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的创作极好地反映出了他们的这种心态，所谓“须弥反觉芥子宽，无芥不知方丈室”（《康有为诗文选·在桂林得佳石示桂中学者》），所谓“乘愿八千诸天返，众生不救欲何之”（见康有为《游存庐诗集》）。在表现出一个悟透了生死大道者的高度睿智因而彻底无所畏惧的胸怀。梁启超在其《志未酬》诗里借用佛家经义，表述了“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的情怀后，俯往仰来，深深为百年一瞬，所成就者极其有限而悲哀；但即使如此，诗人并不堕入古诗人的老路，表示“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在这里，佛教的空观没有使他感到世事之不足恃、不可为；勿宁说，倒是更加督促他积极奋发，通过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价值。

改革者的内心世界又是极端复杂的，有积极振作、誓死为振兴国家效力的一面；同时，也有深感人生艰难、生命神秘难期、因而不免悲观的另一面。当他们为这种难以摆脱的精神矛盾深深地感到痛苦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的宏伟抱负难以施展、事业遭遇挫折、因而如同置身于沙漠之中深感寂寞的时候，他们特别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可以说，这一批人，他们的所长在精神世界，他们的所短也在精神世界。他们是一代思想启蒙者，是黑暗蒙昧社会中的精神界战士，从这一点说，他们是精神强者；但是，他们在向别人进行思想启蒙的时候，自己也需要找到同等层次的精神感应；他们在向社会灌输新的意识新的观念的时候，自身也需要源源不断地输入新鲜精神营养。然而现实是，他们既找不到足以和他们进行思想的对话者，同时，也极其缺乏必要的思想营养补充，就这一点说，他们又是精神的弱者。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既未能找到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佛教哲学便成为慰藉他们寂寞心灵的最好选择。佛家以色空观念为核心的本体论，给他们摆脱无能为力的现实窘境找到了哲学依据，空幻观念渗入孤独的心灵，两者间出现了高度的和谐状态。一八八九年冬初，落第的康有为出京后漫游庐山写下的一首《庐山谣》，便可看作这种情况的充分表现：

紫汉吹落青芙蓉，随风飘堕江之东……尔来一万四千岁，白头昂首啸鸿蒙。我来经丧乱，九十九寺皆在焚劫中。瀑泉又已枯，秀色减昌丰，惟有重崖与迭嶂，苍翠合匝转无穷。陶谢述妙作，幽人不可逢。长卧龙潭石，醉欲骑苍龙；青鸾未能驭，白鹿已无踪。夜投东林访远公，殿字陊剥瓦砾封。诚悬北海残碑在，古佛露坐似惭居尊无寸功。长萝盖山林蒙茸，天黑虎啸荡惊风，万籁笙竽泻青松，塔铃夜语不闻钟。宵深月出山径白，虎溪之水鸣潺淙，似闻山鬼说法谈空空。考试下第，幞被出京，雄心壮志如水东流，不用说，此际诗人的心中是极不平静的。但这首诗，却写出一种十分高远的意趣。诗人先是以浓笔重彩描画了庐山的绚丽多彩，然后着重写出了他对沧海桑田、人事兴替嬗变的哲理感受，诗人悟到的是佛家不厌其烦反复宏扬的空空观念。因而，当天黑虎啸、松涛低吟、溪水琤琮、月出东山之际，他别无所感，只是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似闻山鬼说法谈空空”，一语把陶、谢、慧、李、柳乃至大千世界的一切一下子轻轻打发干净了。但这轻轻的叹息声音绝不使你沉重，相反，你倒可以从中体验到一种解脱后的快感。在心灵被现实生活挤压得过分窒闷、被层层枷锁绑缚得过分疲累的时候，是需要将身一摇摆脱负担以求取一点轻松和安宁的，对于改革者来说，佛教文化正好发挥了这样一种作用。

受佛家“空观”本体论的影响，一代改革者的生死观也不免涂抹上浓重的佛教色彩。

佛教从理论上以有生为苦恼，以涅槃为追求的极境，怖生乐死。改革者们虽不至如此，却也不把生死二字十分看重。他们在现实中不轻视生命，追求所谓涅槃境界；他们明白，既然本体上都是虚空，那么，涅槃在本质上也必然是空的，净土极乐云云，无非是佛祖传道，为了教化世人而虚设的一种境界。虽则如此，他们却也并不因而就乐生畏死，死，在他们看来，并不那么可怕，生灭轮转，乃是自然法则，任何人都无可避免。

正是了然于此，积极为事业奋斗的改革者，在对待生死问题上，比起真正的佛教徒来，似乎还要超然。他们热爱生命，同时也坦然地对待死亡。谭嗣同年轻时修习佛法，在南京汇刻《莽苍苍斋诗》，集中有《感旧》四首，其中的三首集中抒发了对生死二字的看法：“无端过去生中事，兜上朦胧业眼来。灯下髑髅谁一剑，尊前尸冢梦三槐。金裘喷血和天斗。云竹闻歌匝地哀。徐甲倘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桐花院落乌头白，芳草汀洲雁泪红。再世金镮弹指过，结空为色又俄空。”“柳花夙有何冤业，萍末相遭乃尔奇？直到化泥方是聚，只今堕水尚成离。焉能忍此而终古，亦与之为无町畦。我佛天亲魔眷属，一时撒手劫僧祗。”诗意极为苍凉沉痛，从“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直到化泥方是聚，只今堕水尚成离”诸语看，全诗似有所指。但作品中流露更多的，还是关于生存与死亡问题，一则曰“愿身成骨骨成灰”，继则曰“结空为色又俄空”，最后又说“我佛天亲魔眷属，一时撒手劫僧祇”，虽语语似隐含奇痛，但皆以超色界了生死的佛家境地为依归。故而梁启超虽认为此诗为“遣情”之作，但却“字字皆学道有得语”（《饮冰室诗话·二》）。谭嗣同后来在变法失败后，挺身而出，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在生死关头表现出那样一种超人的气概，固然是维新志士献身事业伟大人格的表现，但追根求源，其中未尝没有受佛教影响而超然于生死的成份。谁都知道，在当年那班志士中，感情最丰富、最激烈、而对佛教又最虔诚、沉迷最深的，就是谭嗣同。可以说，那一代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理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佛教意识和佛教文化的参与下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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