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初政治小说退潮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有外部的政治环境变化，小说的商业化压力，也有小说家自己改变了晚清对小说功能的看法。但民初的小说家仍在抗争，这就形成了民初小说独特的面貌。

关键词：政治小说；抗争；过渡

　　随着“民国”的建立“， 革命”目标的消失，原先的“革命文人”纷纷将小说作为遣情游戏的工具。民初小说从一开始，调子就是低沉的，缠绵徘恻的，并没有格调高昂的如《新中国未来记》、《狮于吼》之类的作品问世。它仿佛已经预感到辛亥革命的失败，“民国”的名存实亡。
这时由于有着“言论自由”，某些小说家的“文”和“小说”的界线分得很明，他们在文章中掊击时政，攻击袁世凯，却把小说作为遣情游戏的工具。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推行专制统治，对报刊的迫害，较晚清更甚，租界当局也为虎作伥，配合袁世凯促使《民权报》被迫关门。“共和国”名存实亡，“约法虚设，所谓言论自由者，孰则能实践之”?[1 ]知识分子颓唐、彷模、落伍乃至背叛者，大有人在，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便沿用屈原的“美人香草”，李商隐的迷惆式爱情无题诗等传统，抒写自己政治上失意的感受，创作“哀情小说”，借爱情悲剧，浇自己的块垒，用曲折的方式表达他们复杂的心情。刘铁冷便曾感慨；“近人号余等为鸳鸯蝴蝶派，只因爱作对句故，……然在袁氏淫威之下，欲哭不得，欲笑不能，于万分烦闷中，借此以泄其愤，以遣其愁，当亦为世人所许，不敢侈言倡导也。”[2 ]政治上的压制束缚助长了以小说遣情的倾向，而这种表达寄托的方式，也具有强烈的士大夫传统文化的色彩。
因此，民初小说家绝大部分都是“民国”的拥护者，他们反对专制制度，希望维护“民国”的尊严。包天笑觉得民初小说家的态度，大体上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 3 ]李涵秋也在小说中提出：“大家齐心竭力，另造一个簇新的世界。”[4 ]
其实，民初小说界以小说遣情也是晚清的以小说治国救亡的小说观念的必然归宿。“小说界革命”断言“欲新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将中国社会之腐败，归结为小说之腐败，把创作“新小说”作为“治国平天下”的途径，可是，中国社会事实上决不可能因为若干部“新小说”的问世而得到改观，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作家与读者的期望值越高，其失望也就越大。由于“新小说”的小说观念实际上并未建立在表现人生的艺术基础上，一旦鼓吹的小说政治功能被社会实践所否定，小说家在失望之余，便只有向传统小说观念回归来填补政治小说留下的价值真空。小说家的这种失望，在民初表现得十分突出。曾经在晚清翻译《身毒叛乱记》，试图以印度成为殖民地，遭到英国残酷统治的惨痛教训警告国人的包天笑，在民初曾失望地叹息：“则曰群治腐败之病根，将借小说以药之，是盖有起死回生之功也；而孰知憔悴萎病，惨死堕落，乃益加甚焉!”民初社会更加腐败的现实，促使小说家怀疑“小说界革命”鼓吹的小说功能：“呜呼! 向之期望过高者，以为小说之力至伟，莫可伦比，乃其结果至于如此，宁不可悲也耶!”[5 ]如果说晚清的黄摩西、徐念慈对以小说为教科书的做法已经提出批评；那么，民初的包天笑则是干脆从小说社会功能的实践上否定了“小说界革命”的宣传。既然以小说“治国平天下”的“新小说”设想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而小说界又尚未产生一种为大家广泛接受的新的对小说价值功能的解释，小说向传统的“旧小说”观念寻找依傍，便成为十分自然的趋势。
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认为：小说是“闲书”，供人消遣娱乐的，因此作者和读者都将它看成是一种“游戏”，用轻率随便的“戏作”态度来对待。以小说作为消闲的娱乐品是中国小说的固有传统，只是它在民初有了新的发展。它在上海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吸收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因而具有了与传统有所不同的新内容。其实，对于西方的小说传统来说，将小说作为消闲的娱乐品也是中世纪小说的特点。即使在18 及19 世纪西方小说实行近代变革之后，将小说作为消闲的娱乐品的小说观念仍然继续存在，随着近代大都市的兴起，它们作为通俗小说其作品数量远远超过严肃小说，某些严肃的纯文学作家也持类似的小说观念。中国近代翻译家在开始翻译外国小说时，常常将一些通俗小说作为名著介绍进来。林纾把哈葛德视为与狄更斯一样的小说大家，恽铁樵将创作《福尔摩斯探案》的柯南道尔作为“欧美现代小说名家最著者”。晚清在引进外国小说的同时，将某些视小说为消遣品的西方小说观念也介绍进来。林纾在晚清翻译了美国著名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小说。《拊掌录》(《见闻杂记》) ，欧文在小说中针对那些要求小说传授学问的读者，阐明他的创作宗旨道：
须知当此文明时代、人生睹物竟之思，竟而不胜，则抑抑如有所失，额上或多皱纹。脱见吾书而竟得单展然一笑，使皱纹立为消褪者，不已足乎! 或目既见吾书，而爱群之心或动，稍生其敬老怜贫之思者，则吾书亦不为无益于社会也![6 ]
欧文表达的创作宗旨极易为中国小说家所接受，因为它与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完全是相通的。民
初小说家大半所持，即是这种小说观念。
王国维在晚清介绍了叔本华的文学观念，并把它成功地运用到《红楼梦》评价上。叔本华主张文学是人生的一种消遣，是对充斥人生的欲望不能满足之苦的一种解脱。民初小说家受到王国维、叔本华等人的影响，与古代小说家相比，他们的游戏消遣观念显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最大的变化即是：他们的以小说为游戏消遣的观念是同他们的人生观连在一起的，他们是职业小说家，这在业余戏作的古代小说家是难以想象的。
这时的小说刊物常常将人生世界都看成是一场游戏：“不世之勋，一游戏之事也；万国来朝，一游戏之场也；号称霸王，一游戏之局也。”[7 ]20 年代初，周瘦鹃做过一篇《< 快活> 祝词》，宣扬“现在的世界，不快活极了，上天下地，充满着不快活的空气，简直没有一个快活的人。做专制国的大皇帝，总算快活了，然而小百姓要闹革命，仍是不快活。做天上的神仙，再快活没有了，然而新人物要破除迷信，也是不快活。至于做一个寻常的人，不用说是不快活的了。在这百不快活之中，我们就得感谢快活的主人，做出一本快活杂志来，给大家快活快活，忘却那许多不快活的事”。[8]这段话历来被文学史家作为鸳鸯蝴蝶派逃避现实的宣言，颇能代表民初小说家的思想状况。这种对现实的逃避，显然带有人生观的意义，尽管它是消极的，并不足取，但与中国古代仅仅将小说作为瓜棚豆架下的闲聊，茶余酒后的“以资谈助”，并不完全相同，倒是有点接近叔本华以文学解脱人生痛苦的看法。只是民初的小说家仍从传统意义上理解“消遣”，把“消遣”作为“快活”，寻开心，因而难以在人生的深处开掘探索，往往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与叔本华对文学的要求大相径庭。
因为对小说的轻视，没有在艺术上确立小说的地位，粗制滥造常常成为民初小说的特征。上海城市的“赶时髦”浪潮浸染了小说界，一部小说一旦畅销，小说家便趋之若鹜，竞相仿效。一位作家一旦成名，成为畅销作家，便常常按照市场的需求，连篇累牍，不断炮制作品。李定夷创作生涯不到10 年，却创作了长篇小说40 多种。李涵秋在短短的15 年内，就创作了1 000 多万字的小说。他们都是民初最著名的小说家，其创作速度远远超过晚清的多产作家吴研人。言情小说形成浪潮后，模仿之作充斥小说市场，以至连某些著名的小说家也深为感慨：“呜呼! 其真能言情邪? 试一究其内容，则一痴男一怨女外无他人也；一花园一香闺外无他处也；一年届破瓜，一芳龄二八外无他时代也；一携手花前，一并肩月下外无他节候也。如是者一部不已，必且二部，二部不已，必且三部四部五部以至数十部。作者沾沾自喜，读者津津有味，胥不知小说为何物。”[9 ]
于是，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文学创作不再是一种创造，而变成了批量生产的商品。这种“媚俗”的创作态度，决定了大部分民初小说家难以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创作出高水平的探索人生真谛，引起读者深思的杰作，无论他们创作的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也无论他们心目中的读者对象是市民还是士大夫，这种“媚俗”的创作态度就决定了作品“通俗”的性质，它们不可能承担领导文学前进的使命。民初小说总的水准不高的原因即在此，民初小说家在五四新文学崛起之后纷纷成为通俗小说家的原因也在此。
晚清“小说界革命”以小说改良社会的创作宗旨是从中国士大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文以载道”、“以文治国”的文学观念糅合而成的，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虽然它也学习日本、西方，其观念的核心却是中国的。它为士大夫成为小说家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根据，使小说家得以向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理想认同，使小说得以侧身于文学之林。因此，民初小说家虽然在实践上意识到“小说界革命”夸大了小说的作用，向传统小说观念的游戏消闲复归，但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阻止他们完全回到传统小说：一是他们大多是在“小说界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耳濡目染晚清小说的影响已经形成心理定势，难以完全割断。二是他们既以小说为职业，总要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据，他们没有确立艺术的本体价值，又不愿也不可能回到士大夫创作了传统小说却不敢署上真名，甚至不敢让人知道的那种状况，所以他们舍不得丢掉“小说界革命”确立的小说价值。民初小说家并未完全放弃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创作宗旨：李涵秋对其弟李镜安说：“我辈手无斧柯，虽不能澄清国政，然有一枝笔在，亦可以改良社会，唤醒人民。”李定夷觉得“欲求移风易俗之道，惟在潜移默化之文，则编译新小说以救其弊，庸可缓耶”?[10 ]就连公开宣称小说是“俳优下技”的徐枕亚，论起小说之益来，居然也举起“改良社会”的大旗：“小说之势力，最足以普及于社会，小说之思想，最足以感动夫人心，得千百名师益友，不如得一二有益身心之小说。”[11 ]在这些主张中，都明显打上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印记。有的小说刊物，也重复“小说界革命”对小说的论述：“小说界于教育中为特别队，于文学中为娱乐品，促文明之增进，深性情之我刺。”“小说界以罕譬曲喻之文，作潜移默化之具，冀以挽回末俗，荡输新机，一曰救说部之流弊也。”[12 ]这些现象本身便证明了“小说界革命”虽然早已进入低潮，但它在公众心目中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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