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证史、语两者之关涉，自本体本质，有不能说明，于是而必需借助于其他科学，乃能透达者，故往往一词一义之标举推阐，大体综合各社会诸科，乃觉昭晰，举凡：一、历史统计学，二、古史学，三、古社会学，四、民族学，五、民俗学，六、语言学，七、地理学，八、古器物学，九、古文字学，十、考古学，十一、汉语语音学，十二、哲学、逻辑学，乃至于浅近之自然科学，为余常识之所能及者，咸在征采之列，稍有发正，往往揉磨诸学于语言、历史中得结论，而求其当意20。

    姜氏所述之“古史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尤为学界所重，以考古新发现、以出土文献研究楚辞，愈来愈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即王国维《古史新证》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互相印证。陈直先生提出“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1958年对其少作《楚辞拾遗》重加校补，其《自序》强调：自1940年长沙战国时楚墓葬陆续被盗，后经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之正式发掘，所出铜、玉、漆、陶、竹、木各器，其花纹、绘画、雕刻，无不精致绝伦。加以前此寿春所出各铜器，去年信阳所出漆器、竹简等，楚国文物，灿然大备。知楚国由于经济之发展，反映出文化之高度成就，与屈原之作品，有互相联带不可分割之关系21。

    于省吾在《泽螺居楚辞新证?序言》中指出：清代学者对于先秦典籍中文字、声韵、训诂的研究，基本上以《尔雅》、《说文》、《广雅》为主。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和物质资料的大量出土，我们就应该以清代和清代以前的考证成果为基础，进一步结合考古资料，以研究先秦典籍中的义训症结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用同一时代或时代相近的地下所发现的文字和文物与典籍互证22。基此，于先生的《泽螺居楚辞新证》为了解释楚辞若干字句上的义训问题，“多半取证于周代尤其是晚周的文字或文物”。朱季海根据荆楚、淮楚之间的方言、风土、习俗等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从校勘、训诂、谣俗、名物、音韵等方面，对楚辞作研究，“务使楚事、楚言，一归诸楚。其有明文者，必征其始；其无明文者，亦以参伍而知之”23。汤炳正善于运用地下出土文物与楚辞文献相印证，为其治学之显著特征，比较突出的例子有：利用陕西临潼出土利簋铭文“岁鼎克”、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五星占》推算屈原的出生时间24，利用安徽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句批驳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怪论25，利用包山楚简探讨《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26，据曾侯乙墓竹简考证“左徒”与“登徒”之同异27，据曾侯乙墓棺画研究《招魂》中的“土伯”28，以及《天问》“顾菟在腹”别解29，均新颖可喜，令人惊异。至于字义训诂之间，亦注重文物资料的佐证，也有不少创获30，被有的学者称为“泰山不移”31。

    此外，何剑熏《楚辞新诂》比较关注考古新材料，并及时采用来破释楚辞疑难，如《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畹，王逸注为“十二亩”，班固云“三十亩”，又有人说“二十亩”，莫衷一是。何氏引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残简“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等出土成果，证明“半亩为畹”。从而使千年争讼，一锤定音。赵逵夫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与屈赋比喻象征研究，唐勒赋残简校释与《远游》作者研究，以及泰安铜缶铭文、曾侯乙墓竹简与“左徒”研究，包山楚简、长沙铜量铭文等与战国屈氏世系研究等。汤漳平有楚墓竹简与《九歌》研究、唐勒赋残简与宋玉作品真伪研究、两周金文与楚文学渊源研究等，还出版了专著《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至于萧兵运用马王堆帛画研究楚辞神话、曲宗瑜利用出土文物研究《离骚》、《哀郢》的产生年代，郭在贻以马王堆汉墓漆棺画考释《招魂》之“土伯九约”，刘信芳运用秦简《日书》研究屈原生辰的宗教意义、利用包山楚简研究《九歌》等，亦值得重视。又，黄灵庚公开标举“二重证据法”，据楚汉简帛文字诠释屈宋辞赋，复取证于传世文献，著《楚辞简帛释证》，“发明前贤剩义”，在文字笺释方面，获得较大进展，对于学科建设亦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关于屈原生平、仕履的考述，本人也作了一系列考证，撰有专著《屈原考古新证》，发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考论兼论屈原生平研究》、《屈原仕履考》、《屈原考古研究的时代内涵与实证基础》、《出土文献与屈原研究》、《三闾渊源考》等论文。

    但从总体来看，尤其是与出土文献的丰富多彩相比，利用出土文献与考古成果研究楚辞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了解与掌握考古信息还不够全面。据陈桐生《二十世纪楚辞考古文献著述表》，列出海内外学者著作论文，仅61种，其中还包括部分楚墓、楚简、汉墓、汉简、帛画的原始资料。但是，大量的出土文献（主要是简牍帛书）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而整理出版比较滞后，有的简帛资料出土之后，整理出版长达20年。马王堆汉墓帛书，1973年出土，至今才出版壹、叁、肆三册，专业研究成果的出版又在其后，比如《马王堆简帛文字编》，至2001年才出版。由于以上三个原因，老一辈学者未能看到及运用近30年来的数量巨大的出土文献，这是历史造成的学术遗憾。而大部分中青年学者往往理论上认为重要，而难以突破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显得功力不足。因为出土文献涉及到多个学科，面广量大，涉及到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学者，往往望而生畏，不敢问津。一些敢于尝试的楚辞学者，基本上是利用考古学界现成的结论，而缺乏评判鉴别的学科能力。当然，考古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的专家，亦熟悉楚辞，他们也注意到出土文献与楚辞的关系、作用，但他们往往居高临下，点到为止，有时仅仅是一种怀疑与推测，比如，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竹简报告，涉及“唐勒赋”残简仅云：“唐勒宋玉论驭赋（疑为宋玉赋佚篇）”32。

              三  楚文化研究的进展与困惑：楚辞与楚文化互证将获得突破

    （一）“楚文化”概念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分析评判

    我们期望考古发现能够解决“楚文化”研究中的疑难与困惑，从而在宏观上、背景上推进楚辞的研究。但“楚文化”研究领域同样问题成堆，可供直接采用的结论极其有限。即使“楚文化”概念的界定与解说，也颇难取得一致的意见。此仅以“楚文化”概念的研究为例，作一分析评判。

    第一阶段：侧重于“精神文化”。长期以来，人们对楚的了解，是由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精神文化开始的，“精神文化”主要的载体就是楚国传统、民族精神、老庄思想与楚辞。第二阶段：侧重于“物质文化”。在20世纪20、30年代，安徽、湖南等地的楚墓陆续出土了艺术风格迥异于中原的铜器、漆器和丝织品，开始使人意识到先秦的南方，在物质文化形态上与中原有异。俞伟超认为，考古学中的楚文化，“就是一种主要由楚人创造的、有自身特征的、延续了一千年左右而分布范围不断有所变化的考古学文化”。苏秉琦指出，“楚文化就是‘楚'的文化。这个‘楚'有四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区别的概念：第一，是地域概念；第二，是国家概念；第三，是民族概念；第四，是文化概念。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楚文化的内容和特征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楚地、楚国、楚族的文化就是楚文化。因为前边三者是因时而异的”。第三阶段：探讨两种文化的关系。张正明认为，“是两个大小套合的概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历史学上的楚文化，则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合”。第四阶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研究高度繁荣，历史学上的楚文化研究相对沉寂。主要围绕考古发掘的新成就展开研究，建立了西周晚期以后的楚墓年代学。第五阶段：注意两种文化的沟通与融合，又比较侧重于“精神文化”研究。夏鼐先生提出，早期楚文化的探索应当遵循早期楚人活动的时间、空间范围，即“楚文化既属于历史时代，则一定要结合历史文献，将考古遗迹和遗物，与文献上的‘楚'联系起来”33。通过以上五个阶段的回顾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楚文化的研究正处在动态发展之中，正处在学科的探讨与建设阶段。在惊人的考古发现面前，由于多学科的广泛参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逐步形成了改写历史、改写学术史的共识。学者们逐步冷静下来，理智地看待出土文物与传统文献的关系，清醒地把握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这在考古学界、历史研究界是一个了不起的发展与进步。

    （二）追寻楚文化渊源的效益评价

    大约在春秋中期前后，以荆楚民族为主体、以楚国为中心的楚文化体系已经形成。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的楚文化，它的时代上限，一般定于春秋中期前后。楚文化的形成是以楚民族及其文化为主体的，所以，探讨楚文化的渊源，实际上是追溯楚民族文化的渊源。若追寻楚文化之源，必涉及到楚人的来源。而这一问题，无论在史学界，还是在考古学界，至今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疑案。就楚人来源来说，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见解：东来说。郭沫若先生根据《令簋》、《禽簋》西周青铜器铭文，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是“殷之同盟国”。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又说，“淮夷即楚人”，亦即《逸周书?作雒篇》中之“熊盈族”，“熊盈”就是楚先“鬻熊”。郭氏《金文所无考》云：楚之先实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逸周书?作雒篇》……熊盈当为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至鄂而与周人之沿汉水而东下者相冲突。《左氏传》（僖二十八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者，是也34。

    西来说。岑仲勉《楚为东方民族辨》以楚姓之“芈”与西亚古国米地亚相附会，说楚之先祖颛顼、重黎、祝融皆为“西方人物”35。姜亮夫以为，《离骚》“忽临睨乎旧乡”之“乡”，应指昆仑山，即高阳氏的发祥地；“高阳氏来自西方，即今之新疆、甘肃、青海一带，也就是从昆仑山来的”36。

    土著说。严文明提出，“长江中游……根据古史传说，那里曾是三苗部落活动的地区。该区较早有城背溪文化，其后发展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到龙山时代则发展为石家河文化。往后的发展路程虽还有一些不甚清晰的地方，但无论如何，著名的楚文化应是从这里孕育起来的37。土著说认为，楚文化一直是在江汉地区土生土长起来的，其文化基础是以江汉地区各阶段民族文化为主体，同时也接受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这支文化的孕育、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以鄂西的沮漳河流域为中心，沮漳河一带发现的楚文化遗存属于典型楚文化38。土著说强调社会基本生活，重视以炊器（鬲）为核心的陶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