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近代以降，始终贯穿了一条文明与愚昧、先进与保守、科学与迷信……质言之，便是改革与守旧的激烈斗争。活跃于晚清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维新派革命派都曾在这场斗争中展试身手，他们在理论上呼唤倡导改革，在实践上勇敢地投身于社会改革事业，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诚然，他们是带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登上舞台的，而且其后又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和转化，但肯定他们在一定历史阶段内以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推动社会发展的先进作用，这一点当是没有异议的。
有意思的是，他们在从事自己所选择的改革事业时，如同他们的前辈龚自珍、魏源等一样，毫无例外地都同佛教文化保持了密切关系。如梁启超所说：“丙申、丁酉间……当时我辈方沈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所谓经典者，盖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是不是表明在佛教文化同改革者的思想和创作中间存在着什么联系呢？假如是，又是一种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的联系呢？正是这一费解的现象，引起了本文作者的浓厚兴趣。
一 对待佛教文化的独特视角
在清末维新派、革命派那里，他们的文化系统同他们的思想系统是完全统一的。他们把自己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要求写进了奏疏、政论、答辩；在这同时，他们又把产生这种观点、要求的思想基础和情感基础写进了诗、词、散文、书简。透过文学作品，可以相当清楚地窥视到当年这班改革者复杂而微妙的心态。而在他们所遗留下的全部作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反映出佛教思想对他们的深刻影响。
从表层看，这种影响下的文学创作至少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
首先，他们在吸收佛学精华建筑自己的思想体系时，采取了极富创造精神的灵活姿态。他们既不把学习对象看作一成不变的僵死的东西，也鄙弃那种冬烘先生似的学究气。他们所构筑的佛学世界，具有更为博大、更富有生机的特色，能把各种旧学新知融合贯通而浑然构成一体。有如谭嗣同所说：佛教可以“极地球上所有群教群经诸子百家，虚如名理，实如格致……无不异量而兼容，殊条而共贯”（谭嗣同《仁学》）。
这种治学上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态度，反映了他们不拘一格、透彻领会时代运会的禀赋，正是一切时代先进分子所共有的特征。
正是由于这样的思想特征，他们创作的那些富有佛教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也表现出勃勃生机。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如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佛与禅仅是他们悲叹人生无常、寄托个人感慨的载体：“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东坡集》卷十）、“愿君勿笑反自观，梦幻去来殊未已。”（《东坡集》卷十一）在改革家那里，佛教文化成为他们健全个人心智、从事思想启蒙的有效武器。谭嗣同在其赠给梁启超的一首诗里说：“虚空以太显诸仁，络定间浮脑气筋。何者众生非佛性，但牵一发动全身。机铨地轴言微纬，吸力星林主有神。帝子梯西无著处，智悲香海返吾真。”（《谭嗣同全集》卷四）在这里，谭嗣同对佛学佛理作出了全新的理解与解释，他应用佛教经义融汇新科学文明，从中看出了古代哲学与新文明之间的相通相承之处，最后又归结纳入到对当前社会的思考，表现出献身于改革事业的一腔热忱。
在康有为的诗歌里，佛教文化同样表现为一种积极因素，基本上是促进了而不是抑制了诗人的社会改革思想。光绪十五年，北京的祈年殿被雷电击中焚毁，时人迷信，以为是上天示警，纷纷要求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康有为以诗记此事：
古佛无灵，僮仆无声，先生独坐，长夜五更。转大地于寸窍，噫万籁于碎琼。沧海飞波黑山横，帝坐炯炯接长庚。鼻孔喷火灭日星，羲娥辔走为之停。囚蹙百怪踏万灵，天龙血战鬼神惊。神鼠蹴倒双玉瓶，金轮忽放大光明，万千世界莲花生，先生开眼但见秋虫唧唧佛殿灯焰青！
在众心惶惶之中，康有为却为之精神振奋，暗暗感到高兴。在他看来，火灾恰是运会转变的前兆，预示着帝党将要得势，改革事业会出现新的机遇。他借用佛家典故表现了自己的这种心情。所谓“金轮”，乃佛教之宝，据《俱含论十二》：“东方忽有金轮宝现，其轮千幅……舒净光明”。“莲花生”一语，据佛教说在宝莲华中包藏着无数微尘般的世界，亦即西方极乐世界。此诗把祈年殿火灾看作是佛眼忽开，顿时大现光明，暗喻时来运转，改革事业定将呈现出不可遏制的蓬勃生机。显而易见，佛教文化是以一种被肯定的文学意象出现的。
其次，学佛治佛还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丰富、发展了他们的心灵世界。
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他们都异常忠诚于自己的政治抉择，对事业表现出无比执着的热忱。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章太炎等，都曾经为了政治事业倍受迫害。或者颠沛流离，九死一生；或者身陷囹圄，饱受牢狱之苦；有的更为社会改革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但在这同时，他们又都有一颗异常开放、异常自由的心灵。他们谁都没有因为政治原则而牺牲掉个人的意志自由，他们决不允许让自由心灵屈从于某种外在意志。谭嗣同的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就既表现了烈士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豪迈情怀，又充分地展示了心灵世界的博大充实、自由不羁。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者们这种良好的个人修养，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得益于佛教文化的浸润。如梁启超所说：“观《楞伽记》，于真如生灭两门情状，似仿佛有所见，然不能透入也。大为人事所累，终久受六根驱役不能自主，日来益有堕落之惧。”（转引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这段话在讲述自己的学佛体会时，充分反映了佛学对于发展个体心灵的重要作用。
改革志士们的这种精神特征，体现于文学创作上，分外生动感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偕同门人避地日本，去箱根游历，于下榻的旅馆曾手书一诗轴，中有句道：“明明如月心难掇，历历微尘劫未灰”。五年后，他的门人们重游旧地，重睹诗轴，不由感慨万千，一个叫狄平子的当即和诗一首，其中有两句说：“即物即心犹有著，度人度我总多情。”（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四二》）两诗都以佛家眼光，从宏观上对运转不息的世界发出深沉的慨叹，游心于九皋之外，衷心向往于一种彻底解脱的高层境界。
他们有时候又从微观上探究生活，于琐细处体悟事理。黄遵宪的《己亥杂诗》中写道：“日光野马息相吹，夜气沈沈万籁微。便到无闻无见地，众虫仍著鼻端飞。”“乱草删除绿几丝，旧花能换日新红。去留一一归天择，物自争存我自公。”诗人有感于人生如白驹过隙，时间短暂；在短暂的生存期间内又要进行激烈的竞争，于是一反在激烈政治斗争中那种飞扬踔厉的姿态，而对更深一层的人生终极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此诗好似诗人在经过大半生的奋斗搏击后所进行的深刻反思，最后以“去留一一归天择，物自争存我自公”作结，虽与维新大业无关，但也自饶深意，发人深思。
改革者在进行共同的改革事业时，又各自保持了自身内心深处的一角自由天地。但什么是自由？对于真正的自由者来说，自由往往体现为更多的困惑。有位名叫公耐的维新诗人写过四首《发心学佛》诗，其中许多地方都表现了为困惑缠绕的心境：“无端事事为干忙，憔悴尘寰孰圣狂？不悟尔身非尔有，遂穷人智护皮囊。”“声声口口说参禅，话到修行尽枉然。窠臼深时藤葛盛，重重爱网转相缠。”这里虽然大体上不脱佛家色空观念，但也表现了一代改革者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的自我矛盾、自相冲突。
二 认识论与社会观
假如深入到认识论的层次，可以发现，如同龚自珍、魏源等，维新派和革命派受佛家哲学的影响濡染同样是极为明显的。龚自珍论性，强调“以心为依止”，认为“念外无佛，佛者念是。佛外无念，念者佛是。无量强名，从此安立。无量强义，从此发生。”（见《龚自珍全集》第六辑）梁启超进一步明确提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饮冰室合集·自由书·唯心》）谭嗣同的表述更为全面。他说：“见生灭者，适成唯识。即彼识藏，亦无生灭。佛与众生，同其不断。忽被士识所执，转为我相。执生意识，所见成相”（谭嗣同《仁学》）。
由此可见，他们都十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心”的作用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谭嗣同全集·卷三》）。勿庸讳言，这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哲学。但强调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却使他们获得了两种极可宝贵的品格。一是使他们极端重视人类文明与智能，在认知行为中强调摒弃愚蠢与迷信，以卓富智慧的头脑和目光观察认识客观的物理世界。梁启超推崇佛教，认为它有六大优点：智信而非迷信，兼善而非独善，入世而非厌世，无量而非有限，平等而非差别，自力而非他力。这里就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分析和思辨能力。二是使他们极端重视个人品德的修养。一般地说，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养，受佛教认识论的影响，他们更进一步高度地张扬主观能动性，尤其重视提倡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早年的龚自珍宣称：“我如狮子王，一切无畏。”维新派、革命派所从事的事业比之当年的龚自珍倍加艰难，因此，对改革者主观修养的要求也更高。事实证明，他们也的确无愧于时代的要求。梁启超说：“天下之境，无一非可乐可忧可惊可喜者，实无一事可乐可忧可惊可喜者。乐之，忧之，惊之，喜之，全在人心。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梁启超《饮冰室合集·自由书》）对世事的认识上升到这样的水平，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由此可知，维新变法失败后。有一批志士甘心舍身求法，以一身为天下表率，做出那样辉煌壮烈的举动，正不是偶然的。
维新派、革命派这种主观精神上的特色，为他们的创作增添了极为瑰丽的色彩。他们明知继续坚持行进便会走上绝路，但依然要作绝望的抗争，一念之诚鼓舞激励着他们，甘于作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牺牲品：“举国皆我敌，吾能毋悲？吾虽悲而不改吾度兮，吾有所自信而不辞。……君不见，苏格拉底瘐死兮，基督钉架，牺牲一身觉天下，以此发心度众生，得大无畏兮自在游行。”梁启超的这首《举国皆我敌》，慷慨悲壮，可以说道出了所有改革志士们的心声。
康有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具有更为深刻的理论色彩，他以为，“全世界皆忧患之世而已，普天下人皆忧患之人而已，普天下众生皆戕杀之众生而已。苍苍者天，抟抟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康有为《大同书·绪言》）改革者与如此沉重的黑暗抗争，若是没有一定的主观战斗精神做支撑，那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改革者所拥有的，也就这么一点主观精神。但这是极为宝贵的精神。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直至后来的几代革命者，改革事业绵绵不绝，赖以不堕；一代又一代的先驱者虽迭经挫折而九死未悔，所依赖的也就是这种强毅的主观精神。正由于此，康有为在理性上充分认识黑暗势力无比强大的同时，却并不为这种强大所震慑；相反，他倒能鼓起勇气，投身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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