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屈原特殊的身份、个性、遭遇、追求，决定了“楚辞”的政治学意义与丰富、生动的古史信息。两千年楚辞研究史昭示我们，以考古新发现、以出土文献研究楚辞，是“楚辞学”学科建设与深化的必然途径，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探讨与尝试。楚文化的研究正处在动态发展之中，逐步明晰了出土文物与传统文献的关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在楚文化与楚辞两个密切相关、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应该强调楚文化与楚辞的双向互证。
一 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特征：楚辞是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20世纪20年代李济主持的考古发掘，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迈出了第一步；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则奠定理论基础。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周刊》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指出四大发现：第一，1898—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史”观不攻自破；第二，西域木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汉晋历史的根本认识；第三，敦煌文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经书和唐史的许多认识；第四，清代内阁大库三千多麻袋档案被罗振玉抢救，使人们对明清史研究的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同时，王国维又以四大发现为例证，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勾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①。
我们还可以通过商代先公先王的考证，尤其是王亥、王恒、上甲微的考证——这一典型的常常为后人称道的“案例”作些分析。
第一，在王国维之前，清代学者（主要是楚辞学者）已经作过理论研究，提出了比较准确的结论。《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四句之释，是一个历史疑案。清代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管城硕记》指出，“该”，为冥子垓，是即该也②。刘梦鹏据《左传》、《竹书》、《山经》指出“该”即殷先公之“王亥”，“有扈”为“有易”之讹，“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即王亥败于有易，有易“困辱之，使为牧竖”③。第二，一百多年后，王国维据甲骨卜辞进一步证成其说，断定卜辞中的王亥，亦即《山海经》之王亥、《竹书纪年》之殷侯子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云：
季亦殷之先公，即冥是也。楚辞《天问》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曰：“恒秉季德”，则该与恒皆季之子，该即王亥，恒即王恒，皆见于卜辞。则卜辞之季，亦当是王亥之父冥也④。
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⑤。王国维又说：
恒之一人，并为诸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当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解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所当同声称快也⑥。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指出，“商代的王位是‘兄终弟及'，这是在历史上有明文的”⑦。卜辞和楚辞所记殷先公，有亥、恒兄弟相继为王的事实，正是这一制度的反映。而《殷本纪》省去了恒，由亥的儿子上甲微直接继承王位，这正是周代父子嫡长继承制的反映。
第三，王国维的结论还不完备，楚辞学者张崇琛复据《楚辞?天问》圆通其说，恢复历史原貌。张崇琛《〈天问〉中所见之殷先王事迹》指出，《世本》、《史记》既漏载恒一世，则不得不以微为亥子；王国维将恒补入，却又不知微即恒子。于是，张氏依据《天问》并结合甲骨卜辞及先秦有关典籍，将历来鲜为人知的殷代先王恒的事迹作了较为系统的勾勒，并考定上甲微为恒之子，而非传统所说的亥之子，可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之不足⑧。
第四，关于殷代先公亥、恒、上甲微的系列考证，最有力的资料是卜辞与楚辞。所以，王国维进而推论，“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⑨。这一典型“案例”说明，中国考古学的民族特征，决定了楚辞在考古学、古史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而楚辞之所以能够成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则是与楚辞本身具有丰厚的上古史内涵分不开的。
作为一位失败的政治家、一位成功的政治型诗人，屈原他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绪；同时又具有浓烈得近乎狂热的从政热情，加之“自以为才能高超的贵族性、复杂政治生活的幻想性、企望权位官阶的高层性”，极其短暂的从政经历与始所未料的挫折，给屈原身心造成极大的创伤。他自以为“竭知尽忠，而蔽鄣於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卜居》），满腔的悲愤与委屈，上下求索与君王不寤的无奈，“定格”在一生的倾诉与追求之中。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曾分析屈原创作目的，“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基此，屈原的表白、倾诉、泄愤、舒愁、发问、追求，采用了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从内心转向外物，从大地转向苍穹，从现实转向历史，通过时空转换，将视野投向遥远的神话、传说。因此，屈原作品从不涉及自己的家庭情况，从不直接涉及当时的国家大事，从来不涉及先秦诸子。反复出现的人物与事件，基本上集中于君王系列、忠贤系列，或“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班固《离骚赞序》），或“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同时，屈原还提到了一些前贤，如挚（伊尹）、咎繇（皋陶）、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往往吟唱他们生得其时，羡慕他们巧遇明君，向往他们有所作为；又提到不少“前修”，如伯夷、比干、梅伯、箕子、彭咸、申徒、伍子胥、介子推，往往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佩服他们的忠而死节，追迹他们的以身殉节⑩——这就是屈原作品充盈历史要素，尤其是上古史信息的主观原因。
姜亮夫《屈原赋中的北学》曾列举十五例说明“屈赋所说到的许多史实（应当说传说），都与《诗经》《书经》《左氏传》相同或相似”，并说，“屈子所传殷的先公先王比北土所传翔实，孔子说夏殷之礼文献不足，而《天问》所传夏殷史实较儒家所传为多”11。郭沫若曾经这样评价《天问》：“这篇文字在研究中国的古代史上可以说是极重要的一项资料，它替我们保存下了无数古代的神话传说，可惜直到现在有好些都还不得其解”。“单就它替我们保存下来的真实的史料而言，也足抵得过五百篇《尚书》”12。孙作云通过十个例证说明，“做为史料的源泉，《天问》对于我们研究上古史，特别是氏族社会末期史，及从氏族发展到国家的历史，是有很大贡献的”。“根据《天问》中所保存的神话传说，可以恢复或部分地恢复我国氏族社会末期史，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甚至于一部分阶级社会史”13。林庚认为，《天问》是古代传说中的一部兴亡史诗，“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从中可见“夏王朝的历史传说”、“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的面影”14。面对楚辞丰富的古史信息，郭沫若、孙作云等前辈学者均已自觉意识到：应该用考古材料与楚辞相印证，以再现古史原貌，纠正文献记载的讹错，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正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版引言》所述，“地下发掘出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15。
要之，屈原特殊的身份、个性、遭遇、追求，决定了楚辞的政治学意义与丰富、生动的古史信息；而楚辞拥有的古史系统与“版本”价值，则使楚辞成为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由于古史研究对考古学的过于依赖，也导致了楚辞在古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有时，仅仅是楚辞与考古发现互证，即能担当证史或补史之重任。
二 两千年楚辞研究史昭示：利用出土文献是学科深化的必然途径
楚辞研究肇源于贾谊与刘安，奠基于司马迁。1977年以来，这一专题研究似乎进入了饱和鼎盛期。据笔者统计，1985—1997年之间，出版楚辞研究著作132种，与楚辞有关或包括楚辞成果的著作105种；1900—1994年，发表楚辞研究论文4483篇，其中1977—1994年，发表3302篇16。另外，西汉至清代，有楚辞著作138种；1900—2005年之间，出版楚辞著作882种。因此，楚辞研究成果极为丰硕，累积至今，著作超过1000种，论文超过5000篇。而在选题上，正如张志岳所说，“楚辞和屈原的研究在学术领域内一直是热门，凡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差不多都已经有人论证过，要前进一步很不容易”17。
但是，楚辞研究的效益，并不尽如人意：一代代的研究者都在反驳、纠正或补充前人的说法；而他们自己又受到后代或同时代人的反驳、纠正或补充。各家往往各言其是，虽然有一些证据，但合起来则相互龃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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