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就清末民初中国古文献外流的内外因的展示，揭示了我国古代悠久的文明被外掠夺的事实。希望通过此文能唤醒人们的认识，能为国宝回归再次做出炎黄子孙应有的贡献。
 
【摘 要 题】史料与典籍

【关 键 词】清末民初/古文献/外流

【正 文】

　　　　(一)外流的背景

中国古文献是中国及全世界的文化财富，它是传播中国文化，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人类文明的传播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就其文献本身来说，它的载体多样，内容丰富，历史悠久，具有很高的文物和艺术欣赏价值，受到全人类的瞩目。中国古文献很早就流传到了国外，外流的途径不外是政府赠送、官方购求、学者交流、相互间的贸易、宗教的传播等。各国有识之士皆以能得到中国古文献为荣，这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事情。但是，也有通过其他非常手段，甚至巧取豪夺，更甚至有借助侵略的野蛮行径来获得中国古文献的。清末以来，中国政治腐败，内忧外患迭起，使中国古文献遭到空前浩劫。除了军事侵略者的疯狂掠夺外，还有随之而来文化侵略者的趁虚而入，中国的古文献经历了不堪回首的往事。
自1842年清朝被迫同英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开创外国在华设立领事馆之先河起，中国古文献的厄运降临。1851年俄通过不平等的《伊塔通商章程》，攫取在伊犁、塔尔巴哈台设匡苏勒(领事)的特权。1860年又以《中俄北京条约》获取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清朝在甲午战争中遭重创之后，英又趁机向清廷提请同意向喀什派驻游历官，办理中英交涉、商务以及游历事宜。1908年英又请求清廷应允将驻喀什游历官改为领事馆。1909年英将驻喀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我国西北地区成了英、俄等西方列强侵略渗透的前沿和角逐的场所。
另外1899年10月在罗马举行的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根据俄人拉德洛夫的提议，成立“中亚和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国际协会”，而后在1902年的汉堡第13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批准了该协会的章程草案，1903年又成立了该协会的核心组织“俄国委员会”，并得到沙俄政府的资助。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加紧进行“中亚探查”的政治、历史背景，也是导致我国古文献流失的重要原因。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东西方列强出于经济、政治、军事及学术研究等多种需要，纷纷派遣打着各色旗号、兼有多种身份的探险队、考察团进入我国西北等地勘察、测量、摄影、绘图，掠夺者的罪恶之手先伸向了我政府统治比较薄弱、信息比较闭塞的曾立过国、建过都、或是曾为商业中心，有过生活历史又基本废弃的城镇，如吐鲁番、黑水城，莫高窟等处，这些遗址、古墓、佛塔等地出土了大批有千年历史之久的文书和文物被他们捆载而去。后又伸向中原地区，进行文化掠夺，他们以雄厚的资本与政府及个人藏书家相抗衡，并济之以武力，攫取我古文献。
由于中国从上到下整个社会文物主权意识匮乏。外国对发掘物归属当时已有明确的规定，而我国却没有。外国考察家、探险家利用此纰漏，骗得清廷官员的一路绿灯，竟允许行动、发掘、考察的自由，还为他们提供帮助，以保证运输、供应、劳工等。加上探险考察者的不懈努力，致使我国文献及文物外流。他们虽发现并使世人认识了中国古代的文化瑰宝，以致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然不可否认，他们不仅破坏了中国的文物古迹，致使大量我珍贵文物被盗劫，而且造成了我国学术文化史上不可弥补的损失。我国的吐鲁番文献、明清档案、敦煌宝藏、西夏文献、甲骨文等就于此时被这些所谓的探险者掠夺而去的。
特别是日本从“甲午海战”后，在半个多世纪的侵华战争中，对我文化典籍的掠夺，始终与其武力侵略相伴随。从九鬼隆一亲手制订《战时清国宝搜集方法》分发给陆海军高级将领这一举措，就可看出日本从战争之始，便看重利用战争掠夺我文化遗产，九鬼隆一是天皇近侍，他所制定的政策无疑就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意图。指明“搜集活动”应在陆海军大臣或军团长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收集品先运往兵站，再运回日本。其“要旨”九：
一、本邦文化之根底，与支那朝鲜有密切之关系，于明了我国固有之性质，有必要与之对照。故搜集大陆邦之遗存品，乃属学术上最大之要务。
二、本邦实可称为东亚之宝库。支那朝鲜历代之古物，亡于本国而存于我者实伙。今若史允实之，则至于东洋之宝物，其粹钟集于本邦，以夸示国力，为东洋学术之据点、以雄进国产。此减所谓发扬国光，平时自当利用一切之机会，不可不计其实现也。
三、战时搜集之便，在于得到平时不能到手之名品。
四、战时搜集之便，在于较之平时，可以极低廉之价格得到名品。
五、战时搜集之便，在于较之平时，可以解决搬运沉重物品之方法。
六、战时搜集主要，在于防止名品之灭亡。战争致宝物破坏湮灭，各国皆然，然无过于古来支那者。且名品之保存，亦为世界所必要。故战时搜集于此点最为有益。
七、战时搜集，有平时不能实施之探险之便宜。
八、于战时搜集名品，则伴以战胜之荣誉，可存千岁之纪念，足以大力发场国威。
九、于慎重处理收买上，战时之收集毫无可归于国际法之通义之所。
1889年7月29日英、法、美，日等24个国家曾在海牙签署过《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及其附件《陆战法规和惯例的章程》。作为缔约国的日本，本应受到此公约的制约，但却不遵守禁止以各种手段对被战国文化遗产和公私财产的掠夺这一条，却说无归于国际法之通义！
我们可以了解清末以来的中国真是周边外患日重，俄侵轶于北及西北，日窥伺于东海，英不仅把势力进入新疆还想由印缅而规滇藏，法更欲经越南而谋滇粤。各国列强全虎视眈眈的欲把中国四分五裂，对我国进行着疯狂的文化侵略与掠夺，从现今我国古籍文物在外的分布就能了解当时古籍文物所面临的严峻情况。
加之中国百姓没有认识到我国古文献对后世子孙的重要性，所以竟有不孝子孙为了经济的利益而不惜卖给外国人。也导致古文献大量外流。

　　　　(二)外流的情况

　　1. 吐鲁番文献
1811年，最先在新疆伸出魔爪的是俄人普丁谢夫。此后，各国探险队开始肆虐的掠夺与破坏。据统计：
俄国：1897年，以克列门慈为首的探察队到达吐鲁番，探察了130个佛窟和高昌古城，盗运一批精致的壁画、铭刻和古写本。1909年，鄂登堡又带队来到吐鲁番，搜寻了高昌古城及近百个洞窟遗址，盗走一批古文书、钱币、绘画、佛像和雕刻品。1914年，鄂登堡又进入新疆，剥走了在吐鲁番东北的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大量壁画，甚至割取阿斯塔那古墓的干尸身上丝绸，共运走100多箱。俄人窃去的吐鲁番文书现收藏于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
德国：1902年，在大资本家西蒙和克虏伯的资助下，格伦韦德尔等人，到达吐鲁番，盗走了文书文物46大箱。1904年，受到德皇和克虏伯的捐助以勒柯克为首的探察队，对一些佛窟、佛塔和其它遗址进行9个月的搜索，发现了大量的古文书、经卷、钱币、石刻等，并用特制的剪刀剥取了许多洞窟里精美的壁画，这次共盗走200箱。1905年12月，格伦韦德尔与勒柯克又合伙组成第三次探察队，来到吐鲁番，直到1907年春，共盗去文书文物204箱。1913年，勒柯克又带队第四次来华，他们在吐鲁番、库车等地，分三批共掠走文书文物397箱。德人所盗文书文物有一部分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毁于战火，剩余部分现藏于柏林科学院。
日本：盗窃吐鲁番文书最多的是日本人。具有特务身份的大谷光瑞为首的考察队先后三次到新疆。前两次主要在库车、楼兰、尼雅一带，盗取壁画等文物。1912年开始了第三次，对吐鲁番的古墓盗掘了达两年，席卷了大批出土文书文物，其中所窃文书被称为“大谷文书”。现存于日本龙谷大学的汉、回纥、梵、藏、蒙、西夏等文字的文书及胡汉合璧文书、于阗文、龟兹文的文书等共7733件，为大谷文书的一部分。我国旅顺博物馆和韩国汉城博物馆，还有他的一部分，他还零散卖掉一些。
英国：斯坦因对吐鲁番古墓进行历时19年的四次滥掘。1900年来到新疆的和阗、尼雅，盗去一些A. D. 1——3世纪的文书文物，其中有8封用粟特语写成的书信，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字纸，还有一些简牍和羊皮文书。1906年，他第二次到新疆，在尼雅发现了一个古代官邸遗址，其中有文书架和排列整齐的木简、账簿等文书，还在玉门关附近的驿站遗址挖出了300多片木简。1913年，斯坦因第三次来华，又到敦煌、黑城子、济木萨古城盗掘。1914年11月，转到吐鲁番，这一次他共盗得182箱文书、碑碣、墓志、壁画、雕塑等。1915年2月，他雇用50匹骆驼，派人押运至印度。1930年，他第四次来华，但在我文化界的抗议下，国民政府将他驱逐出境，盗窃未遂。斯坦因所盗文书、经卷、文物绝大部分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小部分收藏于印度国立博物馆。

　　2. 明清档案文献
外国列强对明清两朝的政务文书之类也视为掠夺之物。据资料显示，现存于英国公共档案馆的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的2万多件档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英军掠去的。还有一些太平天国的档案、诏、谕及其它文书，洪秀全的亲笔文书亦在其中，现存大不列颠博物院。伦敦大学还有中国的海关档案。美军掠去4000多种中国地方志、1500多种族谱、3000多种满文资料，首任美国驻华公使顾盛掠走的清代汉满文档、部分太平天国档案、珍妃与瑾妃日常生活录等现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日军也掠走了大批清代档案，其中台湾和东北地区的档案最多，现藏日本国家档案馆。日本东洋文库有我国明代档案和清代满文档案。其大内档案是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从罗振玉手中窃取的。俄军劫走了清黑龙江将军衙门、宁古塔副充衙门、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珲春副都统衙门的档案，共17，081卷。法国藏有一些太平天国的档案。在荷兰国家档案馆保存有台湾地方政府的档案，包括郑芝龙与郑成功父子等人的许多信札。在丹麦国家档案馆存有目录达150页的一批清代手稿。这些珍贵文物由于外国列强的掠夺致使我国所存有限，给科研带来诸多的不便。

　　3. 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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