦纳入比较与对待关系中，则它们各自都不具自足性；唯消解种种比较与对待关系，才可以回复本性，才可以作逍遥游。郭象此注诚得庄子精髓。

《逍遥游》中蜩与学鸠嘲笑鲲鹏从北冥飞往南冥的寓言故事，其主旨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小知不及大知”：以蜩与学鸠的能耐、心胸、见识是不可能理解鲲鹏的行为和志趣的。然而，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的观点看，不企慕“九万里的南为”的蜩与学鸠又有应该肯定的知足乐天的一面。何况庄子还有将大小、生死、是非都视为相对（乃至无差别）的认识。此外，“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鲲鹏飞赴南冥的壮举，得抟聚九万里的大风于其下才能实现。从“无待”的追求上说，这种对大风的依赖远远达不到自由的至境。……也许还能作其他的解读。这些故事具有随意性、多义性和模糊性，但这就是“寓言”的妙处！也是文学表现的一种特殊优势。无处不融入作者自己的感情。

    道是什么？本是不能言说的。老子是用一连串的否定说明之：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老子·三十五章》）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直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域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庄子·大宗师》）

     文学性描述一般只能作模糊的传达，意蕴的界限不会明确。在理论组合和展示上，《庄子》各篇虽均有主旨，但多由几个若即若离的段落组成，故事议论相夹杂，开合张驰也很随意。

    象这些纵横恣意的文字，都不是定义性的，而是描写性的；都没有存在的意义，而只有象征意义。但它却是深蕴着庄子哲学思想。人们不可以也不必要用实证手段、用语义分析方法，逐一弄清狶韦氏、伏戏氏、堪坏、冯夷、肩吾、黄帝等等确指的对象是什么，从而再去界定道包含了哪些确定的含义。恰恰相反，它要求人们突破、越出语言所确指的物事，在语言之外体悟道。人们只有不断越出语言所确指的物事，才能越出相对、有限，迫近绝对、无限、道本体。

    庄子认为，道没有确定的规定性，所以它不同于任何一物，但道又可以任何规定性为规定性，所以又同于任何一物：

   东郭子问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稀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 。”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庄子·知北游》）

     道在喽蚁、稗草、瓦甓、粪便之中，无物非道，无处无道，这表明它又是“有”。道既“无”又“有”，这二者是互为补充的。因为道原本并无任何规定性，所以才可以接受、容纳任何规定性；又因为可以接受任何规定性，才足以说明它原本并无任何规定性。看，这些话说得又随意又模糊，似乎胡说八道，不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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