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着重阐述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诗人在其创作的楚辞作品中所建立的楚骚诗学——它的内涵特点，它与先秦两汉诗学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国诗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从而认识屈原宋玉对中国诗学发展的贡献。

　　关健词： 屈原 宋玉 楚骚 诗学
　　
　　
　　诗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包括广义与狭义两个概念：广义，指文学理论或文艺理论，这是沿袭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的理论见解而后为西方和中国一般学者所接受的概念；狭义，指诗歌理论，或对诗歌的研究，其名称早在中国唐代即已出现，之后历代沿用至今，今日凡论述专涉中国诗歌理论的，一般均指此义。（古代还有简称“《诗经》学”为诗学，或将诗歌创作实践称为诗学的，均属例外特指。）
　　本文所要论述的楚骚诗学，其诗学的概念内涵无疑是专指诗歌理论，这是首先必须说明的。
　　
　　一
　　
　　楚骚诗学，顾名思义，是指先秦时代楚国的诗学，也即由屈原和宋玉为代表的楚国诗人所创立的诗歌理论。然而首先的问题是，屈原和宋玉留给后人的只有诗歌作品，而无任何理论性的文字，于是，人们也许会表示怀疑——屈宋有否通常所习惯理解的诗歌理论主张或见解？细读屈宋作品，尤其屈原作品，我们发现，其中不仅有蕴含诗学内容的文字，且其中很有值得探讨研究之处——关健是要从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先作有意识的抉取，然后发掘出属于诗学本身有价值的合理内核，对此，已问世的一些文学批评史和诗学著作或多或少地曾做过些这方面工作，本文拟在它们的基础上作比较系统的梳理与阐发。
　　首先，在阐述楚骚诗学内涵之前，我们应先了解楚骚诗学确立以前先秦诗学的状况及其背景，也即战国时代之前先秦诗学的基本状貌，然后再来看楚骚诗学的产生及其主要内涵特点。
　　先秦时代的诗学，在楚骚诗学建立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诗言志”说，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公论。有关“诗言志”的最早记载，一般以为见于《尚书 尧典》，谓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但《尚书 尧典》很可能是战国时代（或之后）的产物，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即类似“诗言志”的说法，在先秦的诸子书中已出现，如《孟子》《荀子》等。而从“诗三百”在春秋时代的创作流传看，它明显体现了“言志”的特点，这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明显标有相关字句的，如《魏风 葛屡》“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陈风 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小雅 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大雅 菘高》“吉甫作诵”等，另一类是不明谓“言志”，而实际诗篇中多少涉及了“志”者，属于隐形性的，在“诗三百”中更多些；而尤其是作为应用——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引诗言志”，在当时那更是蔚然成风了，《左传》中有关这方面记载很多，这些都说明，在“诗三百”的创作采编和应用等过程中，无不贯穿了“诗言志”的观念，它为我们了解“诗言志”在先秦的萌芽与传播流行提供了依据。当然，对“诗言志”说作系统而有条理阐发的乃是产生于两汉时代的《诗大序》，它无疑是最好的总结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只是因为它产生于屈原时代之後，我们应在楚骚诗学之后的论述中予以述及。
　　由于“诗言志”说与“诗三百”的密切关系，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参与编订《诗经》,这就很自然地使“诗言志”说染上了浓郁的儒家色彩，其基本内涵与儒家的政教思想主张便挂起钩来了，这当中既包括了孔子的“兴观群怨”“思无邪”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的论断，也涉及了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说，以及荀子的诗乐教化说等，从而构成了以“诗言志”为核心的儒家诗学观。与此同时，先秦诸子中的墨家，法家，道家，也各有其与儒家不一甚而对立的诗学观，它们应该也属于先秦诗学大范畴中的组成部分，且对后世诗学产生了不同影响，但由于它们对紧随其后（有的或可谓几乎同时）的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诗学并无多少影响，关系不大，故而我们这里就不予赘及了。
　　话再回到“诗言志”说。由上所述，我们已可明确，在先秦诗学的范畴中，儒家的以政教思想为核心的观念，构成了“诗言志”的主要成分，这当中，严格地说，还应包含“温柔敦厚”说（《礼记 经解》）和“感物而发”说（《礼记 乐记》）等观念内容，但因它们多属于两汉时代的产物（或产生时代尚待明确），因而我们在这里只予点及，而不作为楚骚诗学的前源或背景来谈了。
　　
　　二
　　
　　楚骚诗学的产生与形成，自然主要体现于屈原的诗歌作品中，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理论性的文字（至少迄今为止）；其次是宋玉的作品。
　　我们先看屈原作品。最能直接说明屈原创作思想的，乃是《惜诵》篇中开首的诗句：“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显然是他自述创作动机和目的的表白，其前句说的旨意与《离骚》篇一致——“盖自怨而生”（《史记 屈原列传》），说明写诗的原因是因心中积压的怨气，不吐不快；后句所言则是诗歌产生的动力和目的——因愤而发，将愤慨之情藉诗篇而抒之，以此表露心声，宣泄情感，传布世人。王逸《九章序》谓：“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这话针对《九章》所有篇而言，自也包括了《惜诵》，应该说所言不差。我们看《惜诵》篇中其它诗句，能体会诗人对诗歌创作发抒自身情感寄托怨愤的具体表现：“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心郁邑余 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烦言不可结而诒兮，愿陈志而无路。”另，《悲回风》和《思美人》篇中的陈述，也表明了诗人对诗歌创作表述情志的作用，前者是：“介渺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后者是：“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达。”可以说，屈原的这种藉诗篇寄托情感，发愤抒情的表现，在他所创作的诗篇中都有体现，而其中以《离骚》《九章》等为最集中最有代表性。以《离骚》为例，此诗既是屈原自身生世经历遭遇的真实写照，更是他在经历曲折坎坷后愤慨激情的倾诉吐露，“发愤抒情”在此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无论是前半段的自叙身世，志向表白，还是后半段的遨游天国，上下求索，都无不围绕“发愤以抒情”展开。从屈原来说，他早年是满怀壮志的，他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改革楚政，联齐抗秦，在楚国实行美政，使楚国真正强大起来，从而统一天下。但是现实是严酷的，屈原的理想一再受挫，他满腔的怨情无处申诉，他愤激的心绪需要发泄，他不得不藉助诗歌这一文字载体来寄托自己丰富复杂的感情——在先秦时代，也只有这一由他创立的突破四言句式的长篇抒情诗，才能载入他其时奔腾激烈的情感，抒发其一发而不可收的怨情和激情。其实，不光是《离骚》，屈原的其它作品，如《天问》《九章》《九歌》等，都可谓体现了“发愤以抒情”。拿《天问》来说，虽则它乃一首奇特的问题诗，全诗从头至尾都是问句，但我们读此诗，能明显体会到诗人内心愤激不平的感情，这一气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并非无病呻吟，也非故弄玄虚，而是愤愤不平激情的需要，是满腔怨情的最好载体，诗人完全是藉此抒发自己长期积压在胸中的愤情，故而 ，全诗所问问题全不需要读者回答——因为诗人自己心中很明白，每个问题应该是什麽答案。可以说，这一百七十多个问题纯粹是诗人的借题发挥，是典型的“发愤以抒情”——他借发问之形式，发泄内心愤愤不平之情。可见，“发愤以抒情”绝非诗人的刻意营造，也非故作惊人之语，实在乃是他本身情感宣泄的实际需要和集中概括，它一语中的地切中了诗歌之本质，点出了诗歌在“言志”基础上的“抒情”功能，使“言志”与“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标志先秦诗学走向了新的阶段——由“言志”开始迈向“抒情”，并显示了“志”与“情”的结合（对“志”与“情”之异同及其互相关系，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兹不赘）。
　　宋玉承袭了屈原，他在自己的诗作中明确表述了他的情感——“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九辩》）很显然，宋玉所言十分明确，他之所以写下《九辩》诗，乃是因为“失职”而愤愤不平，于是藉诗篇而抒发心中之不平，并从中寄托志向。我们读《九辨》全诗，能清楚感受到诗篇所蕴载的这“不平”之情，这一情况，正好说明了《九辩》诗的创作实因“不平”而致，而这“不平”与屈原所言之“发愤”某种程度上乃是异口同声之词。《九辩》之所“志”，应该说正是宋玉本人情感之寄托，虽然与屈原相比，他的“不平”仅仅出于“贫士失职”而已，远不能与屈原之坎坷遭遇和壮怀理想同日而语，但两者在对诗歌功能与作用的陈述和概括上应该说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
　　不过，话说回来。相对屈宋之前的“言志”说，屈原的“发愤以抒情”与宋玉的“贫士失职而志不平”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在于，屈原的“抒情”，是在“言志”基础上的发展，它没有完全突破“言志”，诗篇的抒情过程中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诗人的“情”与他的“志”常难以分割，且往往并及，这在《离骚》《九章》等诗篇中明显易见。这表明，虽然屈原在诗学上有了突破“言志”的表现，产生了“情”的理念与观念，并开始强调诗歌发抒个人情怀的作用，但他还没能摆脱“言志”作为儒家政教学说的框框，也尚未走出诗歌纯属发抒个人情怀的路子。而宋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了，他正因为只是出于个人的“失职”不平而“抒情”，而并不如屈原那样一味的为了美政理想——治国平天下，因理想受挫而愤懑难抑，才寄情志于诗章，因而宋玉所抒的“情”中显然多的是个人情怀，而少了儒家的政教色彩，这是他们两人很重要的区别。虽然从人格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上来说，宋玉远不能与屈原相比，但在诗学上，从诗学的发展言，屈原固然比宋玉走在前，且具开创突破性，而宋玉充其量只能说是继其後绪，但相对后世的“缘情”说言，宋玉似更为接近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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