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起他们的前一代人，清末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社会观，有一些极为明显的变化与发展，形成了鲜明的独特色彩。

极其突出的一点是，新一代改革家接受了现代平等、自由的观念，构成他们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们在阐述自己的这种平等自由观念时，又往往与佛教的众生平等、普度众生学说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极有特色的、近代中国式的社会平等自由思想。康有为苦心构筑的大同世界，就既有西方乌托邦色彩，同时，也是佛家西方极乐世界在人世的投影。他在《大同书成题词》诗里说：“人道只求乐，天心唯有仁。先除诸苦法，渐见太平春。——生花界，人人现佛身。大同犹有道，吾欲度生民。”在这里，“天心唯有仁”的儒家学说与佛家人人平等、皆有佛性的教义统统与现代新思潮奇妙地统一到了一起，构成一套完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平等自由观念。

康有为的这种平等思想，为所有的维新派志士所服膺，并还极大地影响到革命派人士。谭嗣同、章太炎力倡自由平等观念，诚如论者所说，他们的自由平等思想一部分来自庄子的道家学说，另一部分则来自佛学。平等的理想与不平等的现实之间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就越发激起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于是怀着佛教徒一样的虔诚与热情，企图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普救众生，最终建设起一个完全自由平等的美好社会。在他们的创作中，这一部分应该是最有光彩的。这里有崇高的牺牲献身精神，有近于疯狂的宗教热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佛家的舍身求法精神便是他们这种献身精神所由产生的渊薮：“佛法以救度众生为根本，以檀波罗密为首义。克己时，当以蝼蚁草芥粪土自待；救人时，当以佛灭圣贤帝王自待，即吾孔孟救世之深心也”（《谭嗣同全集·卷一》）。谭嗣同的这段话，正是他后来做出那种惊天地泣鬼神壮烈行动的最好注脚。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写的一首题为《志未酬》的诗里说：“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也不断如乱丝”，另一首《挽诗》写道：“国权堕落嗟何及，来日方长亦可哀。变到沙虫已矢幸，伤心还有劫余灰。”面对流血与死亡，他壮志不改，犹以为民请命的先驱者自期。梁启超更为感人的作品，当属写于戊戌政变前的一阙词：“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梁启超诗文选·水调歌头》）词旨极为慷慨悲壮，写尽了壮志难伸、年华空逝的少年情怀。作品最后之“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一语。则又把作品的思想境界垫高了一层。按维摩，即维摩诘，《维摩诘经》中说他是昆耶城中一位大乘居士，和释迦牟尼同时。尝以生病为由，向释迦派来的舍利弗及文殊师利等宣扬大乘精义，为佛典中现身说法，辨才无碍的代表人物。此处引用这个典故，意谓愿意以维摩诘为楷模，替众生承担一切苦难。着眼于救度众生，这就使近代的改革事业与传统立德立功立言的个人事业有了明显的区别。

最不可忽略的是，近代改革家们在其社会观中，还溶进了以现代科学文明为基础的进化观念。看到人类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始终一刻不停地向前进化发展着，决不会永远停留于一个水平，一种社会形态，既不会出现贪婪的统治者所希冀的“万世一系”的政统，也绝不会出现如传统知识分子描述的文、武、周公、孔子以来代代相承的道统。这就使近代改革者同传统知识分子严格地区别开来。

需要指出，与现代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进化观不同，他们也在其中渗透进了佛教文化的因素。他们的进化观中，既有生存竞争、优胜劣汰、在竞争中不断发展提高那样的科学成份，也有佛教所弘扬的因果轮回那样的宗教成份。梁启超在其所著《康有为传》中阐述康有为的思想，说“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明显地肯定了进化观念在康有为思想中的地位。这几句话因为主要着眼于进化论本身，因而没有对佛教思想的影响作出说明。不过，如果结合康有为自己的作品看，问题就十分清楚了。他的一首《苏村卧病写怀》诗中写道：“纵横宙合一微尘，偶到人间阅廿春。世界开新逢进化，贤师受道愧传薪。”（《康有为诗文选》）另一首《大同书成题词》写道：“千界皆烦恼，吾来偶现身……百年无进化，大地合沉沦。”（同前）两诗都涉及到“进化”，后一诗且指出一惊心动魄的事实：中国百年来毫无发展，倘使再不“进化”，势必要沉没沦亡、万劫不复！两诗在谈进化时，都与佛教挂起钩来，把进化观念纳入到了佛教的思想体系中；反过来说，也就是用了佛家关于生灭轮回运转的眼光来观照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规律。其实，早在此前，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就相当热情而又未免过于天真地设想：一旦社会由据乱世、升平世“进化”到大同世界，便会“佛学又兴，其极也，则有乘光、骑电、御气，而出吾地而入他星者”，“去乎人境而入仙佛之境”。观此，可见佛教文化是多么全面而深刻地影响、规范了一代改革者的思想。佛教文化启迪他们向着现代的科学文明贴近；与此同时，佛教又局限了他们，使他们不能最终完全走向现代科学文明。

这种情况，在另一位改革家、著名诗人黄遵宪的一首诗里表现得同样明显，而且具有更大的典型性。黄遵宪的这首诗名为《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载《人境庐集》），是一首七言抒情长诗，极为壮丽奇瑰。诗的前半部分极写瓶花颜色与姿态的多种多样、千奇百怪，后半部分则引哲理入诗，具体地说，就是把现代的进化论等新的观念意识引入诗篇，作了生动形象而又深刻透彻的铺写：

……众花照影影一样，曾无人相无我相；……地球南北倘倒转，赤道逼人寒暑变；尔时五羊仙城化作海上山，亦有四时之花开满县。即今种花术益工，移枝接叶争天功；安知莲不变桃桃不变为菊，回黄转绿谁能穷？化工造物先造质，控抟众质亦多术；安知夺胎换骨无金丹，不使此莲此菊此桃万亿化身合为一？众生后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动物植物轮回作生死，安知人不变花花不变为人？六十四质亦厶公，我身离合无不可；质有时坏神永存，安知我不变花花不变为我？千秋万岁魂有知，此花此我相追随；待到汝花将我供瓶时，还愿对花一读今我诗。梁启超评述此诗“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是为诗界开一新壁垒”（《饮冰室诗话·四》）。他没有谈到进化论，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疏忽。因为从全诗看来，构成作品内在精髓的，乃是一个“变”字。诗人花费了那么多词藻，动用了那么多现代自然科学知识，最终的旨趣何在？不过是想借瓶花来表明人世生活变易不居的道理。诗中讲到了时间的变：“飙轮来往如电过”；讲到了空间的变：“地球南北倘倒转……尔时五羊仙城化作海上山”；讲到了物物之间的相互转换：“安知莲不变桃桃不变为菊，回黄转绿谁能穷”；也讲到了人事之变：“安知人不变花花不变为人”。在肯定这种“变”亦即生物的进化现象时，诗人主要是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是科学的，所谓“六十四质亦厶公，我身离合无不可”，从化学元素不同的组合生成不同的物质，悟到了生物进化变革的道理；一是宗教的，所谓“众生后果本前因……动物植物轮回作生死”，又从佛教对因果关系的探究，找到了事物发生嬗变演进的哲学依据。诗人在这里所表述的进化观，实际表现了一代优秀知识分子努力摆脱蒙昧、探求新知的精神历程。正是有鉴于此，梁启超才从中看到了近代知识者与传统知识分子的绝大区别。同样是谈佛，“自唐人……至于苏（东坡）王（半山），其高雅之作，大半为禅蜕语。……不过弄口头禅，无当于理也。”而只有到了近代，象黄遵宪那种讲佛理的诗，才如石破天惊，真正“为诗界开一新壁垒”。

总之，近代改革者喜欢谈佛，其中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近佛的结果，并没有使他们走向清净无为的一路，如传统知识分子那样，满足于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恰恰相反，他们的积极参与意识倒是由此而变得愈加强烈、愈加火炽。康有为的一位得意高足汤觉顿写的几首《礼佛诗》中有道：“不离佛法不离魔，出世还凭入世多。好是音云演真谛，八千里下泻黄河。”“不言施报亦施报，不落言诠亦言诠。山僧自有山僧相，那得人间再与言。”（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五七》）诗中说“出世还凭入世多”，“不落言诠亦言诠”，与梁启超评价佛教是“兼善而非独善”、“入世而非厌世”，可谓不谋而合。

三 本体论与生死观

现在，假如再深入一步，从一个新的层面即本体论和生死观的层面，考察维新派和革命派与佛教和佛学的关系，我们会发现，问题又会呈现出另一番面貌。

佛家的本体论，归结到一个字，就是“空”。在佛家看来，一切物体色相都是虚幻的、暂时的。终归都要归于永恒的虚空。这一点，正为新一代改革者所激赏。他们除了热心从事改革大业外，还非常喜欢谈禅说法，从中体悟人生之深奥复杂。“运化细推知有味，痴顽未卖漫从时。”（梁启超《庚戌岁暮感怀》，见《梁启超诗文选》）在穷究人事物理的时候，他们从佛教中获得了特别多的启悟。梁启超在送给他的挚友蒋观云一幅照片上题诗道：“是我相是众生相，无明有爱难名状：施波罗密证与君，拈花笑指灵山上”（《饮冰室诗话·四七》）。诗中泯灭了人我的区别，以灵山会上悟透佛祖说法的会心人自许。蒋观云回赠梁启超照片上的题诗则说：“分明有眼耳鼻舌，一文不值何消说。如我自看犹自灭，暂留蜕壳在人间”（《饮冰室诗话·四七》）。蒋诗走得更远，谈空也谈得更为彻底。梁启超尽管以悟道人自居，但究竟还承认有个“我相”；蒋观云则连这一点也加以否定，自己似已觉察到自身的幻灭，那个现实中眼耳鼻舌俱全的肉体，不过是一存在期间极为有限的躯壳。

就连用世之心极强的康有为，也写出过情况类似的诗：“燃灯夜夜放光明，灯浪朝朝起大声。碧海苍天无尽也，教人怎不了无生。”（《七月偕铁君及家人从者居丹将敦岛灯塔》，《康有为诗文选》）这首诗写于一九○○年夏，正是戊戌变法失败、流亡于新加坡之际。诗人面对滔滔碧海、湛湛青天，顿生无限生灭之感，深深觉悟到自身生命的有限性。无生，佛家语，《圆觉经》中说：“一切众生于无生中”，《最胜王经》说：“无生是实，生是虚妄。”视有生为虚妄，无生反倒是绝对的真实，这正是从佛家本体论中引伸出来的结论。

从同一命题往往可以推导出不同的结论。佛家以色空为核心的本体论，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沿着它所指示的方向走下去，并非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另外别无选择；恰恰相反，事实上这里存在着多种可能提供选择。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是，有人因为悟到了四大皆空、人生只是一切虚幻的梦，因而看破一切，超然于红尘之外，唯求一心之安宁。这在传统知识分子中最为多见。毫无疑问，沿着佛教本体论走下去，这是最可能踏上的一条途径。然而，最多并非唯一，新的历史条件将会给新一代知识分子提供新的道路、新的选择。

喜欢谈空的近代改革者中的绝大多数，在这一问题上，便没有重蹈旧时代知识分子的覆辙。他们笃信一切皆空的佛家本体论，其结果是发生了两种较为显著的影响。一是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大无畏”精神，二是在他们精神痛苦倍感寂寞时为之提供了慰藉。

立志改革的先驱者们，大都具有极强的历史责任感，他们在投身于伟大事业的实践中时，早就立下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宗旨。但是，比起现实斗争中所呈现出的无比复杂性和残酷性来，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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